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亮/政見觀察員
中國政府大力優化政商關係，推進營商環境改善，但是企業可能仍然不得不通過各種方式為政府“埋單”。香港大學王丹青和INSEAD的羅曉薇在研究中指出，在中國企業的多元化戰略背後，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政府之手。
對2001-2011年間的中國上市公司的研究發現，期望“安度晚年”的臨屆省長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並順利退休，往往期望本地大企業能夠大包大攬，解決國有企業改制導致的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這會導致企業合併同其核心業務不相干的國有企業，並延聘這些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官員職業生涯中的不同目標
政府官員需要追求多重目標，特別是發展經濟和維護社會穩定。在其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政府官員會追求和重視不同的目標，並會要求企業幫助他們實現這些目標。
在上任伊始，政府官員期望通過拉動經濟增長來獲得政績，並據此而謀取晉升。
在臨近退休時，政府官員會更傾向於保守和守成，期望不出差錯而安然退休。此時，政府官員會更加重視維穩工作，避免出現“大亂子”，而經濟增長則不是其所關注的主要目標。
企業為何涉足不相干行業
通常來說，企業的多元化應以相關或相近行業為主，而涉足不相干的行業則可能導致效率損失乃至失敗告終。因此，企業不相關多元化的背後往往不是理性的戰略決策，而更可能是出於其他方面的考量，比如政治施壓。
為了驗證這個職業階段假說，研究人員使用2001-2011年一千多家上市公司的綜貫數據。之所以選取該時段，一是因為1997年以來開始推行“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在此期間國有企業改革導致大批下崗工人，為研究該問題提供了理想的背景。二是因為2001年證監會加強監管，由此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數據質量。
研究人員整理了每家上市公司涉足的行業，並計算其兼併的不相關行業的數量。他們將新進入的行業滯後三年，因為企業兼併的決策和執行需要一定時間。該研究使用上市公司合併的企業所處行業數量來衡量不相干的多元化，即合併的企業所處行業越多元，則意味著多元化越不相干。
研究人員認為，省委書記和省長如果在下一屆黨代會前只能幹目前一屆，那麼就意味著他或她是臨屆退休了。該研究使用各省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數量來衡量當地的維穩壓力，並認為維穩壓力越大臨近退休的官員會越傾向於推動企業多元化。
研究顯示，當省長臨近退休時，如果國企改革導致大量下崗職工，那麼上市公司會更有可能合併這些國有企業。對於省委書記來說，這種職業階段效應並不明顯，因為他們一以貫之地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與抓經濟發展的省長相比，省委書記全面主持工作，維穩更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
當該省發生嚴重的群體性事件時，政府會加強社會維穩的常態化管理，而不需要通過企業去“救火”。因此，群體性事件壓力越大，政府幹預的可能性越強。研究人員使用各省發生的勞工抗議和罷工次數，來衡量群體性事件導致的維穩壓力。研究顯示，在群體性事件壓力較大的省份，省長在下崗職工較多的情況下更趨向於推動上市公司兼併國有企業。
當上市公司在政府面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時，政府會更傾向於讓其“揹包袱”。當企業嚴重依賴政府資源時，那麼就會更有可能委曲求全地接管國有企業及其下崗職工。如果企業有很強的社會主義烙印，或者是受政府嚴格監管的話，那麼政府會傾向於要求這些企業來為其排憂解難。
“社會主義烙印”
研究人員以企業IPO的時間來衡量社會主義烙印，並認為IPO時間越晚則說明社會主義烙印越深。研究人員將金融、房地產等行業歸為受監管較嚴重的行業，其他行業則認為受監管程度不高。分析顯示，上市公司的社會主義烙印越深，它們的不相關兼併情況越明顯。上市公司所處的行業受政府監管越嚴，它們配合政府的可能性就越大。
這項研究表明，政府有許多辦法可以借道企業實現政治目的，而這同政府官員的職業生涯息息相關。企業行為中有很多是有政治色彩的，無論是否是它們心甘情願的。當企業的命運取決於政府的時候，就不得不承擔政府強加的政策責任。由此可見，要想推動營商環境改善，就需要讓企業有底氣和能力對政府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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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Wang, D. and Luo, X.R., 2018. Retire in Peace: Officials’ Political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in Chin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p.000183921878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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