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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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的《梁启超传》出版之后，读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同时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我在“后记”中曾经表示，这本书充其量只是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就是意识到，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出版仅仅是个开始，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梁启超是个复杂的存在，要想全面、完整地了解、认识这个人，书写他的整个人生，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也是办不到的，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因此，在拿到《梁启超传》样书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新一轮对梁启超的阅读与思考，特别是在我自认为非常薄弱之处，比如西方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之类，就更加用心一些。

这时，有不少读者朋友和老师，都把读书时发现的纰漏和瑕疵陆续转告于我，有些遗憾之处，也希望能在再版时得到弥补。新版《梁启超传》中

我在旧版《梁启超传》中曾写道，章太炎为了促成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与汪康年的交往，劝慰他道：“洛、蜀交讧而终不倾入，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

有读者写信给我，希望再版时能对这句引文有比较详尽的说明和解释，以便更好地理解章太炎的用意。于是，修订时，我便添加了一段话：

“在这里，章太炎借宋朝故事劝慰梁启超。北宋新旧二党之争，神宗去世后，宣仁太皇太后执政，起用旧党，对新党进行打击迫害。同时，旧党内部矛盾加剧，分裂成朔党、蜀党和洛党。朔党以刘挚为首，蜀党与苏轼为首，洛党以程颐为首。宣仁死后，哲宗亲政，欲恢复新法，重新启用章惇等新党人物。他们便以恢复新法为名报复旧党。其后，蔡京当政，继续以变法为名，打击旧党。根据这段故事，章太炎指出，洛党、蜀党虽有争执、矛盾，互相还是留有余地的，并未把事做绝。而章惇、蔡京对异己却是置之死地而后快呵。其中‘木居士’何所指？或指司马光或苏轼之流，也未可知。”

修订的重点是增加了三章，计有十数万字，依次为第四章：手足深情，梁启超与诸兄弟；第八章：惺惺相惜，梁启超与严复；第十五章：殊途同归，梁启超与宋教仁。何以增加这三章？当然各有各的原因，容我慢慢交待。

原本我写梁启超的家世，兄弟之情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特别是二弟梁启勋，梁启超在世的时候，他们兄弟之间几乎是融为一体，难以拆分的。梁启勋一直生活在梁启超的巨大阴影之中，很多时候，我们只知有梁启超，不知有梁启勋，关于他的材料，几乎少得可怜。

他曾作过《曼殊室戊辰笔记》、《高祖以下之家谱》，《梁启超年谱长编》多有引用，但原书却意外地失踪了，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已不能窥其全貌。所以，兄弟之情也只能暂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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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梁启超传》问世不久，大约是在2012年的10月，一批与梁启超和梁启勋有关的文物档案公诸于众，其中最为世人所重的，是大约300封信札，仅梁启超致梁启勋书就有226通，另有康有为致梁启勋书21通，汤觉顿致梁启勋书17通。

这些书信以梁启超致梁启勋的时间跨度最长，从1904年3月3日直至1928年10月25日，几乎涵盖了梁启超的后半生。

而康有为致梁启勋书则集中在1905年至1908年之间，此时的梁启勋正在美国求学，康有为写信给他，目的是想通过他了解保皇会在美国的情况，特别是在“振华案”发生之后，他成为康有为在美可以托付的人物之一。

汤觉顿致梁启勋书集中在1914年和1915年这两年，内容多为二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及朋友间的交往。

这批书信的面世使得增补“梁启超与诸兄弟”一章成为可能。而同样仰仗更多材料的发现，使夙愿以酬的，还有“梁启超与严复”一章。

当初在写“梁启超与黄遵宪”一章时，严复对梁启超之重要性，我便有所感觉了。可是，限于当时所能读到的书，只有一部《严复年谱》和五卷本的《严复集》，尚不足以支持我完成“梁启超与严复”这一章。

不久，我得到一本苏中立、涂光久主编的《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使我看到了一线希望，而马勇先生主编的《严复全集》于2014年出版，更让我信心倍增。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充分的第一手材料做保证，传记的书写总有“空中楼阁”之忧，是不能让人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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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增补“梁启超与宋教仁”这一章，其实是想弥补最初在探究民初议会政治、政党内阁时留下的一点遗憾。这个问题，在撰写“梁启超与孙中山”，“梁启超与袁世凯”这两章时，曾有所涉及，但未能深入和展开。

当时觉得，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个人物，并不能提供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空间。后来读了两卷本的《宋教仁集》和《宋教仁日记》，深感他们虽然分处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而且从未有过来往，但宋教仁时唯一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与梁启超对话的人。

他所追求的宪政民主，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在同盟会内部或被视为“异见”而遭排斥，但在他的“政敌”梁启超那里，却可能得到积极的回应和共鸣。

尽管他们因同盟会与立宪派的宿怨一直没有机会走到一起，但在追求现代政治文明这一点上，二人却可谓殊途同归。

如果说宋教仁时国民党方面主张以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实现民主宪政的一面旗帜，那么，梁启超就是立宪派方面推进政党政治以贯彻民主宪政之理想的代表人物。

他们都希望初生的民国能尽快走上正轨，平稳过渡到宪法框架内的政治实践，并以实力相当，可以相互制衡的两大政党，实现议会民主，以及立法、司法、行政的独立运行和相互制约。

一旦这种希望变成现实，则粱、宋作为旗鼓相当的两大政党的领袖，是可以将民国政治导向民主宪政之理想境界的。宋教仁死后曾有人感叹：

“天下之民皆如任公渔父，相争以道，揖让有礼，郁郁乎文，泱泱者大，华人欲不模范万邦，亦不可得。”

补写这一章，展现了中国人民初在这个问题上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尽管民国的政治实践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把中国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但粱、宋二人的思想依然彪炳史册，昭示着一种理想的存在。

当然，人物传记永远都是“遗憾的艺术”，新的材料都发现，新的思想的启示，都可能成为重新修订和改写的机会。

就此而言，新版《梁启超传》虽然出版了，但围绕梁启超，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我也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对梁启超的研究继续下去，这是我的荣幸。

解玺璋，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二十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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