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兒童青少年近視率居高不下,近視低齡化、重度化日益嚴重,嚴重影響兒童青少年健康,成為困擾兒童青少年、家庭、學校、社會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根據黨中央、國務院部署,為全面加強兒童青少年近視綜合防控,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起草了《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
今年7月,媒體對1951名中小學生家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2.7%的受訪家長表示孩子已經近視,91.6%的受訪家長擔憂孩子的視力問題。而孩子近視後,家長普遍不想讓孩子馬上戴眼鏡,於是,不少家長帶著孩子嘗試各種所謂的視力康復“治療”。這些所謂的視力康復“治療”可信不可信?孩子視力“好轉”的背後藏著怎樣的貓膩?本報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走訪。
46歲的李冉(化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實驗學校中學部的教師,她的兒子今年高中畢業,但孩子在上小學三四年級時就近視了,現在達到600多度。李冉對記者說,她兒子近視是玩遊戲造成的,“孩子上小學時,我還能控制他每次最多玩一小時,到了初高中就控制不住了,天天玩遊戲,每次超過兩小時,中間不休息”。
“近幾年學生近視的程度越來越嚴重。”北京某中學高一教師金紅梅說,在她的班上,戴眼鏡的學生超過一半,有幾個學生已經是高度近視,“雖然學校不允許學生帶手機,可一到中午或者放學時間,學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機”。
正因如此,家長對孩子的近視問題尤為擔心,而這也給很多所謂的治療近視的機構以商機。
一個月前,北京市民車影的女兒被檢查出近視,因為擔心眼鏡片越戴越厚,車影帶著女兒走上了治療近視之路。
不做手術一個月摘掉眼鏡、百分百恢復視力,某視力恢復中心的宣傳標語吸引了很多家長,其中也包括車影。
這家視力恢復中心位於河北,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員介紹,其中心使用的是降度鏡,“我們這邊一個店100多個孩子都是通過這種方法恢復的”。在隨後的交流中,工作人員還向車影發送了治療中心的視頻,畫面中幾個孩子戴著治療儀器一字排開,僅有一名未穿工作服的成人在一旁照看,並沒有看到醫生。這讓車影對這家視力恢復中心的專業性產生了質疑。
“工作人員說醫生會在週末來坐診,是石家莊和邢臺的市級眼科醫院主任。”車影向記者回憶說,“工作人員稱,普通眼鏡只會越戴度數越高,而降度鏡會越戴度數越低。後來我再次問治療全程是否有醫生陪同,對方只是說會有老師接待和陪同”。
這樣的回答還是不能消除車影心中的疑慮。“視力恢復中心的老師是治療近視的主力軍,老師是哪裡的老師?有哪些資質證明?”在考察近視治療機構過程中,車影發現,幾乎沒有一家機構能夠明確對老師的專業性和醫療輔助水平作出詳細說明。
車影告訴記者,位於北京市西三旗的一家視力恢復中心自稱是全國連鎖,總部在瀋陽,老師都是經過總部培訓的。面對車影關於“老師是否有醫師資質”這一問題,工作人員的回覆則是:“我們的老師都是經過培訓的,我們採用的是物理療法,依靠按摩,不手術。”
“不手術就不需要醫師資格,這樣的思維在視力恢復治療機構並不少見。這些機構的培訓老師是否應該具備專業醫師資格、採取的治療方法是否有科學認證,我問了一圈下來也沒有得到答案。”車影無奈地說。
此外,記者在調查中還注意到,兒童近視治療市場還出現了苗醫、中醫針灸等治療視力的方法,此類機構在全國範圍內招加盟商。
然而,在加盟過程中,這些機構對加盟者幾乎沒有醫學背景上的要求,也沒有相關的醫師資格的門檻和培訓。當被問到安全問題時,招攬加盟商的相關機構工作人員解釋說:“我們不動刀,不接觸孩子的眼睛,只是教給孩子方法,沒有風險。”
在考察過程中,車影發現,除了不動刀以外,視力恢復中心的治療方法五花八門。比如,依靠儀器的治療機構推出的產品包括角膜塑型儀、降度鏡、護眼按摩儀等。
“市面上針對視力治療的儀器大多都是由代理商銷售,在詢問過程中,工作人員除了儀器的圖片、使用說明以外,並不能對安全問題作出解答和保證。”車影說。
至於治療方法,相關機構的工作人員也說得雲山霧罩。
在一家自稱通過物理方法恢復視力的視力康復機構,其工作人員對車影解釋:眼鏡度數和視力是兩回事,度數是永遠不會恢復的,但視力可以恢復。“按照工作人員的說法,經過治療,孩子的度數不會降下來,但是就算近視200度的孩子也不用戴眼鏡,只是需要調節眼睛的恢復能力。”車影說。
此外,車影還在電商平臺上搜索過相關產品,“以‘視力恢復’為關鍵字搜索,五花八門的儀器和服務映入眼簾。治療儀器的價格從200元到3000元不等,但在詢問過程中卻得到了相似的說法——不用手術就能治療近視、散光。”車影說,她曾經對標價268元的護眼儀和標價138元的護眼儀進行詢問,“但令我驚奇的是,兩家店鋪的店員對護眼儀的介紹說法一字不差,都稱‘護眼儀採用3D移動光學技術和EMS微電流技術等起到相應的功效’。店鋪客服稱客戶使用後都反饋能恢復視力,一般堅持使用兩個月左右就能降50度”。
一些方法違背近視防控原則
那麼,通過訓練真的可以讓使用者感到“不戴眼鏡時視物變清晰”嗎?
杭州艾凱眼科主治醫師羅荃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方法是通過訓練使得相同近視度數的人測出了不同的視力,其原理則是來自於“大腦的模糊適應現象”。
“我們的視網膜在焦點處成像是最清晰的,但在這個焦點前面和後面的一小段距離裡,成像也是相對清晰的。如果視網膜能接收到這段焦深範圍內的光線,大腦也會識別為清晰。”作為有著眾多讀者的自媒體“羅荃聊眼睛”的作者,曾對近視康復進行過專門研究的羅荃向記者分析說,大腦對不清晰是有一定容忍範圍的,只有超過了這個範圍,我們才會感覺到不清晰,“這就是視力訓練有效果的原理,它起作用的地方根本不是眼睛,而是大腦”。
羅荃進一步解釋說,大腦不斷地適應模糊的視覺後,這段可容忍範圍擴大,原本大腦認為不清晰的東西也會變得清晰,於是視力就提高了。只是,這一切適應都要建立在模糊的前提下。
“一旦戴上合適的眼鏡,視覺突然變清晰了,聰明的大腦一定會選擇最清晰的範圍看,把原來能容忍的那些模糊影像全部拋棄掉。所以,這樣的機構一定不會讓患者佩戴合適度數的眼鏡,否則他們也就一秒破功了。”羅荃說,為此他們也摸索出了最有效的說辭,那就是——戴了眼鏡就摘不下來了,恰好擊中了很多人內心的想法。
對於目前市面上各種各樣的視力康復機構,據羅荃介紹,一些所謂的視力康復機構由於沒有系統的理論支持,採用的方法五花八門。
“其中很多訓練方法需要高強度用眼,與減少眼睛疲勞的近視防控原則背道而馳。許多患者訓練後視力好像變好了,但近視度數比原來還高。慢慢地,近視加深到一定程度,超過了大腦能容忍的範圍,就再也看不清了,視力就會斷崖式下降。”羅荃說,而相反,針對弱視、視功能障礙等患者開展的視覺訓練,有一系列規範的方法。這類訓練也有可能提升視力,但絕不會拿“降低度數”作幌子。
對話人
中山大學眼科學碩士、丁香醫生科普作者 羅荃
中國婦幼保健協會兒童眼保健分會委員 梅穎
《法制日報》記者 趙麗
記者:近年來,我國兒童青少年近視率居高不下,近視低齡化、重度化日益嚴重,嚴重影響兒童青少年健康。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同起草《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具體防控措施包括減輕學業負擔、增加戶外活動時間、減少電子產品使用時間、學會正確使用眼睛、定期進行視力監測、規範近視治療。
羅荃:首先應該肯定視力監測的必要性。不過,視力監測是最基本的初篩,近視和不近視的人也可能測出一樣的視力,所以需要更進一步的檢查來判斷有沒有近視。另外,視力監測受主觀和客觀的影響很大,學校範圍內開展的視力監測存在前後兩次檢查可比性不強的問題。
梅穎:目前各地近視流行病學調查還缺乏統一的檢查標準。比如,查視力時的視光學環境未統一、使用的視力表未統一。此外,各地視力表燈箱的照度也未統一,也會對近視診斷帶來影響。同時,對近視的檢查結果也未做細分。
對於診斷近視的標準也未統一,有的用睫狀肌麻痺後的電腦驗光結果,有的用主覺驗光結果,有的按現有眼鏡的光度。因此,應該先確定各地近視流行病學調查的標準,進行充分調研,在此基礎上再製定近視防控的具體目標。
記者:我們調查瞭解到,由於目前兒童近視率的問題,關於兒童近視康復的機構也是各種各樣,其中存在不少治療不規範的現象。比如,有的機構號稱不戴眼鏡、不用藥、不手術就可以控制甚至“治癒”,導致很多孩子錯過最佳控制時機。
羅荃:亂象的出現,其中一大原因是家長求醫心切、對治療期望值過高。真性近視在目前醫療水平下做不到治癒,只能控制加深。很多家長在固有錯誤觀念引導下,拒絕醫生給予的建議,轉而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投奔這些商家。
第二個原因是監管部門執法不力。什麼樣的醫療機構可以進行疾病診斷、治療或者康復?法律對這一問題有明確規定。然而,很多機構連正規驗光師都沒有,就打出“降低度數”“治癒近視”“視力康復”的招牌。我們眼科醫生看到這些機構都很驚訝,為什麼這樣的機構能存在?甚至有些機構在捲走錢財之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家長欲哭無淚。
梅穎:近視防控的相關產品較多,但都有相應的配戴、使用適應情況,而市場上充斥著很多偽科學的近視防控方法或產品,有些近視防控的方法或產品不但無效反而有害。
記者:各省(區、市)人民政府負責本地區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措施的落實,主要領導要親自抓、負總責,國務院與各省級人民政府簽訂全面加強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責任書,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逐級簽訂責任書。對於兒童青少年近視率擬納入政府考核指標,有民眾擔心會出現紙上談兵的情況甚至數據造假的可能。
羅荃:應該肯定國家層面的重視,這對防控近視有積極作用。實施方案意見稿的主要內容比較符合科學防控近視的要求。對於“戶外60分鐘以上”的目標,我認為在現階段也是比較可行的。總的來說,方案緊跟科學防控近視前沿。
然而目前只有單一的評價指標,數據造假也是我最擔心的問題。以單項數據作為考核指標,在容易出成績的同時,也容易滋生造假、腐敗和歧視。當然,無論什麼樣的考核標準,都會有造假的可能。所以,我也給意見稿提了意見,那就是近視率絕不能作為單一考核目標,因為這樣造假成本太低了。
記者:在您看來,讓政府擔負視力保衛戰的主體責任,通過嚴格的評價體系,推廣和落實硬性指標,其重要性是什麼?
羅荃:過去這些年,有關部門的責任主要在於加強宣傳和監管。有關部門沒有辦法到每個家庭去監督家長給孩子培養良好的用眼習慣、讓孩子少看電子產品。但有關部門和醫療機構有義務讓家長知道,近視有什麼危害、哪些才是科學防控近視的辦法、怎樣做是對的。讓不重視孩子健康的家長知道,現在的選擇可能造成的後果。然而長期以來,這些工作只有醫療機構在做,宣傳力度有限。
至於監管方面,方案裡也提到了對學校、醫療機構和相關行政部門的監管,但是要把這些措施落到實處,很考驗監管水平。
梅穎:徵求意見稿是一個綜合的、全方位的,動員全社會參與和重視的文件,起點高,覆蓋廣,目標宏偉。但執行還需要結合現實狀況,以高質量的醫學科研結果為指導,修改一些看起來很難執行的方法；完善流行病學調研,統一檢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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