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休謨和傑斐遜，我們聽誰的？
理性和情感，到底誰聽誰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當然應該奉理性為統治者。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說，理性不過是激情的奴隸，理性的工作就是侍奉和服從激情。美國的國父之一托馬斯·傑斐遜出來勸架。他說，理性和情感是共同的統治者，就像有個東羅馬皇帝，還有個西羅馬皇帝。
三個哲人，三種不同的說法。到底誰說的才對呢？
不管是柏拉圖、大衛·休謨還是托馬斯·傑斐遜，都是在做自己的猜想。他們並沒有認真地對理性和情感做科學的研究。在西方思想的擂臺賽中，柏拉圖的粉絲最多。尤其是在啟蒙運動之後，人們慢慢地接受了一種理念，即人之所以高貴，乃是因為人有理性。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在深思熟慮之後，才做出道德判斷，選擇了不同的政治信仰。
不得不承認，人是最會自我欺騙的物種。我為大家揭開答案吧。其實，說得最有道理的是大衛·休謨。
人會迅速地靠直覺做出道德判斷，決定我們道德判斷的是情感上的反應，而非理性的推理。道德判斷是快思考，理性推理是慢思考。道德推理的目的不過是事後找個理由，讓人們說服自己，相信自己做出的判斷是對的。
情感做決策。理性不過是情感的新聞發言人。不管情感做出多麼糟糕的決策，理性都要想辦法去讚美和詮釋。在傳統的相聲《扒馬褂》裡，有個信口開河的少爺，後面跟著一個挖空心思給少爺圓謊的幫閒。理性就是那個幫閒的角色。
你可能會覺得，這是那些沒文化的人才幹得事情，他們什麼事情都不過腦子，我跟他們不一樣。不，你跟別人一樣。我們很難真正地用理性去反反覆覆地拷問道德信念，我們只是把所有的聰明才智用來尋找支持自己的理由。智商的高低、教育水平的高低，和人們相信什麼樣的道德觀念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
象與騎象人
跟大家推薦過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海特的書：《象與騎象人》。他用了一個比喻，將直覺比做大象，而意識是騎在大象背上的人。跟大象相比，騎象人的力量是弱小的。騎象人無法違抗大象的意願，要是大象就是不聽騎象人的話，騎象人一點兒招都沒有。但騎象人比大象看得遠，能夠更好地引導大象。騎象人的作用就是為大象服務。
為什麼不是大象為騎象人服務呢？因為把韁繩直接交給騎象人是很危險的。從寒武紀大爆發算起，生物已經有了5億年的歷史。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自發過程一直操縱著生物的意識：有了食物就吃，遇到危險逃跑，碰到異性交配，生物並不需要什麼道德觀念和政治信仰。這就像一套經過無數次測試的軟件，已經變得相當地完善了。人類在近百萬年的某一時間點上才進化出了語言和推理的能力。這是這套軟件一個剛開發出來的補丁。這個補丁是為了進一步完善原有的軟件，而不是為了替代它。大腦憑什麼要把駕馭自己的韁繩交給一個新的、毫無經驗的騎手呢？
政治信仰的基因
你也許會覺得，我們有時候確實會是激情的奴隸。比如在熱戀的時候，我們會被愛情衝昏頭腦。但政治信仰是一件很冷靜、很嚴肅的事情，怎麼可能是由直覺隨隨便便地決定了呢？
傳統的政治學認為，經濟利益決定了人們的政治立場。這也是一種經不起檢驗的假說。收入水平和意識形態的關係非常混亂。實業工業家大多數是右派，科技出身的億萬富翁多是左派。農村低收入者偏向右派，城市貧民多為左派。支持特朗普的並非都是低收入階層，中產階級支持特朗普的大有人在。
當然了，你為什麼會信仰某一種道德觀念或政治信仰，影響因素很多。比如你的家庭出身、周圍的環境，你遇見了一位老師，甚至你讀了一本書，都能對你產生影響。但還有一種很容易被人們忽視的因素，就是人在基因上的差異。基因決定了我們的性格，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信仰。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會信仰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研究者發現，支持左翼和支持右翼的人，在基因上存在著差異。這些差異大多與神經遞質功能有關，特別是與穀氨酸和血清素有關。這是兩種涉及到大腦對威脅與恐懼反應的物質。簡單地講，有的人更願意體驗新鮮事物，更喜歡差異性，而有的人則不喜歡變化、更願意維持穩定，在面對危險信號的時候反應更為敏感和強烈。
阿甘會投誰的票，珍妮會投誰的票？
在美國有兩種主要的政治信仰。自由主義者更關心收入不平等、同情同性戀、主張墮胎自由、支持槍支管制。他們熱愛科學、藝術、詩歌和城市的自由生活。民主黨裡面的自由主義者要多一些。保守主義者更關心傳統的家庭觀念、更可能是虔誠的教徒。大部分保守主義者都反對大政府、厭惡同性戀和外國人，更尊崇傳統、紀律、信仰和權威，更注重小團體內部的關愛。共和黨裡的保守主義者要多一些。
總之，自由主義者更喜歡創新、變革和新奇的體驗，保守主義者則更強調秩序和安全。阿甘肯定投特朗普的票，他的女朋友珍妮肯定投希拉里的票。
你可能要問了，為什麼大學裡面的師生更容易支持自由主義，鄉下的白人男性更容易支持保守主義呢？難道只要考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大家的性格就會變得一樣嗎？一個村子裡的人，基因會更相似？
人是長腿的，他們會流動。嚮往更多體驗的人會聚集在大城市，而不喜歡冒險的人更願意祥和的鄉村生活。久而久之，人們會更多地和那些跟自己一樣的人在一起。特朗普當選那天，你在微信的朋友圈裡一定很忙，倒不一定是忙著發帖子，可能是在忙著拉黑微信裡的聯繫人。饒毅教授就在微信群裡發了一條消息，說誰挺特朗普他就拉黑誰。在一些別的敏感話題上，大家會突然發現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這個人怎麼會這麼討厭啊。拉黑。拉黑。再拉黑。幾回下來，六根清淨，眼前全無礙眼之人，多好。
於是，我們就陷入了一個個的小圈子。大家都在講美國政治變得極端化，支持希拉里的和支持特朗普的人勢不兩立。其實，在互聯網和全球化的時代，政治極端化早已變得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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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騎象人：幸福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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