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治權謀的經典影視作品，比如《紙牌屋》、《權力的遊戲》歷來擁躉者眾。而事實上，我們所處這個大時代的幾百年人類史，才是最經典一幕。
如何獲得權力？如何失去權力？
從英國，到美蘇，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以前看春秋戰國的故事，總是充滿神秘而荒誕的意味，比如，幾個大國的權臣，在這幾個大國如日中天的時候，聚集在一起喝酒，談論到國家的現狀，不是躊躇滿志，而是深陷憂慮和絕望。
作為帝國數千年的大一統主旋律之下，也會有五胡亂華、蒙滿入主中原等插曲。不管是周朝的犬戎，秦漢的匈奴，隋唐的突厥，兩宋的党項契丹女真蒙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社會結構的原始，以及他們騎兵部隊的彪悍。
從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始來看，遊牧海盜民族新的彪悍之處不再是騎兵部隊，而是堅船利炮，而是技術革命（工業革命和電氣革命），而是科技大爆發。
地理大發現為他們提供擴展空間，文藝復興為他們提供精神指引，啟蒙運動為他們構建新的社會組織體系。而科技大爆發為他們提供了效率保證和競爭優勢。應該說，科技大爆發是他們的核心優勢。
老牌的全球列強以英國為典型，熱衷於到處搶佔殖民地，搞廉價原材料擴大和鞏固他的全球工業體系霸主優勢地位；
後來居上的美國人藉助一戰二戰，有條件最大化實踐了西方歷代戰略家的全球稱霸構想，朝鮮越南中東，一天不消停；
而中間一度風光無限的蘇聯則是計劃經濟加軍國體制的怪胎，瘋狂而盲目，斯大林去世缺乏巨人駕馭其實就已經大局已定，如果不是朝鮮戰爭，很可能蘇聯垮臺的時間還要提前。
單從邏輯推理上來說，東歐諸國對於蘇聯或者俄羅斯，和偽滿洲國對於日本是一樣的道理。他們都缺乏歷史的經驗，毫無辦法做好大帝國組織建設的經營。這裡就是文化的張力和合力。
反觀帝國曆史，從黃河中下游的核心發源地，所謂東南西北的夷蠻狄戎，最終都通過大交流大融合融為一體，不單是軍事上的擴張。從秦漢把疆域往南推到百越、往東推到東海之後，以後長期融合西部、北部。我們現在很難想象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從長安出發往東南西北走出去幾百公里就是他國，就是別的少數民族政權的地盤。
所以，這裡的關鍵是，我們怎麼看待民族融合？怎麼看待戰爭？這是對外部的視野和認識。
而對內，我們該如何看待和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很抱歉，很多人不屑一顧的孔孟儒家，核心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
從美國和蘇聯的歷史經驗來看，他們對待戰爭的態度非常明朗。
他們會讀《孫子兵法》，但很可能更看重兵法裡面的戰術，所謂法術詐力，而並不看重對戰爭戰略層面的認識，而那才是核心精髓。
我們看帝國的歷史，歷朝歷代在對邊戰爭上基本上都是可圈可點。
大家知道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而其實秦漢，隋唐，他們對待匈奴和突厥，也都是準備幾代人積蓄了充分的力量，運籌良久直到時機成熟才開始反戈一擊，深入敵方給予邊患之敵以致命打擊。明清剿滅邊患，也大致如此。
而美蘇自二戰結束之後，屢次對外發動戰爭。這些戰爭是否師出有名？是否考慮成熟（如何開始如何結束）？爭議很大。
客觀來說，這些戰爭不管是過程還是結果並不美妙，事實上恰恰極大消耗了美蘇本身的實力，也極大傷害了這些超級大國的形象和威望。
內部的關鍵表面上來看是有效治理。
但實際上，如果你的核心價值觀是錯的，或者說是有致命缺陷，那就很難讓使用工具的人或者系統獲得一個滿意的結果。
這次瑞典華人遊客被當地警察粗魯對待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表面上來看可能是東西方習俗法律差異，可能是種族歧視，但實際上體現的是西方對人與人關係上的致命傷。
如果不提倡“為人民服務”，那麼共產黨和西方有什麼差別呢？所以這是我們的文化優勢。
你從歷史的視野來看，“為人民服務”和孟子的高論簡直同出一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令人驚歎。
我們撇開人文主義和理想主義，其實從邏輯上來看這就變得非常簡單，社會組織和發展模式本身只是工具，為國為民服務的工具，在為群體服務的角度上來說，國家，君（管理者和管理組織）都只是工具，孰輕孰重，誰是本誰是末一清二楚。
文化凝聚人，優秀的文化基因，才能讓一個民族團結起來，通過良好有序的內部協作，產生一個高級別的組織效率。
而這個組織效率，就是國家和地域競爭的核心利器。
秦國打敗六國，一統天下，核心就是它的組織效率遠高於其他六雄。
而秦之後，華夏數千年在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競爭中，有高潮有低谷，但最終能屹立不倒，核心也在於整體的組織效率遠高於周邊。
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這些年的變化，西方羨慕嫉妒恨，而其實只是歷史的重複，只是這個民族一旦回到正常狀態後、其令人恐怖的組織效率的釋放而已。
未來五年，隨著危機的深化，加上好事者的攪局（譬如特朗普，譬如遍佈歐洲的右翼極右翼政治勢力），西方最大的危機是中產階級已經走到深淵邊緣。
人類進入近現代社會，科技大爆發完完全全改變了人類的生存狀態，同時也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組織形態。
在這幾百年歷史中，中產階級成為一個大國崛起或衰落的關鍵指標。
歷史上這一百年全球各種作威作福飛揚跋扈的西方列強，在這個歷史片段落幕時刻的到來，他們的中產階級可能會面臨滅頂之災。
而導致這種災難降臨的，不是單純危機的惡果自然蔓延，而是他們的文化，就如同2008年危機到來，白宮拿出鉅額資金救助華爾街，華爾街卻用這鉅額資金來給華爾街高管繼續發放當年的天文數字獎金一樣。
是國家興亡重要？還是華爾街高管的獎金重要？
我們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但是因為華爾街高管也可以屢屢充當國務卿為代表的白宮高官，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變得有些曖昧。
唐太宗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
司馬光專門寫了《資治通鑑》這本書供皇帝參考如何治理天下。
而在此之前，還有一個關於記載歷史的故事：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權臣崔抒殺了掉國君，齊國太史公如實記載了這件事，崔杼大怒，殺了太史。太史的兩個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實記載，都被崔杼殺了。崔杼告訴太史第三個弟弟太史季說：“你三個哥哥都死了啊，你難道不怕死嗎？你還是按我的要求：把莊公之死寫成得暴病而死來寫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據事直書，是史官的職責，失職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這件事，遲早會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寫，也掩蓋不了你的罪責，反而成為千古笑柄。”崔杼無話可說，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來，正遇到南史氏執簡而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了，是來繼續實寫這事的。
幾千年以來，帝國皇帝不管是軍國政務大事，還是日常起居事無鉅細，都有史官記載，這種對歷史的敬畏算是達到了極致。
在西方，據說不少大國只能在《荷馬史詩》裡尋找他們的歷史或民族的發源，事實上，不少近現代強國到了十世紀左右，他們的國度尚無歷史記載，只有一片面目模糊、粗製濫造的神話充斥記憶，聊勝於無。
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可待，地利可循，此兩者都可以通過策略謀劃獲得；而人和殊為珍貴，也最難得，才是戰略問題裡面的核心。
在這一點上，貿易保護主義和加大對外開放，美國優先和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一相對比，便涇渭分明。
結果尚未浮出水面，但結果已經開始發酵，一切過往，皆為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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