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小学，备战路，工人文化宫……三四十年前的许昌旧事！‖老家许昌
文‖冯广君
人无法选择和改变自己的出生地和时代背景，因为出生地是由父母决定的，时代背景是历史决定的。
我从出生至今，一直生活、工作在许昌，一晃就虚度了五十个春秋。在这几十年里，我历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感受了许昌日新月异的变化。回头看看走过的岁月，亲身经历的那些陈年旧事，有无奈也有喜悦。
不知名字的黄老师
我起初是在抗大小学校（位于人民路与古槐街交叉口向南200米路西侧附近）上小学，学校离我家非常近，只有一大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在这里，我认识了黄老师。
黄老师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那时他大概三十来岁，背好像稍微有点驼，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当时，黄老师教过我们语文、数学、音乐和体育。用现在的话来说，黄老师是一名复合型人才。
写字的时候，黄老师教我们“点如桃，撇如刀”，回想起来，他的模样至今清晰。如果黄老师健在的话，大概也有八九十岁了。
学习雷锋好榜样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抗大小学合并到了许昌市古槐街小学校。让我难忘的是上小学四五年级期间，学雷锋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收音机里、学校的大喇叭里天天播放，每次上课前，班长都领着同学们先唱两遍《学习雷锋好榜样》歌曲。
学雷锋不仅是唱唱歌，还要落实在行动上。于是，帮助老人过马路、拾金不昧等等，这样的好人好事在那个年代几乎天天都有。
记得，有一次，我们全班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外出做好事，到塔湾村（原来在文峰塔周边）附近的田地里帮助农民拾麦穗。在没有老城改造和拉大城市框架之前，许昌市区范围很小，那时走到备战路（备战路之后改为107国道，再后来就是现在的文峰路）就到郊区了。塔湾村周围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
过去，没有机械设施，收麦子全靠农民用镰刀一刀一刀地收割。割麦子的时候，很多麦穗就会掉到田地里。所以，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到郊区地里为农民拾麦穗。
卖茶水的母亲
小时候，我们一家八口人，全靠父亲月收入几十元的工资养活，日子过得非常紧巴。
母亲在家里用煤火（蜂窝煤）把锅里盛满的自来水烧开后，装到几个保温茶瓶里，然后推着自制的小四轮车到许昌火车站卖茶水。茶水快卖完时，母亲掂着两个茶瓶回去把水烧开后再往茶摊上送。一杯茶叶水大概卖一两分钱。
记得那时我刚上学校一年级，放学后，我就跑到母亲的茶摊前，趴在马路沿上在微弱的路灯下写作业。
从小，我的字就写得特别好，老师总是批上“优”字，每次我拿给母亲看，她的脸上总露出灿烂的笑容。
我的“宝贝”全部找不到了
小的时候，我喜欢看画书（连环画）。只要手里有些零花钱，我总是偷偷摸摸地到书店去买新出的画书看，久而久之，别人送的加上自己买的，大概有七八十本。有时候，我也会到学校附近的书摊上，掏一分二分钱看一些有趣的画书。
我记得我看过的画书有《三国演义》、《杨家将》、《岳飞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这些画书都是全套的，有的一套就有十来多本。还有《智取威虎山》、《渡江侦察记》、《刘胡兰》、《南征北战》、《红日》等等。父亲不喜欢我看画书，怕学习跟不上。母亲看我把画书视为宝贝，笑着对我说，这么多画书，能摆个摊儿了。母亲的话似乎提醒了我。
有一年放暑假，我把一部分画书装到一个编织袋里，瞒着父母跑到火车站候车室外面，用旧报纸铺在地上，把画书一本一本放在报纸上，供旅客阅览。有时一天也能挣上块儿八角。但好景不长，几天后就被父亲发现了，他说我不务正业，终止了我的“财”路。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的画书越来越多，后来卖掉了一部分。再后来住房条件不断改善，在搬了几次家后，我的这些“宝贝”全部找不到了。
我出生在“文革”年代
说起“文革”，我就出生在那个年代，当我有些记忆的时候，“文革”已到了尾声。
记得那时我刚上小学，七一路、人民路、市场前街、南大街等马路大街墙壁上贴满了“批林批孔”、“打倒投降派宋江”、“打倒走资派”等宣传标语。这样的话题，也时常在收音机里听到。后来，仿佛一夜间，批斗、游行、大字报戛然而止。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天，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那一刻，天似乎真要塌下来了。之后一段时间，全国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那年我八岁，父母领着我去工人文化宫看毛主席追悼大会纪录片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黑袖章，全场观众无论大人小孩哭声一片。那时我也懂一些事理了，因为我们那代人是听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长大的。
从工人文化宫里走出来，一路上，我们没有人说话。那时，劳动路南段走到工人文化宫后门就没有路了，大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劳动路南段从工人文化宫后门到人民路这段路才修通。之前，工人文化宫大门前有一条用砖铺成的小路直到人民路西段魏都区武装部处。
那天，街上非常安静，街上的有线广播重复播送着毛主席逝世方面的新闻，街上的行人有的走着哭着，有的停住了脚步就像失去了亲人一样沉甸甸的。平常，我不爱走路，总是让父亲背着或驮着我，那天一直到家我都没有让父亲背。
从小我就有一个心愿，如果有一天能见到敬爱的毛主席，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可现在……想到这，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往下流。
我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儿
之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在大街小巷里目睹过高喊着打倒“四人帮”的游行队伍，他们举着用红、黄、蓝颜色的纸扎成的小旗，旗上写着标语口号。参加游行的人很多，排着好长的队伍。那时我啥也不懂，看着大人高兴，我也跟在后面凑热闹。
有一次，我放学回到家，听父亲说，党中央又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为一些领导干部、老师等进行了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一时间，“下海经商”、“发家致富”、“万元户”、“大老板”成了那些年的热门词。
我和几个铁哥们儿也蠢蠢欲动，一心二心想找些“投资少，见效快”的发财项目，可说着容易做着难。
父亲跟我说，好好上班吧，别折腾了，你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当时，我还对父亲有很大意见，总觉得他小瞧人。事实证明，父亲是正确的。
中学没念完
接父亲的班，我当了工人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教师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在课堂上，老师一直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让我们从小好好学习，将来上大学，为社会多做贡献。老师还让我们写一篇题目为《我的理想》的作文，同学们有的写长大了当科学家，有的当老师，还有当警察、当医生等等。
遗憾的是我连中学都没有念完，就匆匆接父亲的班当了一名工人。在那个年代，就业非常困难，家里有一个工人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虽然学没得上了，但并没有阻止我对知识的渴求。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出现“文凭”热，我报名上了许昌市职工夜校，当时这个学校位于现在的察院市场南面。
当我拿到高中班补习毕业证的时候，曾经约了两个好友在地摊上喝了一瓶“老宝丰”，以示庆贺。这个酒大概两元一瓶。不管怎么说，上这个学校弥补了我没有上高中的遗憾。
之后，我参加了许昌市职工学校办的自学考试辅导班，这个辅导班在人民路中段，辅导老师请的有党校的，也有许昌师专的（现在的许昌学院）。后来尽管取得了大专文凭，但不像当初拿高中补习毕业证时那样的激动，感觉非常平淡，也许是年龄慢慢“大”了的缘故。
逍遥的日子渐渐远去了
二十岁刚过，在一帮“哥们儿”的“熏陶”下，我慢慢学会了抽烟喝酒。
那时，许昌时兴“猜枚划拳”喝酒，两三同事或朋友聚在一起（有时在家里，有时在地摊上），弄个油炸花生米、拍个黄瓜，再来瓶“大象驮小象”（宝丰牌酒），“俩老好啊，零不出啊，五魁首啊，六六顺啊”就吆喝起来。
过去，许昌大小宴席开席时，能喝酒的每人先碰两杯，后来，又兴起碰三杯，理由是许昌乃三国文化之乡，不碰三杯说不过去。
我年轻时能喝半斤八两没问题，现在再和朋友聚会喝闲酒时不悠着点是不行了。
过去单身时，经常和几个关系“正”的朋友有事没事地就凑到一块儿弄瓶喝喝，长喷短喷到半夜。喝多的时候，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吐为快”。然后，再去小十字街吃碗“阳春面”或者“炝锅面”，吃之前在面汤里多放些醋，这样吃时味正吃后还解酒。自成家之后，这些“逍遥”日子渐渐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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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广君，男，笔名“墨浓”，1968年12月岀生，许昌市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许昌市作家协会会员，许昌市美术家协会会员。1987年与他人发起创办“白天美诗社”，先后任副社长、副主编、社长等职。1991年与他人发起创办“莲城杂谈社”并任社长。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散见于省、市报刊。现供职于某企业从事党务、宣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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