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後的儒家，梁漱溟
鴉片戰爭後，晚清政府開始了自強運動，推行約三十五年，最後以中日甲午戰爭戰敗終止。
這場洋務運動的實際運作者是官員，他們吸收了一些西方知識，一開始是先附會到中國古代經典，為的是要證明經典上曾經出現過，所以是可行方案。後來他們慢慢察覺中西文化之差別，逐漸改變完全以中國思維去審視世界的思維。
到了民初，滿清被推翻，知識分子勵精圖治地想讓中國奮起，於是開始檢討中國文明出了什麼問題。在這場運動中，出於實用的立場而採用西學是當時主流。但是，對於中西文化思維之評判仍一直被知識分子所重視。
在眾多知識分子當中，梁漱溟是對東西方文化有過嚴肅分析的一位。其對於中西文化的很多觀點在今天仍具有不少啟示意義。
中國文化的五大毛病
高喊“救救中國”的口號下，梁漱溟歸納出了中國文化五大毛病。分別是幼稚、老衰、不落實、落於消極後亦再沒前途和曖昧而不明爽 。
他指出，中國古代施行家族制，雖擺脫了宗法封建社會，然而依稀影子卻一直揮之不去。家族制度下個人的想法不被重視，塑造了個人無須要思考的環境與封閉型社會，這樣的環境容易使迷信與盲從孳生，久之流俗詬病特多。梁漱溟批判此現狀特徵，是“幼稚”的特色，而單純非尚未進步的情況。
造成現象的根源在哪呢？梁漱溟認為中國思維比起西方早熟而老衰，評判標準為兩個文化下的“理智”與“理性”特長不同。他這樣定義這兩個名詞的：
“人類理智有二大見徵：一徵於其有語言；二徵於其兒童期之特長。語言即代表觀念者，實大有助於知識之產生。兒童期之延長，則一面鍛鍊官體習慣，以代本能；一面師取前人經驗，豐富知識。故依理智以為生活者，即是倚重於後天學習。……蓋理智必造乎（無所為）的冷靜地步，而後得盡其用；就從這裡不期而開出了無所私的感情——這便是理性。理性、理智為心思作用之兩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來密切相連不離 。譬如計算數目，計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確之心便是理性。”
梁漱溟看待理智與理性的角度是以中國文化脈絡去看待。他認為理性最高表現是達到儒家精神境界。儒家精神早已存在，故梁認為中國理性早啟，卻沒有好好發展，久之原初精神喪失，不許懷疑改變。只要觸犯了便受到嚴厲制裁，使整體落入“老衰”。
中國古代追求維持社會和諧，在資源分配與文化背景影響下維持了家族制。儒家思想的籠罩下，中國只重視倫理；古人把精力放在倫理社會的平衡穩定上，其他則不重視，造成經濟政治發展停礙不前，而沒有現實基礎，理想社會變成眼高手低，成為“不落實”的半套政治現況。
梁提到根據“天演”的角度，提出文化發展應該是力量求得利益，利益則培養拓大其力量，力量又求利益，如是迴圈推進不已，利與力二者互通為一。而中國只積極倫理，其經濟政治“落後之後，不再積極”，導致如此的態度是“曖昧而不明爽”，千年來朝代更替看似好像有進步，實則又無什麼明確實績，維持老一套。
引進西方思想後，中國好像處處皆有西方的概念原型，然觀其脈絡變化，又不同於西方，結果就是事事而非，模糊不清對待事務之態度。中西文化發展之不同
反觀西方，由於中世紀過分壓制人的自由遂產生反動，則影響了近世自由觀念之確立。而西方中世紀走向了集體生活，在近現代由集體轉為國家；中國卻是社會與國家相融，導致只有社會有沒有國家。梁漱溟認為西洋中古社會靠宗教，近代社會靠法律；宗教自來為集團形成之本，而集團內部組織秩序之釐定，即是法律。如此，西方符合了力（國家）、益（法律）和理（科學）三者積極向上的方式。
而中國社會卻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此即是說：在文化比較上，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中國走道德禮俗之路。漫長時間在禮俗之中因人情說情導致道德禮俗敗壞以及法律不張。加上
中國把農漁牧礦等知識劃在學問之外，理性早熟反而壓縮了理智，使得沉浸在自然境界中，無法成就出科學來。這個世界會好嗎？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正準備出門，遇到漱溟，二人談起關於歐戰的一則新聞。“世界會好嗎？”父親最後問道。兒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能好就好啊！”父親說罷就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投敬業湖（今北京積水潭）自盡。
數十年後，梁漱溟父親那飽含哲學意味的一問，成為一個本書的的名字——《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
此書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艾愷在寫作《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一書後，為印證事實，於1980年8月來華專訪梁漱溟的訪談記錄。
談話中，梁漱溟論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點及代表人物，也談及與諸多政治文化名人，包括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蔣介石、康有為、章太炎、胡適、馮友蘭等的交往經歷，並回顧了他一生的重要活動——任教北大、從事鄉建運動、創建民主同盟等 。
閱讀這部書對更加深入地理解梁漱溟的思想大有裨益。
梁漱溟一生歷經許多中國重要轉折，從早年在北大任教影響學子到在文革時反抗不合理。
在思想上，梁堅信儒家思想之價值，使得儒家思想不被絕跡，且增進後學對於儒家思想之信心——即使在避諱談孔子的偉大官方會議上，梁依然不卑不亢地論述孔子思想。
在行為實踐上，他也為學習中國儒家思想的後世給予了實踐上的示範。曾經的鄉村建設，由地方官員與農民等的互動當中，他施行道德教化，構成了以倫理思想為主軸的新團體，減少政治階級化的惡況。
從思想到實踐，儒家在逆境之中仍不屈不饒的精神在梁漱溟身上淋漓盡致的展現出來，梁真正展現了一代大儒的風範。
《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書內容豐富，可作為了解與研究梁漱溟思想與活動及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重要參考，對讀者修身處世亦不乏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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