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文字狱，史上并不鲜见，历朝历代都有，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北宋苏东坡乌台诗案，明代的李贽案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说话、作诗、写文章不注意，导致得罪人，有的因党争，或者拍马屁拍错了，话说回来，这都是自找的，毕竟做什么都有风险，既然当了官，食人俸禄，忠人之事，这是必须的。
因此，几千年的官场，便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人称之为“官话”，为规避风险：即说模棱话，含糊话，两头堵的话，见风使舵的话，或者干脆不说话，少说话。
当然，即使是说错了话，也最多是当官的降职，顶多也是抓捕入狱，被砍头的还是不多。
然而，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却有一场纯粹是因为文字的东西，却引发出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康熙二年五月廿六日，即公元1663年6月31日，在杭州弼教坊广场上，千名囚犯集合在等候发落。清兵虎林军营内，上司法官摄人心魄的声音划破长空：“朱佑明，凌迟处死；庄廷钺，凌迟处死；李令皙，凌迟处死；……”“凌迟”“绞”“斩”等词不绝于耳。
被捆缚的犯人脸色苍白，浑身哆嗦，涕泗横流；围观者人人自危，两股战战，不敢正视；刽子手听到名字，随即将人押至刑场行刑。
霎那间，一颗颗人头随地乱滚，一片片肌肤被剐下，血流成河，惨叫声响彻寰宇。随之，罪犯家属被绳子拴着，赶上停在江边的官船，被发配流放到遥远的盛京（今沈阳），永世不得赎回。白发苍苍的老妪、怀抱婴儿的少妇、尚未成人的儿童呼天抢地，泪水横飞，闻之心酸。
同时，清皇上的圣旨明确了此案的惩处范围和力度，凡参与编书的、组织的、刻书的、装订的、印刷的、买卖的以及有书不上缴的，都必须处死刑。各家财产藉没。其男性家属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都获死刑，其妻女母婶等都被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做奴隶，犯罪情节较轻者的家属变卖给富家做丫鬟。那时的沈阳绝不似现在的繁荣，而是一片荒芜的狼藉之地，令人闻之色变，很少人能活着回来。涉案人员达数千人之多。
这就是史上最大的最凶残的文字狱案——《明史》案。
大家会问，仅仅是因为一本书的事情，有必要如此兴师问罪，大开杀戒吗？这就是清朝满人皇帝的标准，哪怕有一个字触犯禁忌，都是大逆不道，都得按谋反大逆罪来追究。几个关碍的文字，就等于一次起义造反大案。人家就是这样横，你有什么办法？于是，这些江南的士人，就因为一本小小的明史，遭人排头砍去，这么多人头落了地。
这案子的起因是，在浙江的吴兴南浔镇，有一家人十分有钱，有个富豪名叫庄廷鑨，闲得蛋疼，此人因病导致双目失明，有一次，突发奇想，要仿效历史上的一个盲人左丘明，他著写了一部《左氏春秋》史书。因此，大概他也想如法炮制一部《庄氏夏冬》的史书。
然而，他自己的能力有限，又没这个本事，于是买来人家的稿本（朱国祯明史遗稿），雇人加以删增，变成自己的。
其实，在乡下请人家弄本书，本来是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偏偏这时，有一个革职的知县吴之荣，听说他家很有钱，就想诈庄家一点钱，好去贿赂上司谋取开复，但庄家就是不买他的账，结果事闹大了。
结果皇上一查下来，大肆搜捕与《明史》相关人员。于是，编著者，校阅者，作序者、卖书者、买书、卖书、藏书者甚至刻书送书印书的人都遭到株连。前后共逮捕了二千余人。有的被株连九族，其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满十六岁者均应斩首，试想这是如何一个巨大的数字啊！而且“大凡看书、买书、藏书者甚至“订书刻书送版者，一应俱斩”，牵连多少无辜的冤魂！
一些官员也未能逃脱这场文字狱祸的劫难。有的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有的罢官，返乡归隐，有的收受贿赂、办案不力革职。
庄氏明史案发生在江浙，文人名士云集的江南，满清残忍没有道理的文字狱，令士大夫万马齐喑，对禁锢思想、抑制各种学术发展、扼杀人才，从而一些精英只好钻进故纸堆做考据，多数则迷陷八股制艺，丧失了对西方介入的反应能力，对近代中国落后埋下巨大的隐患，影响深远，直接导致晚清在西方的冲击各类面前，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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