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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雲帆
仙俠小說的“鼻祖”作品《誅仙》，其作者蕭鼎與前一代武俠作者的背景截然不同，他屬於較早利用網絡寫作平臺寫作的作家之一。網絡小說受眾對作品的回饋遠快於紙媒小說。在紙片閱讀主導的時代，即便再劣質的通俗文學產品，也會被反覆閱讀——即便對其感到厭煩，讀者無法即時取得另一種替代性的文化消費品。網絡閱讀則不然，如果作品不能直接調動讀者興趣，幾十部乃至幾百部可替代作品，可以馬上通過點擊鼠標來獲得。因此，如果要獲得足夠的點擊率和好評，甚至將好評轉化為商業利潤，作者必須吸引用掃讀方式進行選擇和評價的讀者。複雜的文本意義網絡和主人公豐富的人格，不是網絡時代仙俠小說的核心特質，相反，用最為經濟的語言形態，直接激發讀者的閱讀動力，才是其主要目標。
那麼，什麼是網絡讀者的閱讀動力呢？很多人往往會認為，和偵探小說、言情小說等傳統類型小說一樣，情節的複雜和引人入勝是網絡小說的人氣基礎。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由於網絡小說是ACG文化（編者注：即Animation Comic Game，動畫、漫畫、遊戲的總稱）和其它媒介文化的次生產品，它並不重視情節，原來通過語言符號指涉的時空構型，通過可視化的方式直接呈現。網絡文學最大的激發機制是“情動（Affectivity）”，即通過最鮮明有效的語言或情境，激發讀者瞬時的情感動能，將讀者吸引到特定文本之中。
《誅仙》的“燒火棍”就是一個例子。“燒火棍”是《誅仙》主人公張小凡的法器，在武俠小說的譜系看，燒火棍在一般情況下不能算兵器：它的質料一般，沒有任何殺傷力；它沒有來歷，沒有傳承，不可能承擔武俠世界的某種“俠義”資本。而在修仙傳統中，燒火棍更是一種帶有反諷色彩的法器，傳統道教選擇劍作為法器，包含了兩種含義：相對於其他法器，劍本身在傳統文化體系中被看作禮器，並不單純是一種殺戮工具，而是包含有佩劍者“君子”身份的承認，劍的品級和人對劍的把握程度，體現了人的某種“精神-道德”力量；其次，劍是道家科儀中針對邪惡力量的法器，佩劍者意味著對“邪惡力量”，如“妖”和“魔”的不妥協。但是燒火棍沒有任何上述象徵意義，卻被主人公使用了，這是為什麼呢？
正是在這種有悖常理的打怪升級人設中，劍俠小說的主要情感氛圍：“虐”，得以浮現出來。張小凡的成長升級和“虐”這種情感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當代網絡文化中的“虐”並不是一種契約化的慾望結構（如S/M關係），而是一種激發讀者情感的策略。張小凡的“虐”體現在，他不斷輸出超過自己能力的情感和體力，進而達到對自己的超越。
這種輸出和操控燒火棍的方式有著密切關係。與一般仙俠小說中神仙的御劍方式不同，張小凡操控自身法器的方式是一種極“虐”的手段。通常的仙俠必須依靠自身的“氣”或者“靈力”來操控法器，而法器本身的力量反過來對自身的“靈力”產生倍增效果。但是，張小凡並不煉氣，而是煉血，即通過自身的血液來喂飼燒火棍上的噬血珠，並以此法器的力量來進攻敵人。可以說，這種“反修仙”主旨之下的“虐”法，成為《誅仙》本文中最能激發讀者瞬間情感強力的機制。張小凡的戰鬥，實際上是一種自殺式戰鬥。恰恰在這種死亡驅力中，主人公的情感強度，得到了最大的感染力，並溢出了小說文本之外，吸引了閱讀者的注意。
如果我們跳過複雜的功法升級系統和各種法寶系統，激發讀者進一步讀完《誅仙》的心理能量，就是這種以絕對喪失，換取能力進階的“情動”結構。而這種結構也讓《誅仙》全本和許多類似的仙俠遊戲衍生小說不同，具有了一種映照當代社會青年人心態一個側面的重要能力。
但是，這種激發瞬間“虐情”爆發的敘事策略，在當代仙俠題材流量戲劇中，被徹底轉化為形式化的“愛情”敘事。
劇中“虐點”的一大來源是女主（錦覓，楊紫 飾）服下隕情丹，失去愛的能力。
以《香蜜沉沉燼如霜》為例，“虐”的情緒性衝動，被實體化為一夫一妻制倫理下的“美滿愛情”的失敗。上一代仙子“遇人不淑”才導致了“隕情丹”的出現，而隕情丹並沒有壓抑女主人公各種複雜的情緒，只是指向“愛情”這種慾望和衝動表達最符合道德規範的形態。
女主人公所謂的“虐心”並不能激發讀者在個人青春期生存境遇中難以表述的困頓、壓抑、衝突和暴虐，戲劇對短暫“虐心”情節的處理也很簡單：有情人終成眷屬，成為都市一夫一妻神話馴服青春期情緒的固有標配。而第三者永久悵惘，也將多餘而複雜的情動機制輕易打發了。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仙俠”小說作為一種全新文化形態的反叛性和症狀性，恰恰在流量收割中被保守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所擄獲和控制，轉化為製造利潤的敘事機器。
這時候，我們再次回看《誅仙》所蘊含的社會無意識，會發現它不再是一種回憶，而是一種揭示文化症狀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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