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撲克（圖片素材源自暱圖網）
“有目”供賭
十六七世紀的英國文學家李雷，曾做詩描寫愛神邱比特跟他的情人賭牌，女方以吻做賭本，邱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賭本。不料邱比特黴運當頭，不但輸掉弓箭箭鞘，甚至連他媽的鴿子麻雀等等，都一齊輸光。最後他賭得興起，竟以兩隻眼睛下注，結果仍是一輸到底。從此愛神變為盲神（Blind God）。“愛情是盲目的”，來源也就在此。
依這神話看來， 好賭之性，不始於人，而始於天，連神仙也不例外。 無怪乎大老爺們一禁賭，就要惹得“人神共憤”，鬧得雞犬不寧了！
談起賭來，可真是個大題目。我現在大題小做，想單就“固有文化”方面談談賭的來龍去脈。換句話說，這篇文章以談“國賭”為主，至於“洋賭”，我因稿費不足，賭氣不談。
“賭” 這個字，它的原始意義叫“錢戲”，見於《一切經音義》。“賭博”兩字連用，見於唐朝詩人李商隱的文字，賭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種賭具，靠打射投擲定輸贏，這種賭博，至少在殷商時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時候，才不流行。中國古書中有很多記“博”的材料，如《家語》中“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管子》中“……發五政，一曰‘禁博塞’”；《史記》中“荊軻與魯勾踐博，爭道。”等等，都是指賭而言。這些材料，都證明了中國人尚賭歷史之早，證明了我們的老祖宗們，除了大談仁義道德外，固不乏有大賭徒存在。
摴蒲chū pú ，以擲骰決勝負，
得采有盧、雉、犢、白等稱，視擲出的骰色而定
另有一種流行的賭叫“摴蒲（小編按：chū pú）”，照《博物志》的就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發明，如果屬實，倒真是士林佳話：老子不但寫《道德經》，還發明大賭具，這種賭具，最為晉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說“聖人惜寸陰，眾人當惜分陰。……摴蒲者，牧豬奴戲耳！”所以他要把這種賭具丟到河裡，以示痛絕。其實當時的賭徒們大可提出異議：“你陶先生喜歡搬磚頭，難道算惜分陰嗎？把磚頭由屋裡搬到屋外，再由屋外搬回屋裡，難道比賭更有意思嗎？”
陶侃搬磚，鍛鍊身體
再晚一點的賭具有“雙陸”（又叫“握槊”或“長行”），是唐朝流行的玩意。有一次武則天做夢玩雙陸，可是老是輸，醒來心裡嘀咕，特去請教狄仁傑問是怎麼回事？狄仁傑瞎解釋一通，說什麼這是皇宮中沒有太子的緣故，故意扯進了政治問題。當時大家玩雙陸， 照《國史補》的說法，“有過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可見賭風之盛。
雙陸
從骰子到牌九
唐朝又流行一種賭，就是“骰子”，這是唐明皇跟嬌滴滴的楊貴妃常玩的，又叫做“葉子戲”。《鹹定錄》上說，當時“鹹通以來，天下尚之”。可見它迷人的程度。骰子後來的一項流變是“升官圖”，這種道具，更由單純的賭，進而露出官迷的心理。
古代骰子（河北博物館藏品，飲酒娛樂器具）
傳說中，唐明皇有一次跟楊貴妃玩骰子，明皇先擲，已佔大優勢，楊貴妃除非擲出“四”點，否則將輸。只見她嬌啼一聲，玉手張處，四顆小點，應聲而出。貴妃大喜，明皇亦大喜，隨即傳令天下，所有骰子上的“四”點，都要染成紅色，以示慶祝。這也就是今天骰子上紅四點的來源。至於骰子的“一”點也是紅的，其來源就不可考了。
另有一個關於骰子的有名故事，是寫明朝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跟沈萬三比賽。用三顆骰子，沈萬三一下擲出個十八點，這是最高點，明太祖還不認輸，他說他還要擲，並且擲出個十九點給老沈看。於是明太祖口中唸唸有詞，一擲而下，果然出了個十九點。原來其中一顆骰子一點裂成了兩半！
這個故事的另一荒謬加工是：當明太祖擲下骰子並堅持要十九點的時候，可急壞了當地的土地爺。土地爺不敢開罪明朝大皇帝。只好幫他作弊，奉命不準輸。於是土地爺趕去找財神爺，請他無論如何要幫忙。財神爺因為太胖，趕到賭場頗費了一陣工夫，於是那顆作弊的骰子，為了等財神爺駕到，就一直轉個不停，害得沈萬三抓耳撓腮，一直弄不清到底怎麼回事，更弄不清為什麼輸得這麼窩囊。
唐朝以後，宋朝人也好賭，並且還有一個最好玩的故事。宋朝真宗在位第七年（1004），遼聖宗南侵，直打到河南省的濮陽（當時是澶州的澶郡）。宋真宗嚇壞了，想遷都逃跑，主逃的一派是王欽若。不料逃的計劃遭到寇準反對，寇準主張“御駕親征”。真宗無法，只好冒著滿頭大汗，直奔前線。結果軍心大振，遼國也願休兵議和。事後真宗非常感謝寇準，很重用他。於是主逃派想了一條妙計，來破壞寇準。一天王欽若向真宗說：“陛下聞博乎？ 博者輸錢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傻不雞雞的真宗皇帝想了一想，果然認定當時寇準不無拿他“孤注一擲”的可能，於是就不再信任寇準了。
這是以賭博運用到政爭的有趣的故事。
宣和牌，古代稱為“牙牌”，今稱為“牌九”
宋朝又有一種叫“宣和牌”的賭具，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的產品，據《諸事音考》上說，這種牌還是官方制定的，“宋高宗時始詔如式頒行天下”。當時是牙牌，到了明朝，演變為骨牌，就是今天的所謂“牌九”。據我研究官方所以不禁止的原因，可能由於《牧豬閒話》這段答案：
凡戲具皆須糾率同志，惟骨牌可以獨坐自怡，故功令不禁，以為非賭具也。或旅館蕭寥，或蓬窗寂靜，未攜書籍，更鮮朋歡，時一拈弄，足以消暇。
這類情形，似乎我們也可以找到旁證。 據1964年8月19號《中央日報》有這樣的報道：
臺灣省政府昨天指示警務處：撲克牌為現代社會家庭高尚玩具之一，歐美國家早經普遍提倡，並有國際性的比賽，本省年來亦漸風行，應視為正當娛樂工具，准予公開買賣，以供需求，但不得為賭博或類似賭博的行為。
撲克，為英文poker翻譯（圖片素材源自匯圖網）
按臺灣省政府原為“維護社會善良風俗”，曾於民國四十三年下令禁止撲克等的製造、販賣及陳列。十年後改變態度，如此，似與宋朝的“功令不禁”不謀而合。這也可說是一種對娛樂的新觀念。
麻哥兒請了
上面幾種賭具，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的已經失傳、有地已被淘汰、有的已降到第二流的角色。唯有一種賭具，自明朝以來，推陳出新，自“馬吊”而“默和”，自“默和”而“花將”，自“花將”而“馬將”，自“馬將”而“麻雀”，自“麻雀”，而“麻將”，一路青雲直上，最後趕過了所有賭具，而成為賭國仇城國的魁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將軍”！
為了對“麻將軍”致敬，這一節讓我們專談“麻將軍”的身世。又因為“麻將軍”是我們的“國賭”，讓我們先從“國賭”談起。
中華民族是一個喜歡“國”字當頭的偉大民族，別人有內外神經，我們有“國醫”；別人有拳擊角力，我們有“國術”；別人有聲光化電，我們有“國學”；別人有交響重奏，我們有“國樂”。總之，凡是別人有兩下子過來的，我們都有兩下子回敬。但回敬儘管回敬，有時候，我們未免覺得實在不如人。例如我們的“國醫”還在寸關尺階段，我們的國術還在打花拳階段，我們的國學還在理氣一元階段，我們的國樂還在絲竹入耳階段……這些國粹，在世界性的標準面前，我們都稱不上唯我獨尊，想來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稱得上舍我其誰的“國寶”，那就是“麻將”。
麻將（圖片素材源自視覺中國）
在一冊日本人和美國人合著的《麻將入門》（Mah Jong For Beginners）裡，第一句話，就稱麻將是“中國的國戲”（The National Game of China），豈但是“國戲”，麻將同時也是中國的“國賭”，關於這種國戲和國賭，吾友居浩然先生的一段奇文，道盡了它的偉大：
牌而能摸，又能自摸，除了絕頂聰明的黃帝子孫外，誰也不能發明。洋人賭撲克，簡直是自找氣受。蒙特卡羅的輪盤，操縱在人，更無享受可言。惟有十三張筒子，這聽一筒，這時候自摸一筒，中指的指紋與一筒的圈圈慢慢擦過，真比服下仙丹還要快樂。牌雖未看見，心裡有數；然後翻開，驗明正身，確是一筒，大叫一聲“自摸”！做皇帝也不過如此。
也許正因為中國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將才那麼盛行；又因為中國人不能人人講求衛生，所以才流行了“衛生麻將”——麻將有那麼多好處似猶未足，還要把它跟衛生批在一起，真虧黃帝子孫想得出來！
黃帝子孫之好打麻將，至少已有四個世紀的歷史。麻將的前身是“馬吊”，當時還是四十張紙牌階段。故杜亞泉在《博史》裡懷疑：“西洋紙牌（撲克）與吾國古代之馬吊牌，有相當之關係，因其類似之處甚多。”可是在這方面，這回輪到洋鬼子不進步，而是我們進步了。我們的馬吊牌，已隨著時間的演變，立體起來，四百年精益求精的“摸索”，終於演變出一百三十六張堂堂之陣的麻將軍！
麻將軍征服了中國還不過癮，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繼薛平貴之後，開始東征。不料日本這個民族，卻與咱們迥異：第一、日本人勤勞，沒有這麼多閒工夫來浪費，所以麻將流行不起來；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風太濃，本來賞花、釣魚、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釣道”“茶道”“書道”“棋道”等等認真起來，麻將一門，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將聯盟”，有最高手川崎備寬，高居“麻將八段”，在馬虎成性的中國人看來，麻將被這樣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於佐藤弘人寫什麼“麻將哲學”，在中國人看來，更屬自找麻煩。大概日本人的認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將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為日本國戲，理當在此。
至於麻將軍西征的情形，比東征更糟。洋鬼子們更沒有這麼多閒工夫來“吃碰和”、來“海底撈月”、來“槓上開花”，所以“麻瘋”無法廣被。——麻將軍只會害我們，卻害不了人家！
晚明詩人吳梅村寫《綏寇紀略》，說明朝亡國，乃亡於馬吊。四百年來，馬吊的後身，卻攀著明朝的子孫，從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適之先生在三十九年前，就寫文章談到麻將，據他估計：
麻將平均每四圈費時約兩點鐘。少說一點，全國每日只有一百萬桌麻將，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費四百萬點鐘，就是損失十六萬七千日的光陰，金錢的輸贏，精力的消磨，都還在外。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見那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嗎？一個留學日本朋友對我說：“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裡都是燈光；燈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著讀書，便是老年人跪著翻書，或是老婦人跪著做活計。到了天明，滿街上、滿電車上都是上學去的兒童。單隻這一點勤苦就可以征服我們了。”
其實何止日本？凡是長進的民族都是這樣的。只有咱們這種不長進的民族以“閒”為幸福，以“消閒”為急務，男人以打麻將為消閒，女人以打麻將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
現在，三十九個年頭過去了，我們的國賭還照樣是我們的國賭，可是黃帝子孫已失掉了二十三億一千六百二十九萬天的光陰。後悔、懊喪又有什麼用？真正的問題，還是目前如何應付這位麻將哥兒。硬禁當然不是辦法，因為真正的關鍵，不在打麻將，而是不打麻將大家幹什麼？這個問題解決了，麻哥兒才能解決。否則的話，“禁賭”“禁賭”，只是一句口號罷了！
賭能禁得成麼？
既然談到禁賭，順便也不妨多談一下。
首先我要指出，如果“聖之時者”的孔老夫子生於今日，他是不贊成硬性禁賭的。證據是孔老夫子曾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這是明明指出：與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倒不如打打小牌、下下小棋。
可是，儘管孔夫子早已有言在先，但他的信徒們總還覺得，博弈之事還是要不得，還是禁掉的好。從陶侃把博弈戲具投江，到唐律的“各杖一百”，到元刑法志的“杖七十七”“加徒一年”，到明律清律的“杖八十”。到民國暫行刑律、舊刑法，乃至刑法中的“賭博罪”……我們都不難看到一串串禁賭的規定。可是事實顯示給我們的是：自古以來，賭風之盛，卻“何代無之”！鐵的事實總超過紙的法律，歷史的事相，經驗的教訓，都該使我們承認禁絕賭博，不是一個嚴刑峻法的問題，也不該用嚴刑峻法的手段。用嚴刑峻法，有它的限度和對象，不該用的地方用，結果必然產生陽奉陰違的結果，除了制裁到幾名倒黴鬼或替罪羊，絕難收到實效。即以臺灣目前禁賭情形而論，連“公佈賭徒姓名”這一點，從1965年吵到現在，都無法雷厲風行，單此一點，就不難看出硬性禁賭只是一句口號，既無貫徹的可能，也無貫徹的必要。
1951年，英國皇家委員會，公佈了一份六萬五千字的十七次會議結論，正式提出“賭博並非罪惡”的新觀念，同時不承認賭博是罪惡之源，因為罪惡的來源，並不如此簡單。
我也聽說過一些警察先生的看法，如：“在這裡打麻將的是好公民！不打麻將，在外面亂跑，惹事生非，豈不更壞？”說這話的人，我認為他已可寫出英國皇家委員會的結論了。
以“玩物適情”為觀念的人，可從賭博上面適其情；以“玩物喪志”為觀念的人，可從賭博上面喪其志，可是，這兩種人都不會去做惡，認為“賭博是罪惡”的人，顯然已把它看得太籠統了些。
籠統的看法甚至可以得到謔象的認定。例如發行獎券一事，在法理上，並非不構成賭博行為，因為同是以不確定的方法，以偶然機會定其勝負。且從公平角度來看，獎券甚至比賭博更過份（賭博時雙方都負擔風險，可是獎券的發行者“政府”卻穩收餘利，一點風險都不負擔）！這種現象，試問認為“賭博是罪惡”的人士將作何想？雷厲風行去查禁“衛生麻將”的人，是不是也該斜風細雨去查禁“愛國獎券”？
寫這篇文字的人，是個早就“戒賭”的人，“戒賭”的理由並非有畏於管區警察，而是覺得賭得賭太浪費時間，這是個最大的理由，終於使我連個小牌也不打了。我如今已是個成功的不參加任何有賭的行為的人（當然包括買獎券）。但這一成功，我始終認為壓根兒與“道德”無關，也與“法律”無關，所以我也難贊成用“道德”或“法律”的尺度，勸人或罰人。真正的關鍵還是前面說過的老話：不賭大家幹什麼？如果一群群的“賭君子”，從牌桌上硬被趕下來，到外面去做“不賭的小人”，那豈不跟我一樣了？到那時候，警務處長的頭，恐怕更要疼了也！
〖後記〗這篇文章原登1966年《人人娛樂》雜誌第五期；1979年，用《國賭史記》題目，重刊在《時報週刊》第七十九期，都用顧樂的筆名發表。《時報週刊》第八十期裡有夏元瑜的《馬後炮——賭博奇文》有一段說——
我看了上一期顧樂先生寫的《國賭史記》，衷心的佩服。顧先生閱讀得既多，記性又好。他寫這篇文章絕對不會像我臨時抱佛腳——東翻西查的窮折騰。看他的語氣是一瀉而下，毫無停頓之處。再看他的行文輕鬆活潑，我猜顧先生大概不是一位板著面孔的職業歷史家。真猜不透他是何方神聖，反正我對他欽佩無已。
這證明了，好文章就是好文章，藏也藏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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