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封回信写自1962、1963年，邓子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收到漳平永福镇后孟村宝山农民黄国堆的来信后，百忙之中回的。回信字数不多，但一个“甚念”意味深重、情深意长，道出了对对方身体不适的担心，唤出了那段最为艰难困苦岁月的深深记忆；一个“望多珍重”，流露出了盼望对方能早日康复的殷切心情，体现出了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
何以闽西莽莽群山里的小山村农民会写信给高居京城的国务院副总理，又何以日理万机的国务院副总理会给一位福建偏僻小山村的农民回信呢，并还特意交待一省之长的魏金水帮忙解决些实际困难？这还得从那个如火如荼的血与火的年代讲起。
闽西“阿庆嫂”翻身解放
漳平市永福镇后孟村地处漳平、龙岩、南靖的交界处。这里人口不多，地方偏僻，青山叠翠，茂林修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的农民跟闽西其它地方的大多数农民一样，生活异常困苦。
在离后孟村不远的地方有个村子叫龙车村，这里被人们誉为闽西红色革命的“小莫斯科”，它是漳平的第一个党支部、第一次革命暴动、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诞生地。1928年夏秋之交，漳平永福龙车村的一批热血青年，在龙岩县（现新罗区）东肖镇后田村做工期间，受到邓子恢等人领导的闽西土地革命之声———后田暴动的影响，唤醒了革命觉悟。后经邓子恢、郭滴人等闽西著名革命领导人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8月，在邓子恢的亲自指导下，龙车村筹建了党组织，成立了中共龙车支部，并组建了龙车革命赤卫队。1929年为了打破敌人“三省会剿”，根据红四军前委蛟洋会议精神，8月初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和二、三纵队出击闽中，8月下旬从永春回师，重返闽西。8月30日击败张贞部张汝劻旅，进占永福。9月初在永福，红四军派出干部指导当地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朱德的亲自指导下，“龙车暴动”爆发了。暴动后，龙车村扩大了赤卫队，成立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分田分地。
“龙车暴动”的消息传遍了包括后孟村在内的永福山山水水，唤醒了勤劳勇敢的后孟村人民。后孟村宝山包括黄国堆、陈宝英夫妻在内的农民都实实在在地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享受到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
军民鱼水情深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红军虽然经过苦战，第五次反“围剿”依然失败了，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广大苏区随后也相继沦陷。永福镇后孟村宝山也同遭此命运，但是它并没有屈服，留在苏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依然在此坚持革命斗争。
193５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统一领导闽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1935年6月，邓子恢回到永福检查工作，主持成立了岩南漳县委。1936年2月16日，岩南漳县军政委员会成立，魏金水任主席，陈朝盘任副主席，在龙岩、漳平、南靖开展游击斗争。
国民党为了彻底绞杀我党留在闽西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消灭红军游击队，连续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清剿”。在军事上采取分进合击、长追、堵截、驻剿的战术；在政治上采取“移民并村、联防保甲”的策略，妄图彻底割断我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年游击战争，群众是靠山。面对敌人的残酷策略，以及敌人对群众的严密控制措施，我党和红军游击队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经常露宿在山上或山寮里，坚持游击战争。而勇敢的革命群众则千方百计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情报，保卫党的组织和同志的安全。后孟村宝山群众特别是黄国堆、陈宝英夫妻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积极秘密支持红军游击队、配合开展对敌斗争。宝山也成为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中共岩南漳县委和县军政委员会重要的后方秘密基地。
为了支援红军游击队，黄国堆夫妻俩进行了简单的分工，国堆主要负责采购红军游击队的日常用品等物资，宝英则负责接待红军游击队、传递信息和运送物资上山。为摆脱敌人的铁桶封锁，通过白军的严密搜查，运送物资上山，黄国堆夫妻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想尽了各种办法。有时他们挑着经过巧妙制造的双层粪桶（上层装粪便，底层装粮食）上山施肥，机智地骗过白军士兵的搜查；有时他们背着小孩装着去上山砍柴，偷偷地把山上急需的盐巴藏在小孩下腹的屎尿布里，躲过了白军的搜查，把物资送给山上的红军游击队……
1936年4月22日，邓子恢、魏金水等8人在石鼓岭与白军打了一仗，受伤一人。战后的夜晚，他们像往常一样来到黄国堆家中休整。由于当天下雨，大家的衣服都湿透了，陈宝英帮忙烘干衣服，黄国堆煮菜做饭，邓子恢则在灶前帮忙烧柴。饭后，衣服烘得差不多干了。陈宝英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敏锐地感觉白军可能很快会来，赶忙催促邓子恢等人赶紧上山。果不其然，邓子恢等人前脚刚走，敌军第三师一部后脚就到。他们把黄国堆家围得跟铁桶似的，大喊到“把红军交出来”。由于走得过急，邓子恢等人落下一箱子弹、银元一袋（约百余元），驳克枪两支。在这危急关头，黄国堆夫妻不慌不乱，沉着应对，他们一边把门关好，一边果断地、迅速地把邓子恢等人落下的东西包好，沉入厕所里，直到一切处理好，不留痕迹，才把门打开。敌人见门一开便荷枪实弹涌进来，四处乱翻，搜了好几遍都一无所获，直到天亮才怏怏撤走。到了夜晚，邓子恢等人下山，回到黄国堆家，一进门便问：“宝英嫂，我们的东西呢？”感叹道：“我们丢了这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资本了！”陈宝英赶忙将邓子恢落下的东西找出来交还，大家喜出望外。邓子恢一面把东西收好，一面感激地说：“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便有路可跑了，你夫妻俩有这样的忠实地爱护我们，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子恢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部署离开了永福。临行前，为感谢黄国堆、陈宝英一家多年来的大力支援和无私帮助，专程来到黄国堆家，特地把穿过的棉衣送给黄国堆，把来往照明和办公用的马灯、手电、水壶等送给陈宝英做留念。邓子恢、魏金水等人还曾寄存下一把不是很好用的枪，陈宝英把它秘密藏在谷仓的角落里。
副总理的回信
建国初期，心地善良的黄国堆夫妇获知邓子恢等一起战斗过的老革命还活着，并在北京、福州等地，非常高兴，很是想念。但心知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还很困难，考虑到邓子恢等老战友在重要岗位工作一定很忙，也就没去联系。
1962年10月28日，由于年纪大了，对往事更是怀念，黄国堆才写信给邓子恢，回顾了一起经历的峥嵘岁月，特别是那个艰险的夜晚。邓子恢给予了回信。
1963年5月5日，由于年老体衰，加上生病，家庭实在困难，在家人的共同商议下，黄国堆方才提笔写信给邓子恢，一来联络情感，二来顺便请求帮忙解决些家庭实际困难。邓子恢收到来信后，赶忙给予了回信，信中专门交待福建省省长魏金水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同年，魏金水专程回到革命基点村宝山，看望革命群众，一见到陈宝英老人，赶紧上前紧握住老人的双手说：“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你像‘阿庆嫂’一样，与敌周旋，保护红军将士和群众，你就是闽西的‘阿庆嫂’啊！”给予了陈宝英极高的评价。
1969年，陈宝英病逝，享年60岁。黄国堆于1979年过世，享年79岁。
红色基因代代传
当年邓子恢等人赠给和寄存在陈宝英家的棉衣、马灯、枪支等，黄国堆夫妻都妥善保管和使用，特别是密藏的枪支，嘱咐孩子们在家里不要乱翻，更不能跟别人讲。解放初，当年在此参加过斗争的部分红军游击队战士还曾到她家问询那把寄存的枪支，但十五、六年过去了，陈宝英也忘记了枪藏在何处。直到1979年谷仓坏了，拆除时才在谷仓角靠墙处发现，此时枪托等木头部分已经朽掉，只剩下锈蚀的枪杆。
黄国堆、陈宝英夫妻的女儿黄焦春、女婿陈文木传承父母的革命精神，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把棉衣、马灯、邓子恢的回信等都捐献出来。现珍藏于古田会议纪念馆，定为三级文物。它们是邓子恢、魏金水等人领导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实物见证。
棉衣、马灯，在2017年福建省文物局主办的“福建省纪念建军90周年革命文物联展”曾经展出，它教育启迪着后人，要传承革命精神，铭记党的光辉历史，铭记革命先辈的言行和事迹，铭记我们的党和军队跟人民群众割不断的血肉联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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