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醫藥界》·E藥經理人雜誌9月刊《改革開放40週年特輯：世界沒有偶然》，原文標題：《1978～1988：基柱十年》
對於中國現代醫藥產業發展而言，1978年到1988年，可以說是發展的基柱十年。
這倒並不是說在這十年裡，中國的醫藥產業在“質”和“量”上有了多麼顯著的跨越發展或劃時代意義的增速提升。事實恰恰相反：經歷過抗戰、文革、大躍進等等一系列歷史的衝擊與碾壓，中國的製藥工業水平在當時仍然顯得孱弱：1979年，我國醫藥工業總產值僅為56.54億元，而當年我國的GDP則為4100.5億元，醫藥工業佔整個GDP的比例僅為1.38%。
與此同時，由於文革期間各個地方城市亂辦藥廠 ，甚至亂制亂售偽劣藥品危害人民健康的情況愈演愈烈，自1979年起，一場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整頓藥廠工作浩浩蕩蕩的進行。這無疑也是一場頗為痛苦的破繭重生：三年不到的時間裡，因不符合藥品生產條件而被關、停、並、轉的藥廠超過600家。
但是，如果從今天的視角再往前回溯那段歷史，你會發現所有影響中國醫藥產業格局構建、發展方向引領以及增長速度快慢的最早源頭，幾乎都發生在1978年至1988年這十年之中。從藥監繫統的正式建立，到《藥品管理法》等一系列文件的初步制定；從第一批外資藥企正式入華，到第一聲醫藥企業承包制的吶喊爆發：中國的醫藥企業由小及大、由弱至強，都是在這個十年，開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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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的變革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也就是後來最為人所熟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在北京召開。正是這次大會，做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直接影響了此後數十年中國經濟以及社會發展走向的戰略決策。
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召開
而在此之前的半年時間左右，中國醫藥產業史上一場根源性的變革已經拉開序幕：1978年6月7日，國家醫藥管理總局正式成立。人們認為，選擇在改革開放元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做出組建國家醫藥管理總局的決定，對於加快中國的醫藥事業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事實上，作為一個嶄新的政府機構，國家醫藥管理總局的出現，最直接的影響在於，其正式宣告結束了建國以來，我國醫藥產業一直缺乏統一管理的局面。在此之前，中國的醫藥工業、醫藥供應、藥材、醫療器械四大行業一直以來都隸屬於不同的部門管理，國家醫藥管理總局的成立，才使得中西藥品、醫療器械的生產、供應、使用更好結合成為一種可能。
與此同時，國家醫藥管理總局的成立實際上也成為了中國藥監繫統漫長曲折變革史的序曲。在此之後，國家醫藥管理總局幾易其名，主管單位也幾次變化。從國家醫藥管理局到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再到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一直到最近的一輪國家大部制改革，再次複名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而在當時的中國醫藥產業生態環境之下，國家醫藥管理總局的成立更大程度上還意味著行業終於有了開始規範的傾向。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觸目驚心的福建晉江假藥案》一文，對福建省晉江縣陳埭鎮假藥集中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違法推銷、地方政府領導以權謀私甚至大規模在假藥廠入股的行徑進行了報道，震驚國內的“晉江假藥案”由此爆發。
儘管此時已經歷過了一輪全國範圍的藥廠整頓活動，但實際上，一些地方隨意生產、銷售偽劣藥品的情況仍然很嚴重。據不完全統計，僅1984年6月至12月，全國共清查出中藥材偽品一百多個品種，數量超過340萬斤。其中爆發假藥案的福建晉江地區，曾有28個冒牌藥廠，偽造衛生行政部門藥品審批文號105個，非法生產、銷售品種達142個。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國第一部《藥品管理法》才正式誕生。1984年9月20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藥品管理法》，最終於1985年7月1日正式實施，從而結束了醫藥行業“無法可依”的局面。這部法律的出臺頗為不易，從1980年起，《藥品管理法》前後歷時超過四年，經過七次重大修訂才最終成稿。
只是即便法律已經出臺，但在法律上關於製售假藥相關定罪存在空白以及量刑過輕的現實卻在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改變。
1988年12月29日，轟動全國的“安國假人工牛黃案”主犯李全志被處以死刑，其曾在1984年至1987年夥同他人偽造商標，用澱粉、黃連素等非法制造假人工牛黃並售往遼寧、吉林、山東、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共計1168公斤。李全志也因此成為建國以來第一個因為製售假藥而被判處死刑的人，但其罪名卻並非是製售假藥，而是“投機倒把罪”。
一直到1993年7月2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懲治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決定》，才對製售假劣藥罪的量刑加重。1997年修訂《刑法》時，再次增加了“製售假藥罪”和“製售劣藥罪”，藥品市場秩序才由混亂逐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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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的萌芽
將1978年至1988年這十年稱為“基柱十年”，更大程度還是因為在數十年中國醫藥產業發展史上，醫藥產業新經濟的萌芽自此出現。不管是傳統的國有醫藥企業，還是日後扮演了重要力量的民營醫藥企業，這十年都是其發展變革的關鍵十年。
在當時各行各業，改革是主旋律，醫藥企業自然也不例外。1983年陽春三月，朱國瓊帶領七個年輕人，率先喊出了“承包安徽繁昌製藥廠”的聲音，僅9個月之後，盈利就超過該廠從建立到承包前的9年盈利總和的一倍。1984年4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以“八個年輕人承包救活一個工廠”為題，頭版頭條報道了他們的事蹟。
1986年8月，東北製藥集團在瀋陽成立掀起藥廠聯合潮
而同樣是1983年，當時我國最大的製藥企業華北製藥廠開始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經濟責任制，並配套試行一項新制度，即廠長職代會負責對廠長逐月考核，決定獎罰。由職工監督考評廠長，這在此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作為“共和國醫藥工業的長子”，華北製藥廠的做法幾乎就是風向標一般的意義。
1984年，緊隨華北製藥廠的步伐，位於山東的老牌藥企、同樣從戰爭年代就誕生的新華製藥廠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進了廠長負責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開始出現。現任山東省醫藥行業協會榮譽會長的賀瑞湜當年便是由一個普通操作工人，因為在各方面表現優異，直接被上級選拔任命為新華製藥廠的廠長，直到多年之後，賀瑞湜還不禁感慨，當時是“坐著直升飛機上升的”。
而在醫藥企業內部落實放權、鼓勵承包，也成為了當時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同樣是在1984年，常州市第三製藥廠車間工人董舒拉、蔣金娣夫妻二人，對該廠生產的抗心律失常藥物“美西律”生產實行“夫妻承包”，實現產品年產量、利稅超歷史最好水平。承包搞活了車間，帶動了全廠，夫妻二人也因此分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和江蘇省勞模。
1987年年底，全國47家中藥飲片廠的廠長聚首藥城禹縣，聯名題寫了《改革開放是振興中藥飲片事業的必由之路》的公開信，呼籲全國的中藥材二、三級站落實放權搞活方針，允許飲片廠經濟獨立核算，購銷自主，呼籲實行多種形式的經濟承包。一石激起千層浪，此聲既出，馬上在全國1500多家飲片廠引起反響，承包經營迅速在全醫藥企業中開展起來。
醫藥行業第一家股份制企業重慶中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而在這一年的年初，中國還出現了有史以來醫藥行業第一家股份制企業—重慶中藥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月2日，這家由重慶桐君閣藥廠、重慶中藥材公司等14家中藥工商企業自願組成的股份制公司正式成立，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擁有的股份百分比分別為67∶28∶5。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工經所原名譽所長蔣一葦對這家股份公司的評價是：“地球上第一個”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股份制企業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年的那段歲月中，不管是改制，還是個人承包，都是大大超出建國幾十年以來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所形成的固有思維，這些改革在當時或被質疑，或被唱衰，但從今天的角度往回看這段歷史，幾乎所有在當今中國醫藥產業中扮演重要力量的元素，都發跡於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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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重構的契機
1978年至1988年這十年，實際上也是中國醫藥產業格局進行重塑的十年。一是既有力量的打破重建，二是外來力量的新鮮加入。
上世紀80年代，“聯合”也已成為各行業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而我國醫藥行業的第一個企業集團，則是於1986年8月在瀋陽成立的東北製藥企業集團。這個以東北製藥總廠為龍頭，南起廣州，北至哈爾濱的16個企業組成的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的橫向經濟聯合體，為醫藥行業日後掀起“聯合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醫藥工業的橫向聯合，從本質上改變了過去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閉式生產模式，此後全國相繼又建立了新華醫藥集團、華北製藥集團、上海醫藥集團、中聯磺胺聯合公司、四川長征醫藥集團、成都西南醫療器械集團、北京醫藥物資聯合公司等一大批有影響的經濟聯合體。這些企業集團以生產、技術和經濟為紐帶聯繫在一起，提高了醫藥生產企業的綜合競爭能力，並且帶動了工商、商商、科工貿的橫向聯合。
在1988年，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即將告一段落的時候，一件事情的出現，成為了當時醫藥行業改革中的最大新聞，甚至在全國其他行業也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震動：當年的6月8日，聯邦德國原汽車製造專家奧爾格·貝爾曼，受聘為武漢醫療器械廠廠長，任期兩年半。
要知道，這位“洋廠長”，是當時中國醫藥行業中除合資企業外，唯一權利大於書記的“一把手”。而這在此前同樣不可想象。儘管任期只有兩年半的時間，但醫藥行業率先吃的這一口螃蟹，充分表明了改革開放中，國有企業對引進國外先進管理、先進技術、先進產品、先進人才的渴望。
這也是為什麼，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階段，在醫藥領域關於合資企業的嘗試便陸陸續續的展開。1980年8月2日，我國第一個合資製藥企業中國大冢製藥有限公司正式簽約，宣告了中國醫藥行業對外開放的序幕正式拉開，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引進管理、引進人才、引進設備……“引進”一詞也成為了醫藥行業當時最時髦的詞語。而緊隨中國大冢製藥，中美上海施貴寶、無錫華瑞製藥、中美天津史克、西安楊森製藥等多家中外合資製藥企業相繼在華成立。
中國的醫藥行業自主產權技術的對外轉讓，則也是在這一時間段內才開始首次出現。1985年9月12日，我國醫藥行業首次實現了對外技術轉讓—由我國自行研製的VC二步發酵生產工藝轉讓給瑞士羅氏公司，並在京舉行簽字儀式。瑞士羅氏公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VC生產企業，年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以上。該公司斥資550萬美元購買中國VC二步發酵的生產工藝，不僅使我國醫藥技術出口實現了“零”的實破，也加快了中國醫藥企業開放引進，自主發展的步伐。
當然，通過VC技術的轉讓，瑞士羅氏公司與中國政府、中國本土製藥企業建立起初步的聯繫，從而間接催生了此後的達菲生產授權、羅氏赴上海建合資工廠等等又是後話，但可以看到的是，在1978年至1988年這一時間段內，中國的醫藥產業實際上正在經歷一個巨大的變動：監管系統正在建立，傳統的國企力量抱團取暖，新興的民營企業初露崢嶸，外資企業躍躍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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