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紀，王權與教權是一對孿生子，他們的關係十分微妙。一方面，他們互為依靠，形影不離；另一方面，他們卻同床異夢，若即若離，甚至互相排擠，每一方都力圖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產生這一現象其實並不奇怪，這只是專制統治的必然結果。專制君王制的本質是個人獨裁，而任何形式的獨裁政治如果離開信仰的力量就會土崩瓦解，世俗的帝王只有披上神聖的外衣，才能把他個人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而這種信仰的力量在不同的地區因為不同的環境都以不同的形式的主體力量出現。毫無疑問，在西方，宗教就是最合適不過的角色了，而在中國呢？
中國的宗教因為各種侷限性而充當不了神權的角色，但是人的智慧是無窮的。中國人另闢蹊徑，開創了儒學，儒學巧妙地將子孫輩對於父祖輩的"孝"以及臣民對於君主的"忠"揉入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學體系之中，儒學成為政治、倫理與宗教三位一體的產物。這種綜合性使教權在封建政治的進一步世俗化當中慢慢銷匿在專制王權的行政管理體系之中。
回到西方世界，教皇與國王卻始終在對立與統一之中相愛相殺。而教皇的權力更是曾經一度凌駕於王權之上，這是因為"王權神授"的統治需要，但過程之中卻出現了不可預料的偏差。
塗油加冕
塗油加冕典禮是在教會與王權建立了密切的政治聯合之後，教會神權政治文化為體現"王權神授"的理念應運而生的。塗油禮開始之時只是教徒入教的一種基本的宗教社團禮儀。但隨著教會與王權的政治聯合建立，大約從7世紀開始，塗油禮就由開始的"團體象徵"意義嬗變城了一種賦予少數人以特殊的政治權力和身份的塗油加冕典禮。在教界它成為了教皇、主教的教職就任禮儀，以顯示上帝對其宗教神權的授予。在俗界，經過王權與教會的共同策劃，它成為國王即位時獨享的重大政治禮儀，以顯示其統治權為上帝所授。
教皇
而教皇的權力就在這樣的一種儀式之中慢慢地蛻變，破繭成蝶。這種神權的壯大其實在儀式中就有所體現的。在國王加冕的過程中，大主教或教皇為新王塗油、配冠等，充當了在上帝和國王之間傳遞權力的重要媒介角色，隱喻神權高於王權的政治含義。也正是這種權力的交接儀式，才更容易產生交接者在交接過程中對於權力的竊取。
那麼教皇的神權得到了怎樣的蛻變呢？個人認為至少有政治、司法、軍事上的變化。這些方面的蛻變我們可以從下面的一些事件窺見。
政治權力上，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公然宣稱教皇權高於王權，有權廢黜君主。這一權力的最好佐證就是他與德皇亨利四世展開授職權的爭鬥，最後迫使亨利四世在卡諾莎於風雪中跪了三天以求得寬恕，史上稱為"卡諾莎之辱"。
卡諾莎之辱
司法上的蛻變就在於教廷進一步地完善教階制度，編纂教會法典，並以宗教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教會的教職授予權和教士的最高司法權。
十字軍東征
軍事上的膨脹莫過於"十字軍東征"了。尤其是烏爾班二世那些煽動性的言語，更是體現了教會對軍事力量的挑動性。烏爾班二世曾在克勒芒會議上鼓吹過信徒們：
踏上通往聖墓的道路吧！從邪惡的種族那裡奪回那片土地，將它控制在你們的手中。那片土地正如《聖經》所言，"流淌著奶和蜜"，是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後代來統治的。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那片土地的富庶遠在其他地區之上，像另一個燦爛的天堂。……然而，這座位於地球中心的聖城，眼下卻被基督的敵人控制，並因這些對上帝無知的人而屈從於異教的崇拜。因此，她尋求和渴望得到解放。……上帝已經授予你們先於其他民族的戰爭榮耀。因此，為了免除你們的罪過，確保獲得天國的不朽榮耀，懷著渴望踏上征程吧！
這種類似於戰前總動員的煽動性演說由一個教皇來進行，本身就意味著這場戰爭的主導者就是教會，他們的觸手早已深入民心，這種信仰的力量足以讓其組建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當然，排除信仰的成分，他們對於人心的掌控也是爐火純青的，他們善於利用各種人的慾望，進而引導其為他們的目的服務。
不過風水輪流轉，十字軍東征後的教皇權力在市民、農民反封建、反神權的異端運動和封建王權的發展中受到了遏制，並開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權的專制統治有需要一定的神話色彩，需要一定的輿論造勢和對人民思想的控制，所以教會即使衰落了，也不會滅亡，因為對於王權來說，它還是有一定的利用價值的！
正是如此，歐洲的教皇和國王在相愛相殺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只是有時你是攻我是受，有時候我是攻你是受！
閱讀更多 小方煮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