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明三邊總督的洪承疇在給崇禎的一封奏摺中提到‘先時賊避兵逃竄，今則迎兵對敵，左右埋伏，更番迭承，則剿殺之難也。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官兵馬三步七，則追逐之難也’。這並非洪承疇逃避責任的託詞，而是明末起義軍與官軍的真實情況。《明史·左良玉傳》中也有類似的描述‘賊介馬馳，一日夜數百里。我步兵多，騎少，行數十里輒疲乏，以故多畏賊’。可以說明末之時明朝官軍面對起義軍最大的問題就是戰勝之後追不上，不能大量消滅叛軍，使得叛軍雖然屢屢戰敗，但總能逃脫，之後再休整一段時間便能恢復元氣。這樣的結果就是官軍疲於奔命，在戰爭中越來越感到吃力，最後攻守易勢。
明之所以能北逐殘元，收復丟失幾百年的幽雲地區，靠的就是一支數量龐大、戰力強悍的騎兵部隊。再往前看漢之討匈奴、唐之伐突厥，皆因朝廷蓄積馬匹眾多、騎兵強大，而宋因馬匹稀缺兩次亡於外患。在古代的情況下，可以說馬匹的數量就決定了一個王朝的強盛與否。時間到明末，明朝官軍中成建制的騎兵部隊就只有兵不滿萬的關寧鐵騎。之所以明末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戰歌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明朝馬政的衰敗
明朝的馬政要說起來還得感謝元朝，元朝建立後，靠朝廷的強力干預在北方乃至江南各地設置了大量的牧場。這就給明朝的馬政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有鑑於此，明太祖朱元璋就結合漢唐以來的養馬制度建立了一種複雜且有效的馬政制度，只是這種制度雖然能保證朝廷的馬匹供應，但對民力的損耗也是各種制度中最大的！
具體說來明朝的馬政制度分為三個部分：
一、官牧。明朝管理養馬的有兩個機構，御馬監和苑馬寺，這兩個機構都是在朝廷所擁有的牧場中，指派衛所士卒養馬。比如陝西一地就有苑馬寺設立的兩監六苑管理著的牧場面積達到十三萬頃，參與養馬的的衛所軍士就有數千人；
二、民牧。由兩京太僕寺將擁有的官馬交給屬地的民戶來養，對於養馬的民戶由朝廷給予補償，如果期間能夠生育小馬駒則免除該戶差役。到中期以後更是規定每五十畝可以領養馬一匹，養馬期間免糧；
三、茶馬交易。明朝在邊境地區定期開馬市，用茶葉換取周邊遊牧部落的馬匹。
這幾條制度的實施，使得明朝馬政鼎盛時期，邊鎮擁有戰馬達四十萬匹、京師衛軍有馬十六萬匹，此外明朝兩京太僕寺交給民戶養殖的馬匹也有二十萬匹左右。這樣明朝的官馬總量就達到了七十多萬匹，超過唐朝鼎盛時期的七十萬匹。但任何事情一旦達到頂點也就意味著開始走下坡了，比如明朝的官牧，大量的牧場被侵佔，陝西的牧場面積到明中期統計時就只剩下六萬頃不足開始的一半。參與養馬的軍士一旦出現馬匹死亡就得雙倍賠償，這就又逼的養馬軍士大量逃亡；比如茶馬交易，由於周邊遊牧部落茶葉是必需品，可是明朝的交易時間、交易數量都有限制，這就讓部分人看到了機會，不顧朝廷禁令私販茶葉，還有人提前去收購馬匹，然後再在國內高價售出，這就完成茶馬交易制度的破壞，明太祖時幾十斤茶葉就能換一匹好馬，但明孝宗時期，千餘斤茶葉才能換得一匹劣馬；比如民牧，太僕寺規定，若馬匹不能產小馬駒或者出現疾病死亡，養馬戶都要照價賠償，還有民戶養的馬養成之後需要送往兩京太僕寺，這其中的路途費用和太僕寺的刁難使得養馬戶背上了沉重的負擔，放一馬就是從那時產生的。
馬政制度的衰敗，僅以明朝邊鎮為例，本來明朝邊鎮基本上都是騎兵，明初寧夏鎮和固原鎮的額兵都在三萬左右，但是僅戰馬的數量卻分別為兩萬兩千餘匹和三萬兩千餘匹。可是到了明萬曆的時候統計寧夏鎮的馬騾合計僅有四千多，固原鎮的馬騾合計也只有八千多。
明末的起義軍重視對馬騾的收集
《盧象升疏牘》中有這樣一句話‘賊騎如雲，每至則漫山遍野’。明末的義軍非常注意對馬騾的收集，每攻陷一地便立即收集馬騾以供騎乘、作戰之用。雖然明朝的馬政到明末已經衰敗，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雖然相比較於明朝全盛時期衰敗了，可是明朝在西北的牧場中還是擁有大量的馬匹。同時遍佈帝國的大小驛站之中也有數量不少的馬匹。這幾個來源使得義軍中無論高迎祥、李自成還是張獻忠所部都擁有數量龐大的騎兵部隊。並且針對明朝官軍多步卒的特點，義軍還專門制定了兩種戰法：一種是戰陣五重外為饑民、次步卒、次馬兵、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另一種是俗稱三堵牆的戰術，就是以騎兵三萬列做三隊，前隊接戰無令退卻後隊即斬之。若久戰不勝，則騎兵佯裝敗退引誘官軍，後邊的三萬步卒就結陣迎擊官軍，騎兵再反身重新加入戰鬥。無數官軍就是被義軍這兩種戰法給玩死的！
就這樣明軍面對義軍勝了追不上，敗了逃不掉，最終攻守易勢，改朝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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