1986年4月26日当地时间1点24分，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第四号反应堆爆炸。
被释放到空中的辐射，相当于福岛核事故的14倍和广岛原子弹的400倍。大约有1650平方千米土地受到辐射。32人当场死亡，27万人患上癌症，其中致死9.3万人。前苏联共花费180亿美元处理事件，动用50万人参与抢救，疏散34万人。
可30多年过去了，仍有210万的白俄罗斯人住在辐射污染区，其中儿童有70万。
切尔诺贝利的时间停留在了32年前的1986，冻结为一座鬼城——
32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是前苏联的五星级模范城镇，居住着5万人，有美丽的红树林，有刚建成的摩天轮，有美丽琉璃画的高级餐厅，是当时能买到香奈儿五号香水极少地方之一。
32年后的切尔诺贝利，是时间静止的鬼城，锈迹斑斑的游乐场，从墙上长出树枝的房子，堆满防毒面具的幼儿园，树木疯长的森林中的房子，充满着诡异和悲凉的气息。（@peony）
直到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出现。
她用3年时间走过只剩下辐射和废土的切尔诺贝利，采访当年核辐射的幸存者与遇难者家属。
他们开口向她讲述他们的故事，她用他们的故事写出了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又名《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所以在上周，我们花了7天的时间，跟随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脚步，一起拼贴出了切尔诺贝利32年前的地狱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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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源自博库图书馆共读群书友评论
上期共读书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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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灾过后的地狱景观
切尔诺贝利，就像一个暗号，每个人听到都忍不住转头来看，用眼神写满了问题。（@小摇铃）
因为那是真正的死亡之地。
核电厂爆炸后，第一批参加扑火的一名消防员，在医院的最后两天，肺和肝的碎片从嘴里跑出来；在核污染区留下的一个老人，晚上便全身疼痛，像无数蚂蚁在爬的钻心疼；一个开起重机的清理人，变得像黑炭一样黑，整个人缩水到只能穿童装；一个女孩，出生时不是婴儿，而是一个小袋子，除了眼睛没有任何开口；一位摄影师，看到美丽的苹果花、紫丁香却什么气味都闻不到......
大自然也变了。
金龟子和蚯蚓完全消失；蜜蜂呆在蜂箱里不愿出来；鸡冠不是红色而是黑色；牛奶凝结成白色粉末；刚出生的小羊是人们这辈子见过最丑陋的东西。（@peony）
整个世界就像是“童话”、世界末日般的童话——那么的不切实际、那么的遥不可及；然而又是那么的近在咫尺、那么的切肤之痛。（@Grace）
可灾难远远不止于此。
核辐射泄露带给人们的，除了肉体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恐惧与绝望。切尔诺贝利的幸存者们害怕突然哪一天自己身体又受到伤害，害怕死亡突然降临到自己或是亲人身上——
有一个清理人不肯离开帐篷，穿着塑胶衣睡觉，被骂是胆小鬼，还被开除了党籍，可他只是为了活下去；
一个女孩和未婚夫都已经注册登记了，未婚夫的妈妈发现她是切尔诺贝利的难民，于是向她发问：“你可以生孩子吗？”还说了一句，“对某些人来说，生孩子是一种罪孽”；
一位回到工厂工作的清理人，因为经常生病请假被裁掉，当他去找厂长理论，自己曾被派到切尔诺贝利做清理工作，是他们这些服从命令、义无反顾的清理人救了无数的人，然而厂长大人无情地说了一句：“我们又没派你去。”（@peony）
一句句幸存者的话还原出核灾难的画面，一个个透过着血和伤的字，就算过去这么多年仍然刺痛着心灵。（@舞风华）
国家层面的巨大谎言
而在这整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中，最遭人诟病的是，灾难发生后，苏联官方的反应不是立即施救，而是习惯性地掩盖。
核电站附近的儿童在事发后第二天仍照常上课，直到一天半后才撤离。整整18天后，民众才苦苦等来政府的回应，并且这个回应还相当的轻描淡写。（@郑为理）他们说：
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事故的影响。
我们会对事后的处置实施救援。
我们已成立了专门的政府委员会。
一切状况都在控制之中。
为了输人不输阵，避免“西方想要制造恐慌，编造和这次意外相关的谎言”，苏联政府多方隐瞒事实，致力于粉饰太平。
可也正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
灾后救援偏离了正常的思路和轨道，引发了更严重的次生灾难：民众、专家、军人，不清楚核辐射的危害，他们懵懂地在核电站周边生活和游玩，在没有足够装备情况下，以战时的思维和模式，参加撤离或参与救灾，无数无辜的生命凋零在与核爆没有关联的意识对抗中。（@wumin）
一位深爱着自己消防员丈夫的妻子，在核爆炸后，她的丈夫成了第一批去救援的消防员。这批消防员只穿了衬衫出勤——
因为政府没告诉他们核爆炸事件，他们只知道去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第二天，丈夫就被送到医院。妻子看到丈夫全身肿胀，医生却谎称这些消防员是瓦斯中毒。
在妻子回家拿衣服的时候，政府把消防员用飞机转移到了莫斯科。政府想把家属骗走，不让他们在医院哭闹。
妻子一人找到莫斯科。她向医生隐瞒自己怀孕的事实，终于见到了丈夫。医生警告她不能靠近他，更不能抱他或亲他，但她不管。他们仍然相爱。
最后丈夫死的时候，她却因为去帮另两位消防员的妻子下葬她们的丈夫，而错过了和自己的丈夫告别。丈夫的遗体被装在密封的锌制棺材里，上面盖上水泥砖，安葬在莫斯科，不许带回家乡。
核灾清理者是英雄，他们把自己当做祭品献给国家和人民，可最后他们得到的却是被政府用谎言掩盖过的死亡，而他们的亲人则被告知：
我们无法把你们丈夫的遗体归还给你们。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就结束，阿列克谢耶维奇还试图进一步的将这个一直伪装的伤口撕得更大——
当生而为人的权利都无法保障的时候，所谓的公平和众生平等便也无从谈起。官员用三辆车运送自己的家当，却没有一辆车能送走孤儿院的孩子；有钱有权之人在第一时间逃命，而其余生灵只能在灾难面前挣扎与等死......
显然故事借由切尔诺贝利人之口想述说的，不仅仅是灾难本身以及国家责任，还有在灾难到来时，关于人性的思考。（@郑为理）
死亡地带孕育的希望
有人说，核灾“爆炸的不仅是反应炉，而是（苏联）整个价值体系”，与核爆相关联的体制和模式，已趋于式微。
可灰烬总能孕育希望，在黑暗恐怖的死亡地带，总会有闪亮的人性光辉，为我们带来新的曙光。
核爆后，亚罗舒克上校靠着一双腿和手里的辐射剂量计，走遍了反应炉和所有有辐射反应的区域，将高辐射的地点一一标记出来。完成这项工作后，他瘫痪在床。
佛多拉斯基上校驾着直升机“在反应炉上方三百米处飞行，每小时会受到一千八百伦琴剂量的辐射”，但“他坚持完成了一百二十趟飞行任务”，任务结束后，他英勇牺牲。
为使铀跟石墨的混合物不与水接触，避免发生毁掉大半个欧洲的核爆，一批士兵潜下水，将冷却用的水从反应炉下取出，之后他们很快就去世了。
“四百名不眠不休、在反应炉底下挖隧道的矿工”，“在高达五十摄氏度的地下赤身裸体，一边爬行，一边推着推车，而底下的伦琴剂量高达数百”。矿工们当然也活不久。
你看啊，亚罗舒克上校不是不知道政府在利用他，把他当机器人，但他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佛多拉斯基上校在摄入了超量辐射后，没有立即离开，直到额外训练了33名直升机驾驶员后，才平静地走向他的归途。
至于那些潜入反应炉下取水的志愿兵、还有矿工们，他们不是为了得到物质奖励才这样做的，“他们有着做出自我牺牲的准备，这份情操无人能比”。（@wumin）
切尔诺贝利是最可怕的战争，但仍旧存在这么些瞬间在灾难与谎言弥漫的废土中熠熠发光。
我们常说，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
可这些情操高尚的勇士的存在，又何尝不意示着这荒谬世间从来都不缺少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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