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打好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扶貧工作，將其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中央還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全面指導做好扶貧工作。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在集中精力做好7000萬建檔農村貧困人口扶貧開發工作的同時，我們也應關注另一部分人群“脫貧奔小康”問題，即城市生活困難人群。
目前來看，我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數不足3000萬人，還有大量流動就業人員隨時可能陷入貧困之中，卻不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內，再加上因大病、子女上學、意外傷害、身體殘疾等原因而陷入貧困的城市居民，可以想見，5000萬城市貧困人口是一個保守的估計，他們的現狀需要全社會共同關注。
城市扶貧事實上存在，黨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國家的城市反貧困政策主要是積極的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城市幫扶的對象主要針對兩部分人群：一部分是沒有就業的城鎮低保人群，主要靠民政系統的救助；更多的應當是有工作但生活依然十分困難的職工，十分需要救助。而在這一方面，工會組織開展的幫扶和送溫暖事實上成為城市扶貧的重要載體。春送崗位、夏送清涼、金秋助學、冬送溫暖——一年四季工會幫扶在行動，在幫助困難職工的同時，實際上還起著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即參與治理城市貧困問題。李克強總理在中國工會十六大做經濟形勢報告時，明確提出工會送溫暖應在社會應急救助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應將送溫暖納入城市扶貧整體部署之中，納入社會應急救助體系之中，既要發揮好“政策幫扶、制度保障”這一城市扶貧主渠道作用，也要拓寬工作領域，保證資金投入，賦予工會幫扶更多的資源和手段，從而實現送溫暖的長效性和可持續性，確保扶貧幫困目標和效果最大化。
在治理貧困問題上，政府應該承擔主導責任，但不是“包打天下”。在政府主導之下，讓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各方一起參與，才能將“輸血”和“造血”有機融合起來，有效緩解城市貧困問題。
完善政府主導思路應拓寬。在救助理念上，應以貧困人群的切身需要和便利為第一選擇；在救助對象上，不應只限於戶籍人口，至少應當擴大到常住人口；在救助方式上，應改變多頭交叉現狀，將災害緊急救濟制度、醫療救助、流浪乞討人員救助、教育救助、臨時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逐步統一到同一平臺上；在救助水平上，最低生活保障應達到最低工資的40%左右，住房保障的範圍應覆蓋至少30%的中等以下收入群體，養老、醫療保險應對困難群體全覆蓋，等等。
強化社會協同作用應更“給力”。不同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我國在農村地區開展扶貧行動，城市則以政府救助為主，工會、殘聯、婦聯、共青團、紅十字會、慈善總會等社會組織實際上承擔了部分幫扶職能。特別是工會組織具有完善的幫扶中心網絡體系，觸角能延伸到街道和企業中，在幫扶城市困難群體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社會治理中有效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是我們國家的特點和優勢，同時也需要賦予這些社會組織一定的資源和手段，使其有一定的“能量”幫助黨政分憂解難。
公眾參與意識應叫響。一般情況下公眾參與城市貧困問題治理主要通過慈善捐助等方式，而在我國現狀並不樂觀。據媒體報道，2009年我國慈善捐贈佔GDP的比例僅為0.01%，今年的常規捐款數量大概能達到500億元，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完善的政策鼓勵是重要原因之一。這就需要有關方面在稅收減免、社會評價、媒體支持等方面給予更大的鼓勵，營造良好的氛圍，使參與慈善內化為公眾的自主意識，轉化成與現代社會進程相匹配的自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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