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扑，一种类似摔跤的体育活动。很多国人都认为相扑是日本人发明的，其实相扑原产于我国，日本在唐朝时期，学习了相扑，并且带到了日本发展。
宋朝的相扑不仅有男人参赛，更有女流加盟，是街市上颇受欢迎的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就连皇帝也愿意屈尊驾临街市，想要看看女子相扑赛。
宋代市井生活异常热闹，国宝《清明上河图》说明一切，相扑运动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当时坊间出现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等一批女相扑竞技高手，《武林旧事记》中称她们为“女飚”，指其招数变幻难测，身法疾速如风，可见当时的相扑技巧也发展到了极高的阶段。
当时的女子相扑多安排在男子相扑前进行,主办方的目的很明确,打女人牌热场子聚人气。
还别说,效果就是好,身怀绝技的“女飐”(女子相扑选手)们擂台上惊艳一立,立马会招揽成群的看客。不过最吸引人的看点还不是比赛本身,而是选手们劲爆火辣的装束。这些大姐个个轻装上阵,具体轻装到什么程度,史书上没有详细说,但有“裸戏”的记载,想必是“轻”到了最大限度——能不遮盖的地方尽可能地省略掉了——据称袒胸露怀是该项活动的一个游戏规则。这种十足的“肉搏”表演,如果套用文雅点的话,称其为人体艺术展示似乎未尝不可。
《水浒传》描述过一位叫段三娘的姑娘与男人相扑，她穿的是“箭杆小袖紧身鹦哥绿短袄，下穿一条大裆紫夹袖裤儿”。实际上，相比宋朝的女相扑手着装，段三娘的紧身衣实在保守的过分。
宋朝的女相扑手身上的布料飘渺，能露的地方都露了，再加上角斗间的拉扯，场面简直不可描述。据《武林旧事》记载，女子相扑界人才济济，涌现了嚣三娘、黑四姐、赛关索等优秀选手，香艳加粗犷的名字，一听就非同凡响。
女子相扑是为男子正式比赛的热场的，但由于特殊的看点，一旦登台就看客如云，比男子的比赛还吸引眼球。
按说女子相扑是市井舍瓦的游戏，三教九流喜欢很正常，但没想到皇帝也爱这口，宋仁宗就是女子相扑爱好者。某年的一个元宵节，宋仁宗登上宣德门城楼，“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女子相扑便在其中。
活色生香的女子相扑，让宋仁宗看的如痴如醉，表演完便赏赐银绢给相扑手们。
这种情况，作为朝廷大臣的司马光看不下去了。一道《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折子递给皇上，对“妇人臝戏于前”的相扑大加讨伐。并且建议严加禁止，“令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
巾帼力士们的胴体秀让仁宗皇帝着实受用了一回,但却激怒了一位颇有名望的朝臣——负责为圣上写起居注的史官司马光,老先生认为仁宗此举太不应该,在如此神圣的地方上演这种很“黄”很“暴力”的“裸戏”本已荒唐,皇上不仅不取缔,反而在大庭广众下带头观赏,不但自己看,还让后妃一同看,这叫什么事!往轻里说叫有伤大雅,往重里说就是有伤风化。于是愤然递上一道折子《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对仁宗皇帝的“不检点”提出公开批评,并强烈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环境治理,对此类伤风败俗的演出开展一次集中“扫黄”行动,严令“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
司马光认为，“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臝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陛下圣德温恭，动遵仪典，而所司巧佞，妄献奇技，以污渎聪明。窃恐取讥四远。”汴京宣德门广场是国家发布法律政令的地方，皇上在这么严肃的场合，当着皇室后妃、朝廷命妇之面，众目睽睽之下，观看“妇人臝戏”，成何体统？当然，司马光不可能直接骂皇帝“不成体统”、“贻笑四方”，而是说他受了“巧佞”之臣的误导。
因此，司马光强烈建议：“若旧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令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若今次上元，始预百戏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僚，因何致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闻，因此宣召者，并重行谴责，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惧，不为导上为非礼也。”
（宋朝的摔跤小童陶俑）
翻译一下，司马光的意思是说：一、如果元宵节在宣德门广场举行女相扑表演，是一直以来的旧例，那么请皇上将这一惯例废除掉。二、请皇帝诏令有司，出台禁令，禁止民间在街市上表演女相扑节目。三、如果并无旧例，那么请朝廷调查这一次是什么人安排了宣德门广场的女相扑表演，必须对他们“重行谴责”，以使巧佞之臣今后不敢再引诱皇上做出有违礼制的事情。
站在一名现代人的立场，以及一名儒者的立场，我对司马光的意见，既有赞同之处，也有不能赞同之处。在宣德门这么庄重、严肃的场合，安排身材火辣、着装清凉的女相扑手“肉搏”，让一国之君领着一帮朝廷命官观赏这么粗俗、轻佻的表演，确实与礼不合，不成体统。司马光完全有理由要求皇帝与政府官员今后不得在公共场合观看有失身份的节目。
他提议查处诱导皇帝的巧佞之臣，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些人让君主摆脱了礼教的严格约束。毕竟，在君主制时代，君主作为道德礼仪的象征，不可以任性。在礼制上，理当严格限制君主的自由。
但是，司马光建议有司查禁市井间的女相扑，则是多管闲事了。女相扑不过是市民自发的娱乐文化，并不需要担负沉重的礼教功能，它可能有些低俗，但那是小市民的趣味所在，何妨尊重？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并不以严格的礼制要求市井小民。
司马光的《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进呈御览之后，宋仁宗到底给予什么反馈，我没有查到，不过可以通过其他史料记载略为推测。记述北宋后期汴京风俗的《东京梦华录》，描绘了东京元宵节的诸般热闹，却无关于宣德门前女相扑表演的记载，看来官府应该废止了女相扑手献艺宣德门的旧例。
但民间的女相扑表演应该并未受到限制。因为另据《梦粱录》和《武林旧事》，南宋杭州的瓦舍勾栏内，一直都有女相扑比赛：“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民间艺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手之资。先以女飐（即女相扑手）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这些收费的商业性相扑表演赛，通常都以女相扑比赛热场，招徕观众入场，然后才是男相扑手的正式竞技。
《梦粱录》和《武林旧事》还收录了杭州瓦舍好几位女相扑手的名号：“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侥六娘”、“后辈侥”、“女急快”等。这些女相扑手跟男相扑手一样，在“瓦市诸郡争胜”，并且打响了名头。显然，宋朝政府并没有对民间的女相扑作出禁制。
尽管司马光的批评建议使宋仁宗心里不爽,但宋仁宗却不好反驳,毕竟纲常伦理做天子的应该率先垂范。由于司马光的强力舆论打压,在京都风行一时的女子相扑游戏从此大为收敛,以致最终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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