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次下西洋,前后持续近30年,舰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取得成就之突出,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之重要,是举世罕见的。然而“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使命最终未能由郑和船队中的航海家们所完成——此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欧洲航海家们率领各自的船队纷纷驶入大洋,最终完成“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
一、耀兵异域，缺乏强大持续的动因
地理大发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需要有强大持续的动因存在,这些条件在当时欧洲存在,但在明代中国是不具备的。
当时中国强调农业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工商业是末业,政府尽可能抑制工商业发展。明代抑商政策最突出表现在对外贸易上就是“海禁”。这一政策既严厉又长久,直至明朝灭亡。它扼杀了老百姓经商的积极性,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而艰难,也就失去了推动地理大发现的经济动因。
郑和下西洋,大力发展海外交通,它不像其后西方航海那样,是为资本原始积累事业服务的,而是为封建政府特定的外交方针政策服务的,不具备持续性。从而注定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只能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极盛时期,注定了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取决于封建皇帝的个人意志。随着改朝换代,皇权易手,郑和航海事业的命运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为“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命运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一为“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然而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之后,船队每次都远至阿拉伯及东非遥远之国,就当时人们对世界地理的知识水平,这似乎囊括了极远的海外国家。这些远方的国家纷纷随郑和船队来朝贡,这被看着是体现了“际天极地,罔不臣妾”似乎实现了明朝对外终极目标。
由于永乐皇帝再也不能为郑和航海提出更远大的目标，所以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主要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还国”,“就与使臣皆行”,顺道“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到郑和第七次远航归来(1434年),此时明成祖已在位三十年,根基已稳,即使建文帝还在人世,也没有复辟的可能,对明统治者构不上威胁。这样郑和下西洋的两大政治目的已经达到,远航也就失去了动力。
郑和多次下西洋,不仅没有能像西方冒险家远航那样,得到超过耗资几倍的回报,相反,明朝政府为此消耗了大量的国家储备,“岁时颁赐,库藏为虚,”已使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难以承担,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中国人引以为豪的航海事业,至此让位于西欧。
二、科学知识的欠缺，“浑天说”根深蒂固
在古代中国,地平的大地观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比较深,是根深蒂固的。中国自古就有“天圆地方”之说,认为大地是有边际的。即使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宇宙理论浑天说,虽主张“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地中蛋中黄,孤居其内,天大而地小”,其包含有球形大地观,但对大地球形的理解,却与新航路开辟时期的航海家对大地球形的理解有着本质的不同。
浑天说所谓的球形,大半个在水中,小半个在水上,自然水中的半球并非人世,航行是无法到达的。它这只是为了解释大地之所以能静居宇宙而不致下坠,这样一来,无形中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环球航行。
郑和船队的航海家们不会考虑西行可以东达,或东行可以西达的问题,也不会对自己提出进行环球航行的问题。当他们到达东非赤道以南的国家和地区时,一则历史上没有中国人到达过那里,也从没有听说过这些地方;再则那些地方十分荒凉,渺无人烟,仍处于“蛮荒”时代,于是便以为到了“际天极地”之境,不再继续远航,“使节勤劳恐迟暮,时指南风指归路”。于是就调转返航了。这就限制了郑和舰队向着环球航行的方向行进。
另外，进行远洋航行,仅仅从理论上知道大地是球形的还不够,还要具备多方面的科学知识,比如丰富的海洋知识,熟练的航行技术,有关日月星辰等天文知识。因此,了解地球的大小,具备可供分析的较精确的世界地图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条件在明初是不成熟的,而当时的欧洲则较为完备。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所以一直采取重农抑商政策,限制海外贸易。政府编制地图的目的不在于出海远行,而在于分配土地、征收赋税、军事进攻等方面,这类地图只要用平面测量法即可保证精度,同时一般范围不大,地球曲率造成的地图误差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也不需要用地图投影法。 如此一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制图理论和方法均以平面大地为基础,根本没有考虑大地是球形,甚至连拱形也没有考虑。
中国传统地图学属于比例尺地图系统,没有经纬度、经纬网,更没有地图投影,边远地区精度很差,相临各国也无法标绘,而只能以文字加以说明。《郑和航海图》是郑和船队航海人员的集体结晶,将船舶沿途所经各国、各地,依其前后顺序及远近逐一收录,绘明其地理位置,对何处有岛屿,何处有浅滩,何处有人家也都一一标明,但没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种航海图不仅没有海港的经纬度,而且图上所绘的目的港位置和方位,也并非是实际的位置和方位。
用这种航海图导航,无论在开始还是中途,均无法得知目的港的确切方向,只能利用航线各处的山形、水势、星辰位置等来判别船舶的位置,一步步地前进，目的性不明确。同时,地图上没有对未知世界的猜测,不能引起人们去远方寻找的欲望,所以郑和七次远航,基本上是沿着中国和西洋的传统航线西行,没有大的突破。
三、贸易上的失误，花费巨大
在此之前的远洋航海则往往是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为开拓航通提供保护。但郑和在海外直接用兵并不多见,实际上仅有三次。因为郑和是严格遵守明朝祖训的,明朝祖训:“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按明成祖的旨意,郑和采用的主要手法是“示中国富强”,即对四方前来朝贡的国家给予厚赐,以“柔远人”。
对这些国家进贡之物,除按值付款外,还照例给予丰厚礼品回报。贡品之外附带的商品,允许其免税贸易。这便是明朝初期制定的对外关系的总方针“厚往薄来”。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海外各个国家都愿意同中国交往。
明初,海外各个国家频繁向中国派遣使节,次数之多为历代所未见。在郑和下西洋的时期,亚非诸国向中国派遣使者,无论来者多少,贡品厚薄,都能得到明廷隆重接待,无不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为图“天下共主”的虚名而破费国家巨额财富,这给明政府带来不良后果：
首先,郑和航海向外输出大量铜钱,造成大明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混乱,商业萎缩,人民深受其害。
明政府将大量钱币输出国外,为应付国内货币不足,就在国内滥发大明宝钞,而百姓普便拒绝使用这种纸币,结果市场秩序混乱,社会经济受到破坏。
第二,各国使臣接连不断的进京朝贡,既增加沿途人民的负担,又给当地社会造成不安定局面。
因为明成祖要求各级官员对“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结果是贡使有恃无恐,横行霸道。而贡使往还供应、贡品和赏赐品往返运输完全由地方政府和沿途农民负担。加上郑和多年出海远航,对中国特色产品如 丝色绢,青花瓷等需求量剧增,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破坏了社会生产。
第三,改变宋元两朝的市舶制度,实行“朝贡贸易”,使明廷遭受巨额关税损失,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所谓“朝贡贸易”,就是明朝与它有宗藩关系的国家进行物资交易。交易时,并不太计较成本。这种贸易又称“赍赐贸易”。明政府为此遭受的损失不可估量。
第四,花费巨大,国家财政经济难以承受。
除了长期赏赐外邦金银外,郑和前后持续二十八年的下西洋活动费用也是惊人的。郑和每次率船队下西洋,大小船只经常为二百余艘,各种随行人员两万余人。只这两万余人的吃、喝、拉、撒的费用,再加上对下洋人员的赏赐,就是一笔不可低估的财政负担。仅永乐九年六月一次赐下西洋官兵“钞二十万锭并彩币等。”这样长期浩繁支费,是当时的明政府难以承受的。
郑和航海集团被指责为“弊政”,官员纷纷上书直言“外国取宝之非”,建议“罢西洋取宝船”。在朱棣去世不久,明仁宗朱高炽就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明宣宗即位后,郑和进行了最后一次下西洋,从此以后,郑和下西洋活动就告以结束。
六百年前的郑和航海活动,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很早就具有强大的远航能力这也是得到众多专家学者肯定的。遗憾的是,受经济动因,天文科学知识系列条件所限,中国人未能完成地理大发现。归根结底来说,地理大发现的最根本条件还是经济动因,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如果明初中国资本主义有迅速发展,从而产生强大持续的经济动因,那么海禁政策、皇帝的主观意志、狭隘的大地观以及传统地图的缺陷等不利条件都会改变,并按经济求而顺向发展。那么中国人也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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