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干了一件颇为胆大且时髦的事儿——发行纸钞“大明通行宝钞”，让老百姓可以攥着纸钞购物、做买卖，同时大刀阔斧地下令“禁银”，严禁百姓拿着金银当钱花。
其实，发行纸币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件新鲜的事。欧洲17世纪才开始发行纸币，而中国早在11世纪就开始使用纸币。这要感谢一群聪明的四川商人。
古代中国因为金银产量不足，铜一直充当着货币作用，以至于到今天，我们形容一个商人也爱说“一身铜臭”。
北宋时期，四川是唯一使用铁钱的“货币专区”。但铁的重量实在太沉，你没办法想像当你需要买一件珠宝玉器时，需要扛多少斤的铁去买卖。于是，这群聪明的商人就把铁钱放在一起储存，并根据同等价值发行了易于携带的纸币，这就是“交子”。
后来，朝廷一看这事干得聪明啊，值得推广，于是收回了“交子”的兴办权，改为户部发行。当时，户部的“交子”是根据国库里差不多等量的铜钱数量来发行。可以说，国库中的铜钱就是发行“交子”的“准备金”。
为什么要有“准备金”呢？看看北宋名相文彦博的说法。文彦博认为纸币一定要能够自由兑换成铜钱，老百姓才能信任纸币，朝廷发行纸币才能顺利。而对于铜钱与纸币两者间的关系，文彦博认为并不一定要等量。比如发行300万贯的交子，只需有200万贯铜钱作“准备金”，足够支持流通即可。
到了南宋时期，宰相沈该主张，铜钱和纸币两者间只要其中一种价值稳定了，另一种不会出现大贬值。因此，朝廷只储备“百万缗钱”，一遇到纸币贬值，就拿钱买纸币，纸币自然会停止贬值。可见，9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已具备了先进的金融意识。
然而，多年的战乱使南宋朝廷开支越来越大，钱是越印越多，“准备金”却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交子”的“含金量”越来越低。到了南宋末年，“交子”的价值只相当于最初价值的二十亿分之一。疯狂的印钞机带来的产物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无疑加剧了南宋的灭亡。
到了元代，这个马背上民族建立起来的朝代，虽然很多制度落后于宋代，但其货币制度却极具先进性，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制度。在宋代，纸币与铜钱并用；而元朝，只有纸币才是合法流通，人们买东西做交易只能使用纸钞。
可能有人看来，这两者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只能流通纸币的做法其目的在于统一全国的金融管理。在忽必烈看来，盛产铜的地区可以自行采矿铸钱，很容易造成割据。发行纸币禁用金银，有利于将金银集中到国库。在蒙古皇帝看来，大量发行纸币才是掠夺财富的最高境界。然而，他只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
忽必烈在位的最初20年，一直在努力充实“准备金”，并控制纸币的发行量。那是一个物价稳定的美好年代，在百姓眼里，值钱的纸币重于金银。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到了元末，由于政治腐败、军费开支浩大，“准备金”不断被挪用，缺钱的元朝政府滑向了一条南宋灭亡的老路——不断印刷纸钞，引起物价飞涨，恶性通货膨胀。
回到开头，朱元璋的做法似乎与元代先进的货币制度如出一辙，怎么就胆大了呢？宋代交子绑定的是国库的铜钱，元代的“准备金”是金、银，可胆大的朱元璋根本就没准备任何的“准备金”。他认为，朝廷的权威足以保证纸钞的信用价值。但在百姓看来，这种与白银撇清关系的纸钞相当不靠谱。而且，官府更能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发行“宝钞”。
事实上，官府后来的做法也的确印证了老百姓的猜想。1000文的“大明通行宝钞”在1376年相当于1两白银，而随着超额发行，到1413年只相当于0.012两白银，到了1436年只等于0.0009两白银。
然而历史吊诡之处在于，朱元璋这种剥离了货币的商品属性、没有任何担保的“纯粹信用纸币”的外行做法，正是如今，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后，整个世界正在通行的一种纯粹信用货币体系。要知道，在1971年以前，任何国家发行纸币都需要足够数量的金银作为担保。朱元璋这套领先世界600年的金融创举，不可不谓时髦。
说到这里，不得不讲件有趣的事。在中国游历17年的马可波罗把中国的纸币带入了欧洲。欧洲人惊奇地发现，中国纸币的支持者是官方，而在西方具有同等性质的商业票据支持者仅是发行商家。既使几百年过后，这些商业票据转变成为纸币，也始终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直到近代才被各国银行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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