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一部大佬们的创业发家史, 提供了有关人才问题的理性思考。作为首脑人物的曹操、刘备、孙权在人才大战中的观念、政策及个人魅力之得失, 呈现为一系列规律性涵义。由此，我们陆续推出《三国演义》深度解读——“三国”CEO智慧的深层较量，欢迎关注，此篇为第二部分！
——前言
人才不是陈列品，其价值不在于收藏或观赏。招纳人才的唯一目的，是“用”。被招纳者的共同希冀，是被重用。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中，无不密切关注、展示、探究着大男人们的生存状态与人生价值，还往往由此而陷入观念冲撞、答案难觅的困惑之中。
在上述人才命运协奏曲中，《三国演义》几乎是惟一的例外。虽说它也展现了多幕特色人才走向陨落的悲剧，但其基调却是讴歌成功，一大批具有进取精神、勇武精神、献身精神的智者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成功。
曹操、刘备、孙权自然是成功男人之最。而他们独具魅力的人才政策，又为他们吸引了足够三分天下的忠勇智慧之士，还为后者的建功立业提供了宏大辽阔的舞台，甚至为魏晋后来的一统天下做了铺垫。他们政策的优异，主要体现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从而与最有实力的河北、荆州、益州三家老牌诸侯判然有别。有别于袁绍的“外宽内忌，用人而疑”(第18回)，有别于刘表的“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第35回)，有别于刘璋的“禀性弱，不能任贤用能”(第60回)。其余如袁术、张绣、张鲁、韩遂之辈，更难以望其项背。在“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无情法则拷问下，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赢家，已成定局。
曹刘孙三方用人政策的显性特征有五。
其一，用人不论资考。
资考，资历与出身也。宋代杰出的文豪欧阳修有感于朝廷用人因拘泥资历与出身而败事，曾不厌其烦地上书，曰:“革去旧例，惟才是择”;“用人不限资品，但择有才”;“不限资考，但择才堪者为之”;“有贤豪之士，不须限于下位;有智略之才，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贵贱”;“限以资例则取人之路狭，不限资例则取人之路广”。
这种智慧闪耀在《三国演义》的字里行间，而以曹操为最佼佼者。慧眼识关羽。当年18路诸侯会盟讨卓，董卓爱将华雄连斩盟军将领三名，形势紧迫，“众皆失色”时，曹操便慧眼识英雄，力排众议，不拘一格，支持无名小卒马弓手关羽迎战董卓大将华雄。出马之前送上热酒一杯，获胜后又“使人赍牛酒抚慰”，其远见卓识已初露端倪。
毛宗岗是铁杆反曹派，但在这一事件中，他也按捺不住对曹操的赞赏和对袁绍兄弟“拘牵俗见，不能格外用人”的蔑视。他还借题发挥说:“甚矣，目前地位不足量英雄也!……英雄不得志时，往往居人背后，俗眼不能识。”曹操之不俗，已是定论。
擢拔山野壮士。初识典韦，曹操便十分喜受，称其为“古之恶来”，任命为“帐前尉”，“解身上锦袄，及骏马雕鞍赐之”，立功后，又任“领军都尉”。初见许褚，便喜其武勇，诈败俘获后，“亲解其缚，急取衣衣之”，“拜为都尉，赏劳甚厚”，称其为“吾之樊哙也”。不拘资例的擢拔信用，极大地激发了典韦、许褚的忠勇精神，在曹操平生最为狼狈的关头，如濮阳攻吕布、宛城战张绣、渭水遇马超之时，均得二人死命向前，舍身救主，使曹操绝处逢生。
史书中说曹操“识拔奇才，不拘微贱”;“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并非溢美之词。
其二，举才不论亲疏。
祁奚荐贤“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已成千古佳话。《三国志》又高扬起“苟得其人，虽仇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的大纛，将用人选才的公正与公道表白到极致。
《三国演义》开卷不久，出现了一位仁者陶谦。他本有两个儿子，可病危之际，却偏偏三让徐州于刘备，理由只有一条:“二子不才，不堪国家重任。”因刘备总是推来推去，陶谦最后以手指心而死。毛宗岗在“夹批”中写道:“陶恭祖……其名曰谦，其字曰恭，其人则让，可谓名称其实。”毛评并没有点到要害处。陶谦的可贵不在其谦恭礼让，而在其用人不论亲疏而以国家为重。
陶谦的风范，在曹刘孙的用人过程中也时有体现。刘备与关羽、张飞情同手足。用关羽的话说:“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也”。五伦中一下子就占去了三伦，是三重保险的关系。可是，诸葛亮一来，刘备便觉得“如鱼得水”，待之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以致“关张二人不悦”。“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之后，关、张才懂得了诸葛亮的价值，看准了诸葛亮的加盟对他们大家都有好处。于是，理解了新来乍到的孔明何以一下子成了刘备身边的一号人物。
刘备去东吴招亲，是一步险棋。说好听了是将计就计，说难听了是明知陷阱却偏偏硬着头皮往下跳。派谁护卫刘备前往?赵云。选赵云而不选关或张，是再正确不过的了。关羽刚愎自用，张飞粗率鲁莽，都不适宜单独一人承担如此复杂艰险旷日持久的外交使命。在这项任务面前，非赵云莫属。孔明的倡议，刘备的认同，赵云的默契，确保了三条锦囊妙计在既定时间既定场合发挥出它既定的威力。不费一兵一卒挫败了东吴的美人计，让对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用人不论亲疏的又一范例。
刘备一方也曾因任人惟亲，引发了难以弥补的灾难。在此类过失中，以“关羽守荆州”为最荒唐，其损失也最惨重。
诸葛亮为什么偏偏选任关羽而不是选任赵云(赵云当时也在荆州任上)留守荆州?结论已被他当众挑明:主公书中虽不明写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今交关平赍书前来，其意欲云长当此重任。云长想桃园结义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一次以揣测领导意图为出发点的错误选择。用人的失误，又加上关羽观念上的谬误，共同酿就了荆州悲剧。在荆州事件中，诸葛亮与刘备的过失，远比失街亭严重。试想，倘带领关羽进军益州，肯定屡立战功，威震西川，关羽与荆州悲剧都不会发生。
“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这是关羽失荆州走麦城事件留给后人的又一教益。
其三，举才不论长幼。
《三国演义》在这一方面的正反经验，也让人过目难忘。在曹操的智囊团中，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中最年少的郭嘉最被曹操看好。平袁绍后，定辽东前，郭嘉于征途病亡。他染病养病之际，曹操已颇内疚，“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远涉艰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待远征乌桓回兵之日，郭嘉已死，亡年38岁。曹“大哭曰:奉孝死，乃天丧吾也!”毛宗岗于此有一夹批:“前哭袁绍是假，此哭郭嘉是真。”曹操亦不讳言，他的至为悲痛，是因为郭嘉最年少欲托以后事而不得的缘故。
诸葛亮27岁充任军师，让刘备的基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兼跨荆益，三分天下。刘备的五虎上将，也是老少咸集的优化组合。可是，当他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了那场错误的亭大战的时候，他的人才评估准则也连续发生了大的误差。先是侮慢“昔日诸将皆老迈无用”，致黄忠发愤出阵，又斩敌立功心切，以致阵亡;继又歧视“年幼多才”的东吴主帅陆逊，蔑称“黄口孺子”;更自诩“用兵老矣”，“颇知兵法”，调兵安营的一应布局皆随心所欲，甚至拒绝向孔明讨教。轻老，蔑少，独断专行，难怪孔明叹曰:“汉朝气数休矣!”
在这场战事中，与刘备成反照的是孙权。刘备亲率70万大军征吴之初，也曾气势逼人:他“威声大振”，使“江南之人，尽皆胆裂，日夜号哭。”孙权也曾为此而“举止失措”。但当有谋臣举荐“擎天柱”小将陆逊之后，他当即清醒。顶着疑惑、惊诧、不平、“愤愤然”等舆论压力，命人连夜操办了一系列拜将程序，并将“所配剑”赠与陆逊，赋予他“先斩后奏”之权限，令掌6郡81州兼荆、楚各路军马。对陆逊的选择在文武百官中多有异议，直到决战与决胜前夕，仍有人怀疑他的战略部署与决策能力。在如此背景上选择小将陆逊，尤其显现出孙权的超拔不俗。
纵观《三国演义》三大战役，有两个意味深长的共同点。一是以至弱胜了至强;二是相对年轻的主帅打败了有身份有声望的疆场老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有诸多规律可资探寻么?
其四，举才不论急缓。
用人者对人才的珍视程度与对人才的急需程度是成正比的。当天寒地冻衣不蔽体时，人人渴望着“雪中送炭”;当风格日丽而又衣衫完好时，却不一定需求“锦上添花”。假如仅仅从生活质量着眼，满足于雪中有炭而不羡慕锦上有花者，倒也不失为一种品位;可一旦赋予这两个成语以哲理意蕴，比如借它们比喻首脑人物的用人政策时，其是非褒贬贤愚正邪便泾渭分明了。曹操慢待张松，孙权拒纳庞统(此乃孙权用人进程中唯一的过失)，正是这一较量中的反面教材。
孙权嫌庞统貌丑且话不投机，便断然拒绝了他。孙权的偶而糊涂虽说失去了一位高参，但对东吴的现状与未来还不至于招致遗恨终生的麻烦。曹操就不同了。曹操慢待张松，失去了进兵西川统领益州的大好时机，从而客观上把西川拱手送给了刘备。
史书对曹操这一历史性失误，已有定评。如《资治通鉴》卷65转引晋人习凿齿论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习氏对曹操排拒张松的过失、心理背景和永久遗憾，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三国演义》借助艺术想象，将史书中简约的文字铺展转换成载沉载浮、远奥隽永的情节场面;曹操雄踞北方之后，头脑膨胀、踌躇满志、骄横自矜、忘其所以，以至与益州失之交臂的浅陋和愚蠢，跃然纸上。
顺便说一下，在张松事件中，与曹操成强烈反照的是刘备。刘备与孔明密切窥测张松动向，伺机而迎候之，礼遇之，泣送之;特别是“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托”，“极欲买是物，偏故作不欲买之状，直待卖者求售，然后取之”的政治智慧，令人叹为观止。这一举措，足可与“三顾”相辉映了。礼遇张松的成功，一方面冷峻地揭示了求贤若渴的功利性以及由此派生的某种姿态性、作秀性，另一方面，却又是对“得人才者得天下”这一永恒真理的绝妙补充。
其五，举才不念旧恶。
不念旧恶，又分两种情景。一种是，为我所用之前，已有某种劣迹(或口碑欠佳)，但确有特长者，则用之。另一种是，已经为我所用，却又二三其德者，也要体谅宽容，并继续信用之。后者尤为不易。在这一点上，曹操的眼光和胸襟，又在各路诸候之上。史书所载其《求贤令》(之二)曾宣告:“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对此，小说中多有展现——
不杀陈琳。陈琳曾奉袁绍之命，草檄讨伐曹操，“数曹之恶”，且辱及其祖、父。平定袁绍后，陈琳被俘，“左右劝操杀之”，曹操非但不杀，反怜其才华横溢，“命为从事”。
礼遇张辽。张辽原为吕布勇将，被俘前曾与曹操直面厮杀，被俘后又与其直面冲撞，说“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曹操知其忠义，终“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拜为中郎将，赐关内侯”。
尽焚部属私通袁绍之书。平定袁绍后，发现“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曹操则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
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于此引“史官”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安抚张绣。张绣第一次降曹后，因曹操通邹氏(绣之寡婶)，怒极而反，夜袭曹帐，欲置之于死地。在此次突发性恶战中，曹之长子、爱侄及虎将典韦皆死于非命，他自己右臂中箭，坐骑阵亡。
这是曹操征战史上屈指可数、至为狼狈的遭遇之一。然时过境迁，又有谋士谏其招安张绣，曹竟慨然应诺。当张绣消解了“与操有仇，安得相容”的疑虑，“赴许都投降”之际，曹操不仅尽释前嫌，而且不无歉疚地“执其手曰:有小过失，勿记于心”;封张绣为“扬武将军”。恢廓大度的政策，源于气壮山河的目标。正像张绣谋士贾诩所言:“曹公王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
《三国志》曾转录曹操答袁绍的一段话，可作为解读“不念旧恶”现象之旁证: 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为庸人之所陵陷，可胜怨乎!高祖赦雍齿之仇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必须补充的是，曹操的“不念旧恶”有个最低档，即下线:绝不接纳、不宽谅一切卖主求荣者。即便勇武盖世所向披靡的超级战将，或者曾经与他里应外合、破敌建功的内线人物，也绝不饶恕吕布、苗泽、杨松的“恶”，就属于被拒绝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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