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暑期檔已接近尾聲，僅8月1日~20日，中國電影票房就超過50億。
這個數字是2001年全年票房的6倍多，那一年是中國電影體制改革啟動的元年。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其實相比於社會、經濟的其他領域，電影改革史並不長。
但改革帶動發展，發展證明改革，種種發展成就足以印證，啟動時間雖不長的中國電影改革行之有效——中國電影產業從無到有、從凋零到振興；中國電影市場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中國有了向著“建設電影強國”宏偉目標奮進的底氣。
誠然，今天面對電影產業裡出現的新矛盾和新問題。我們仔細回望中國電影改革的來路，理性分析電影產業的現狀，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中國電影被定義成一種產業來發展，能咬牙熬過“艱難困苦”的改革初期，迎來現在的蓬勃局面，實為來之不易。
放眼大局，中國電影產業的未來仍處於發展大勢。
而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改革的歷程，是“一山放過一山攔”。中國電影產業之路任重而道遠。
溫故而知新，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我們推出“電影改革·親歷者說”這組報道，專訪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長、原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副局長張丕民；上海電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博納影業董事長於冬；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等人。他們是中國電影改革的親歷者、研究者，我們以此係列為中國電影宏大的改革篇章做下小小注腳。
【艱難時期】影院白天賣羊毛衫，晚上放電影
8月17日，有同事提醒任仲倫，“今天是股份公司上市兩週年”。時間再撥回十五年前，那時剛剛接手上影廠的任仲倫大概沒有想到能迎來今天的發展。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2000年初期，中國電影正處在長達十多年的低迷期，擺在任仲倫面前的迫切問題是幫助這家困難重重的百年電影老廠“活下去”。
“我們經歷過最艱難的時期，經歷過一部電影放兩場、三個人看。”任仲倫回憶道，“我們現在談電影產業的供給側改革，而那時候我們沒有所謂的需求側，也就無所謂供給側。當時中國電影年票房9個多億，觀眾人次750多萬。有效銀幕3000塊左右，我們加‘左右’兩字，是因為很難統計，當時很多影院白天賣羊毛衫，晚上放電影。”
▲上海電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每經攝影記者 張建攝）
在今年6月“第二屆中國影視領袖峰會”結束後，任仲倫說起十多年前的情形，坐在一旁的張丕民接過話頭。“不要說一部電影三個人看了。我還經歷過一部電影一個人看，再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對情侶依偎在一起。”張丕民苦笑說，“那時候我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電影局副局長。”
1997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最年輕的副科長”於冬也心灰意冷了。
“我在北影廠無所事事，因為那時候電影廠生產已經艱難了，基本上沒什麼片子發，也沒活幹。1999年成立中影集團，我是北影廠過來的，中影要重新安排幹部了，把我在北影廠賴以為榮的副科長也給擼了，我徹底絕望了，決心出來創業。”
窮則生變，在任仲倫看來，中國電影產業經歷了三次開放，第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業內的開放。
1993年，《關於當前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廣電部1993年3號文件），打破了原來電影發行權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壟斷的制度，全國的國營製片廠擁有了向國外發行自己影片的自主權，還提出電影票價原則上要放開，具體由各地政府掌握。這算是一次重要的業內開放。
“第二次開放，是針對國際美國大片、批片，開放一定規模的進口片數量。實事求是的講，《泰坦尼克號》等大片轟動市場，拉動了我們的觀眾回到電影院。”任仲倫表示。
事實上，在上世紀80年代，處於計劃經濟時期的電影是一枝獨秀。
“再加上‘文革’之後，隨著一大批解放思想的現實主義經典電影出現，電影院是做活躍的文化場所。”饒曙光分析稱，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電影從一枝獨秀的位置上跌落下來，各種娛樂形式不斷興起都對電影形成衝擊。“從1994年起，引進美國大片，一定程度上激活了電影市場。也為電影製片廠的改革提供了新啟示。”
“到了2000年初期，電影向社會的改革開放，對社會開放，國有製片廠可以拍電影，社會資本也可以拍電影。這是從業內到業外的開放，是更厲害的開放，社會力量聚集起來了。在電影領域形成了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的新力量。”任仲倫說。
【改革初期】“其他領域都逐漸放開了民營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唯獨電影誰也不敢碰”
20世紀90年代初，市場經濟已如火如荼。
“可其他領域都逐漸放開了民營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唯獨電影，誰也不敢碰。”張丕民說。
為何電影領域向社會資本的開放直到2000年初期才啟動？這與中國的特殊歷史背景相關。據張丕民介紹，在新中國建國初期，總共只有29個電影製片廠分佈在全國各地，其中有16個製片廠可以拍攝故事片。“其他電影製片廠幹什麼？拍新聞簡報。電影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消滅敵人、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非常清晰的是事業，不是產業。”
“後來慢慢的將電影稱為‘文化單位’，有一些製片廠改為事業單位企業管理，需要靠國家財政來支撐。真正的改革開放，把電影定成產業，是2000年初。”
“直到‘十五大’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2003年，‘十六大’將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寫進報告中。電影終於被定位為產業了，電影產業，這四個字現在看來平平常常，但是這種定性非常重要，就如同打地基，決定了中國電影未來的方向和道路，如果不將它定位產業，那麼現在的一切發展都無從說起。”
“既然是產業，那麼就要按產業的規律去做，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既然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就必須放開。”張丕民表示。
早在2003年，《電影產業促進法》就已開始醞釀。親歷了這部法律立法發端的張丕民表示，“這部法律的名字，我們討論很久，最後決定了兩個關鍵詞——產業、促進。產業，是屬性定位，促進，是保障措施，這進一步說明了中國電影的改革還在路上。”
“2000年初，院線制改革準備啟動伊始，如何做院線？如何建電影院？我們都不清楚。去美國考察回來，拿那麼厚一本書。書中論證了在美國一座城市，人口密度、文化程度、聚集度、人均收入達到怎樣的水平時，建電影院能5年內收回成本。而中國正好趕上了電影加速度階段，3年內全部收回成本。”張丕民談到，“所謂院線制就是不同的影院，跨區域、組合、放開的體系。網格化的密度，規模化的力度，誰有本事誰去建。這個改革太重要了。”
“電影發行領域開始向民營公司鬆動，院線制改革則徹底打破了原來的壟斷髮行體制。為市場帶來活力，隨後製片業改革啟動，一系列降低門檻的措施提出，為中國電影的供給端提供了活力土壤。”饒曙光表示。
▲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受訪者供圖）
到2006年、2007年，電影院終於出現排隊買票的現象了，任仲倫站在電影院裡看那種熱鬧的情景，熱淚盈眶。“我們可以站在那看半個小時，太高興了。看電影的人多起來了，我們乾電影的人終於覺得這件事情做的有意思了。”
【電影改革者】“他們像4X100米接力一樣，奔著產業化改革的同一個方向跑下去”
“過去十五年，我經歷了四位分管電影的最高行政長官——趙實部長、（張）丕民部長，童剛部長，（張）宏森部長。他們都是懂電影、愛電影、有力的推動了電影產業發展。他們像4X100米接力一樣，保證了中國電影的快速前進、高速發展。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掉棒的，每個交接棒都一以貫之，繼續奔著同一個目標跑下去。”任仲倫總結道。
身旁的張丕民笑著說：“他表揚我呢，其實就是不折騰。”
回顧18年來，中國電影產業改革之路，張丕民總結了四個關鍵詞：改革方向明確、改革思路清晰、改革措施得力、改革成效顯著。
所謂改革方向清晰，就是堅定的走電影產業化發展道路。“我們沒有一個人在這動搖過，沒有人說電影不應該是產業了。因為電影本身就是工業，在國際上也是產業，你要想跟國際接軌，走向國際，必須是產業對產業的對話，否則談何電影的國際競爭力。”張丕民表示。
▲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長、原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副局長張丕民（東方IC/圖）
“趙（實）部長提出電影的改革層次，先鋪市場，再放開製片。先把市場迅速的做起來，推進從發行到院線制的改革，全國影院迅速普及數字化。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家實現全球化數字放映的，超過美國。改革思路非常清晰。”張丕民說，“同時保障農村電影放映，趙部長講的，一定要滿足農民看電影。在城鎮化全面加速之前，給農村留下看電影的記憶，為如今電影觀眾的積量增長打下了重要基礎。”
在改革措施方面，中央為了鼓勵電影產業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特別是將國家收繳的電影專項資金，全部返還給新建影院。這個刺激不得了啊。雖然在2003年票房總規模不大，但5%是總產值的5%。當時全年10個億票房，就相當於5000萬用做返還市場，一家電影院，票房5%一年就是十幾萬，加上經營收入，幾年就回本了。”
而當時應對輕裝上陣的民企，在市場競爭的衝擊下，揹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國營電影製片廠就顯得更加艱難。為了反哺在中國電影最困難時期堅守的國有製片廠，國家的改革措施中，給了國營大電影製片廠一家一個電影頻道的措施。
“說實話，那時候國有電影製片廠揭不開鍋了，有一個電影頻道，每年上海廠能有1個多億收入。差一點的地方，每年也有3~5千萬收入。一下就把廠裡面穩定下來了，最起碼在海里不怕沉下去。”張丕民說。
“給了在汪洋大海里的我們一個救生圈。”當張丕民說到電影頻道這一改革措施時，任仲倫補充道。
票房快速增長、影院快速增長、大家都敢投錢做電影了，影片技術質量顯著提升……這些都是顯著的改革成效。
【電影新時代】“現在是中國電影最好的歷史時期，沒有之一，電影人一定要沉住氣”
從今天回望那個時代，於冬特別敬佩那一代的電影國企企業家。
“像當時的北影廠廠長韓三平，西影廠廠長的張丕民（1996.03~2001.11西安電影製片廠黨委書記、廠長），包括現在上影集團的任仲倫，長影的趙國光……那時候電影廠廠長是一個苦差事，他們承載的不僅是籌劃製片的投資，還要承載著全廠的工資問題，往往入不敷。那麼難了，每年電影的生產還得維持在百部左右，他們憑著自己的理想主義在堅守。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很多非常可貴的東西。”於冬感慨道。
所以今天看到那麼多社會資本投電影的時候，經歷過電影行業最困難時期的於冬有一種和新一代電影公司老闆不一樣的心情。
“能有今天的成果，首先是來之不易。我這一代電影人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既繼承了這些廠長們對於電影的熱愛和對事業的執著，同時我也適應今天互聯網、業外資本進入行業所帶來的變化。我覺得我們既要傳承國營電影廠廠長們的那種堅守精神，同時要放眼世界，承擔起中國電影向世界輸出的責任。”
▲博納影業董事長於冬（受訪者供圖）
而所有產業的開放與改革，無一例外都會伴隨著新矛盾，電影產業同樣如此。
但任仲倫認為，中國電影現在和未來的大局仍然向好。“最重要的就是觀眾基礎，大家愛看電影，愛看優秀的國產電影。今年2月，單月票房就超過100億票房，這是很鼓舞人心的。”
“觀眾是我們電影產業賴以生存的基礎，我們要非常珍惜觀眾的熱情和信任。”張丕民亦表示。“現在，國力崛起、經濟發展，電影產業迎來了國家重視、社會踴躍、觀眾熱愛的好時代。這是中國電影最好的歷史時期，沒有之一。所以咱們中國電影人一定要沉住氣，要有定力，改革的目的是出好作品，出弘揚正能量，老百姓喜歡的好作品，所以要堅持改革，把一個事情幹到極致，才能成氣候。”
近年來熱錢的大量湧入給電影產業帶來了浮躁之風。2018年電影產業集中暴露出的種種問題，資本的熱情有明顯降溫。
“這很大程度上是對前幾年這個行業資本虛高的一種修正，是一種必然。”在任仲倫看來，今年和未來兩三年可能帶來一定的影響，但從長遠來看，資本回歸冷靜，對這個行業的健康發展是有利的。“正如同當時製片開放，2002、2003年時候，對當時的國有企業衝擊巨大，但放在更長遠的時間維度上來看，對整個電影產業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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