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EO智慧启示录(二)

《三国演义》是一部大佬们的创业发家史, 提供了有关人才问题的理性思考。作为首脑人物的曹操、刘备、孙权在人才大战中的观念、政策及个人魅力之得失, 呈现为一系列规律性涵义。由此,我们陆续推出《三国演义》深度解读——“三国”CEO智慧的深层较量,欢迎关注,此篇为第二部分!

——前言

人才不是陈列品,其价值不在于收藏或观赏。招纳人才的唯一目的,是“用”。被招纳者的共同希冀,是被重用。

“三国”CEO智慧启示录(二)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中,无不密切关注、展示、探究着大男人们的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还往往由此而陷入观念冲撞、答案难觅的困惑之中。

在上述人才命运协奏曲中,《三国演义》几乎是惟一的例外。虽说它也展现了多幕特色人才走向陨落的悲剧,但其基调却是讴歌成功,一大批具有进取精神、勇武精神、献身精神的智者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成功。

曹操、刘备、孙权自然是成功男人之最。而他们独具魅力的人才政策,又为他们吸引了足够三分天下的忠勇智慧之士,还为后者的建功立业提供了宏大辽阔的舞台,甚至为魏晋后来的一统天下做了铺垫。他们政策的优异,主要体现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从而与最有实力的河北、荆州、益州三家老牌诸侯判然有别。有别于袁绍的“外宽内忌,用人而疑”(第18回),有别于刘表的“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第35回),有别于刘璋的“禀性弱,不能任贤用能”(第60回)。其余如袁术、张绣、张鲁、韩遂之辈,更难以望其项背。在“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无情法则拷问下,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赢家,已成定局。

曹刘孙三方用人政策的显性特征有五。

其一,用人不论资考。

资考,资历与出身也。宋代杰出的文豪欧阳修有感于朝廷用人因拘泥资历与出身而败事,曾不厌其烦地上书,曰:“革去旧例,惟才是择”;“用人不限资品,但择有才”;“不限资考,但择才堪者为之”;“有贤豪之士,不须限于下位;有智略之才,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贵贱”;“限以资例则取人之路狭,不限资例则取人之路广”。

“三国”CEO智慧启示录(二)

这种智慧闪耀在《三国演义》的字里行间,而以曹操为最佼佼者。慧眼识关羽。当年18路诸侯会盟讨卓,董卓爱将华雄连斩盟军将领三名,形势紧迫,“众皆失色”时,曹操便慧眼识英雄,力排众议,不拘一格,支持无名小卒马弓手关羽迎战董卓大将华雄。出马之前送上热酒一杯,获胜后又“使人赍牛酒抚慰”,其远见卓识已初露端倪。

毛宗岗是铁杆反曹派,但在这一事件中,他也按捺不住对曹操的赞赏和对袁绍兄弟“拘牵俗见,不能格外用人”的蔑视。他还借题发挥说:“甚矣,目前地位不足量英雄也!……英雄不得志时,往往居人背后,俗眼不能识。”曹操之不俗,已是定论。

擢拔山野壮士。初识典韦,曹操便十分喜受,称其为“古之恶来”,任命为“帐前尉”,“解身上锦袄,及骏马雕鞍赐之”,立功后,又任“领军都尉”。初见许褚,便喜其武勇,诈败俘获后,“亲解其缚,急取衣衣之”,“拜为都尉,赏劳甚厚”,称其为“吾之樊哙也”。不拘资例的擢拔信用,极大地激发了典韦、许褚的忠勇精神,在曹操平生最为狼狈的关头,如濮阳攻吕布、宛城战张绣、渭水遇马超之时,均得二人死命向前,舍身救主,使曹操绝处逢生。

史书中说曹操“识拔奇才,不拘微贱”;“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并非溢美之词。

其二,举才不论亲疏。

祁奚荐贤“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已成千古佳话。《三国志》又高扬起“苟得其人,虽仇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的大纛,将用人选才的公正与公道表白到极致。

《三国演义》开卷不久,出现了一位仁者陶谦。他本有两个儿子,可病危之际,却偏偏三让徐州于刘备,理由只有一条:“二子不才,不堪国家重任。”因刘备总是推来推去,陶谦最后以手指心而死。毛宗岗在“夹批”中写道:“陶恭祖……其名曰谦,其字曰恭,其人则让,可谓名称其实。”毛评并没有点到要害处。陶谦的可贵不在其谦恭礼让,而在其用人不论亲疏而以国家为重。

陶谦的风范,在曹刘孙的用人过程中也时有体现。刘备与关羽、张飞情同手足。用关羽的话说:“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也”。五伦中一下子就占去了三伦,是三重保险的关系。可是,诸葛亮一来,刘备便觉得“如鱼得水”,待之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以致“关张二人不悦”。“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之后,关、张才懂得了诸葛亮的价值,看准了诸葛亮的加盟对他们大家都有好处。于是,理解了新来乍到的孔明何以一下子成了刘备身边的一号人物。

“三国”CEO智慧启示录(二)

刘备去东吴招亲,是一步险棋。说好听了是将计就计,说难听了是明知陷阱却偏偏硬着头皮往下跳。派谁护卫刘备前往?赵云。选赵云而不选关或张,是再正确不过的了。关羽刚愎自用,张飞粗率鲁莽,都不适宜单独一人承担如此复杂艰险旷日持久的外交使命。在这项任务面前,非赵云莫属。孔明的倡议,刘备的认同,赵云的默契,确保了三条锦囊妙计在既定时间既定场合发挥出它既定的威力。不费一兵一卒挫败了东吴的美人计,让对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用人不论亲疏的又一范例。

刘备一方也曾因任人惟亲,引发了难以弥补的灾难。在此类过失中,以“关羽守荆州”为最荒唐,其损失也最惨重。

诸葛亮为什么偏偏选任关羽而不是选任赵云(赵云当时也在荆州任上)留守荆州?结论已被他当众挑明:主公书中虽不明写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今交关平赍书前来,其意欲云长当此重任。云长想桃园结义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一次以揣测领导意图为出发点的错误选择。用人的失误,又加上关羽观念上的谬误,共同酿就了荆州悲剧。在荆州事件中,诸葛亮与刘备的过失,远比失街亭严重。试想,倘带领关羽进军益州,肯定屡立战功,威震西川,关羽与荆州悲剧都不会发生。

“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这是关羽失荆州走麦城事件留给后人的又一教益。

其三,举才不论长幼。

《三国演义》在这一方面的正反经验,也让人过目难忘。在曹操的智囊团中,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中最年少的郭嘉最被曹操看好。平袁绍后,定辽东前,郭嘉于征途病亡。他染病养病之际,曹操已颇内疚,“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远涉艰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待远征乌桓回兵之日,郭嘉已死,亡年38岁。曹“大哭曰:奉孝死,乃天丧吾也!”毛宗岗于此有一夹批:“前哭袁绍是假,此哭郭嘉是真。”曹操亦不讳言,他的至为悲痛,是因为郭嘉最年少欲托以后事而不得的缘故。

“三国”CEO智慧启示录(二)

诸葛亮27岁充任军师,让刘备的基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兼跨荆益,三分天下。刘备的五虎上将,也是老少咸集的优化组合。可是,当他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了那场错误的亭大战的时候,他的人才评估准则也连续发生了大的误差。先是侮慢“昔日诸将皆老迈无用”,致黄忠发愤出阵,又斩敌立功心切,以致阵亡;继又歧视“年幼多才”的东吴主帅陆逊,蔑称“黄口孺子”;更自诩“用兵老矣”,“颇知兵法”,调兵安营的一应布局皆随心所欲,甚至拒绝向孔明讨教。轻老,蔑少,独断专行,难怪孔明叹曰:“汉朝气数休矣!”

在这场战事中,与刘备成反照的是孙权。刘备亲率70万大军征吴之初,也曾气势逼人:他“威声大振”,使“江南之人,尽皆胆裂,日夜号哭。”孙权也曾为此而“举止失措”。但当有谋臣举荐“擎天柱”小将陆逊之后,他当即清醒。顶着疑惑、惊诧、不平、“愤愤然”等舆论压力,命人连夜操办了一系列拜将程序,并将“所配剑”赠与陆逊,赋予他“先斩后奏”之权限,令掌6郡81州兼荆、楚各路军马。对陆逊的选择在文武百官中多有异议,直到决战与决胜前夕,仍有人怀疑他的战略部署与决策能力。在如此背景上选择小将陆逊,尤其显现出孙权的超拔不俗。

“三国”CEO智慧启示录(二)

纵观《三国演义》三大战役,有两个意味深长的共同点。一是以至弱胜了至强;二是相对年轻的主帅打败了有身份有声望的疆场老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有诸多规律可资探寻么?

其四,举才不论急缓。

用人者对人才的珍视程度与对人才的急需程度是成正比的。当天寒地冻衣不蔽体时,人人渴望着“雪中送炭”;当风格日丽而又衣衫完好时,却不一定需求“锦上添花”。假如仅仅从生活质量着眼,满足于雪中有炭而不羡慕锦上有花者,倒也不失为一种品位;可一旦赋予这两个成语以哲理意蕴,比如借它们比喻首脑人物的用人政策时,其是非褒贬贤愚正邪便泾渭分明了。曹操慢待张松,孙权拒纳庞统(此乃孙权用人进程中唯一的过失),正是这一较量中的反面教材。

孙权嫌庞统貌丑且话不投机,便断然拒绝了他。孙权的偶而糊涂虽说失去了一位高参,但对东吴的现状与未来还不至于招致遗恨终生的麻烦。曹操就不同了。曹操慢待张松,失去了进兵西川统领益州的大好时机,从而客观上把西川拱手送给了刘备。

史书对曹操这一历史性失误,已有定评。如《资治通鉴》卷65转引晋人习凿齿论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习氏对曹操排拒张松的过失、心理背景和永久遗憾,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三国演义》借助艺术想象,将史书中简约的文字铺展转换成载沉载浮、远奥隽永的情节场面;曹操雄踞北方之后,头脑膨胀、踌躇满志、骄横自矜、忘其所以,以至与益州失之交臂的浅陋和愚蠢,跃然纸上。

“三国”CEO智慧启示录(二)

顺便说一下,在张松事件中,与曹操成强烈反照的是刘备。刘备与孔明密切窥测张松动向,伺机而迎候之,礼遇之,泣送之;特别是“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托”,“极欲买是物,偏故作不欲买之状,直待卖者求售,然后取之”的政治智慧,令人叹为观止。这一举措,足可与“三顾”相辉映了。礼遇张松的成功,一方面冷峻地揭示了求贤若渴的功利性以及由此派生的某种姿态性、作秀性,另一方面,却又是对“得人才者得天下”这一永恒真理的绝妙补充。

其五,举才不念旧恶。

不念旧恶,又分两种情景。一种是,为我所用之前,已有某种劣迹(或口碑欠佳),但确有特长者,则用之。另一种是,已经为我所用,却又二三其德者,也要体谅宽容,并继续信用之。后者尤为不易。在这一点上,曹操的眼光和胸襟,又在各路诸候之上。史书所载其《求贤令》(之二)曾宣告:“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对此,小说中多有展现——

不杀陈琳。陈琳曾奉袁绍之命,草檄讨伐曹操,“数曹之恶”,且辱及其祖、父。平定袁绍后,陈琳被俘,“左右劝操杀之”,曹操非但不杀,反怜其才华横溢,“命为从事”。

礼遇张辽。张辽原为吕布勇将,被俘前曾与曹操直面厮杀,被俘后又与其直面冲撞,说“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曹操知其忠义,终“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拜为中郎将,赐关内侯”。

尽焚部属私通袁绍之书。平定袁绍后,发现“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则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于此引“史官”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安抚张绣。张绣第一次降曹后,因曹操通邹氏(绣之寡婶),怒极而反,夜袭曹帐,欲置之于死地。在此次突发性恶战中,曹之长子、爱侄及虎将典韦皆死于非命,他自己右臂中箭,坐骑阵亡。

这是曹操征战史上屈指可数、至为狼狈的遭遇之一。然时过境迁,又有谋士谏其招安张绣,曹竟慨然应诺。当张绣消解了“与操有仇,安得相容”的疑虑,“赴许都投降”之际,曹操不仅尽释前嫌,而且不无歉疚地“执其手曰:有小过失,勿记于心”;封张绣为“扬武将军”。恢廓大度的政策,源于气壮山河的目标。正像张绣谋士贾诩所言:“曹公王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

《三国志》曾转录曹操答袁绍的一段话,可作为解读“不念旧恶”现象之旁证: 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必须补充的是,曹操的“不念旧恶”有个最低档,即下线:绝不接纳、不宽谅一切卖主求荣者。即便勇武盖世所向披靡的超级战将,或者曾经与他里应外合、破敌建功的内线人物,也绝不饶恕吕布、苗泽、杨松的“恶”,就属于被拒绝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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