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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12月15日，蒙托邦将军接到朗东元帅的训示，他认为训示“太简单”，其实却很明确、审慎而且全面。
这六点训示很有意义。朗东元帅首先强调，这不是一次“平常的征战”，故对“远征”军司令有“特别”的指示，包括下列6个方面:
（一）嘱其谨慎对待“海军”指挥官的敏感性。
（二）要求特别注意与英国人协调一致。嘱咐他务必与英军司令融洽相处。保持与“盟军将领日常交往中”的和谐，丝毫不能疏忽大意，以确保作战时看法统一、齐心协力。
（三）出征目标已确定。要突破1859年两使节行程受阻的地方，即大沽炮台；要进驻距北京最近的“坚固且具威胁性”的阵地—天津。训示明确要求，“最适当而重要的是停在天津驻扎固守，“决不后退”。朗东元帅认为，一旦拿下天津，盟军的存在“将对中国政府的决策起重大作用，可能足以促使其决定按我们所强加的条件讲和”。
当然，必要时向北京挺进的可能性也作了考虑。不过，在陆军大臣心中(甚至在拿破仑三世心中)，这不是最可能的假设。届时将由蒙托邦将军来确保“这次新进攻的决定性成功”。
（四）关于作战方式，训示要求最大限度利用舰队作为后方基地(军需仓库和医院等)。
（五）“远征”军总司令同负责与中国人和谈并起草条约的外交官之间应当保持的关系也被作了认真考虑，因为这种关系必然难以处理。
（六）至于与英军统帅的关系，希望法方将军(和英方将军)表现出“对共同事业忠心耿耿、互相提携的精神”。最后，训示要求法军将领“慎之又慎”，切勿考虑“可能出现的个人问题”，以便不给如此遥远的征战增加困难。
这些最新嘱咐，并非徒劳无益。正如蒙托邦将军后来致陆军大臣的信中所承认的，有好多次，他都竭力克制自己，严格服从训令。
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这场军事征战的结局，法国陆军大臣表示乐观。
在他看来，“敌人并不可怕”。“攻占皇帝钦定的阵地，是你们赴华使命中最轻而易举的部分……，中国军队尽管上次取胜，但算不上可怕的敌手；
不是小看他们，我们有把握攻击之。他们的力量在于在自己土地上为保卫家园和信仰而战的全体人民，而他们在对其起保护作用的气候条件下作战，而这种气候对其敌人却往往是致命的”。朗东元帅觉得，困难主要来自气候条件。
帕麦斯顿首相对英国“远征”军只下达总的指示。具体训示则由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给英军司令格兰特将军下达。
格兰特将军接受的训令，和蒙托邦将军的类似。训令中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的目标，旨在获得对“白河口侮辱事件的正式谴责和道歉，随后保证批准《天津条约》(关于与法军的关系)训令以一种表现出优越感的口气嘱咐英军司令，在任何情况下给予法国盟军“以各种支持”，并真诚坦率地与其将领们联合行动这是对于远征成功必不可少的英法协约的最可靠的基础”。
（未完待续）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国作家笔下的历史。本书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写起，叙述了英法两国任命将领、筹划“远征”、漂洋赴华、途经香港、抵达上海，进而攻占大沽炮台、入侵北京的战争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以战争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据，描绘了英法联军官兵贪婪地抢夺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无情地破坏华丽辉煌的宫殿，最终在熊熊烈焰中将这座举世无双的御苑毁为废墟的情景，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了一幕真实而又触目惊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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