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與敘述演變：兼評保羅·科布利之《敘述》
本文刊載自《符號與傳媒》第17輯
（2018年秋季號第257-263頁）
書名：敘述
出版社：四川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
ISBN：9787569004366
DOI: 10.13760/b.cnki.sam.201802019
敘述是人類儲存知識和經驗的方式，也是人類認知世界的方式,有人類的地方，便有敘述。人類持續不斷講述故事，將世界的各個側面壓縮進敘述形式，這似乎是講故事與聽故事的衝動使然，然而聽故事與講故事的自然衝動並不簡單。故事是人類思考世界的基本方式，但即使是“最簡單的故事也嵌入了複雜的關係網”（科布利，2017，p. 1）。 這便意味著“那些最熟悉、最原始、最古老以及看起來最直白的故事往往可能透露了最深的含義”（科布利，2017，p. 1）。
一、敘述何為與為何
在《敘述》一書中，科布里將“敘述”（narrative）看作是“一種處於關係網中的交流形式，是符號再現的一種特殊形式”（2017，p. 2）。首先，敘述是一種主體間的交流，這種交流形式捲入了複雜的關係網，哪怕最簡單的故事也涉及複雜的關係；其次敘述是一種特殊的符號文本。作為符號文本，敘述文本攜帶意義；所謂特殊的符號文本，則是指符號文本捲入人物，被情節化為具有時間和意義的向度。任何敘述都是有選擇的再現，具有高度的選擇性，那麼敘述則是一種變形。“敘述是被敘述出來的事件序列。”(科布利，2017，p. 5) 敘述再現將被敘述出來的事件序列形成一種因果關係，從而促成意義關係的發生。
敘述化是一個情節化或意義化的過程，涉及一個敘述進程，即“所有的敘述都是從起點移動到終點”（科布利，2017，p. 6）。《敘述》一書認為“敘述必然需要某種延滯、偏離、迂迴和閒筆”；這些妨礙敘述進程的元素“能夠讓讀者產生一定的愉悅感”。（科布利，2017，p. 8）敘述通過延滯設置層層障礙，讀者在從開頭走向結尾的閱讀過程中不斷偏離，從而延長了敘述走向終點的距離，也就增強了讀者的審美體驗，從而獲得一種愉悅感。然而更為關鍵的是，既然敘述是從起點到終點的運動，閱讀活動在開頭與結尾之間展開，那麼“延滯和閒筆不僅是能夠保證愉悅的簡單機制”（科布利，2017，p. 8），而且引出了敘述中至關重要的兩個關鍵概念——時間和空間。敘述化需要得出一個時間和意義的向度，敘述需要時間、閱讀過程需要時間，而從起點到終點的移動也需要時間，“拖延的過程，就好像敘述佔據了一個空間”（科布利，2017，p. 8），同時又延長了時間，這便使得敘述中的時間和空間有了本體論上的意義。
在整個敘述進程中，“結尾具有構造力量”（Brooks,1982，p. 283）。這就意味著“所有那些在通向敘述結尾的過程中的遲延因素都必定會與終點密切相關”（科布利,2017，p. 10）,也就是說結尾對各種迂迴、閒筆及偏離均有約束力。那麼這些延滯則是整個敘述系統中的有機部分，無論如何偏離，必然與結尾有關，也必然走向結尾。或者說偏離延長了讀者從起到終點的閱讀過程，使讀者獲得審美愉悅，而結尾的構造力量，或是約束力使得讀者能夠讀出閒筆的意義。正如利科也強調敘述終點的重要性“認為對敘述中的連續行為，思想和感覺的理解是由對結論的預測決定的，而且得出結論也可以讓我們再去回顧導致這個結論的一系列行為。”（1981，p. 170）。敘述過程總是會受到結局的約束，而敘述的結論又可以反過來解釋敘述過程中的各種元素。因此敘述化是一個情節化的過程，情節是敘述的基礎結構。敘述有著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向度，它“不只是關注時間軸上的個體事件，更重要的是關於期待和記憶：從開頭讀取結尾，也從結尾讀取開頭”（科布利，2017，p. 12）。
那麼簡單來說，敘述是符號再現的特殊形式，具有高度選擇性。敘述將被敘述出來的事件序列形成一種因果關係。所有的敘述都從起點移動向終點，從而產生了敘述的時間與空間的本體存在，在這個移動過程中必然需要某種延滯、偏離、迂迴和閒筆。它們能夠讓讀者產生一定的愉悅感。敘述的基礎結構是情節，而結尾具有構建力量，對敘述進程產生約束力，讀者從開頭讀取結尾，也從結尾閱讀開頭。
從文學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看，敘述是一種生物性驅動現象，因它是為了生存目的而存在。布萊恩·博伊德（Brian Boyd）認為敘述促進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也促進了人類認知能力的發展，甚至是有利於人類的進化。列維斯特勞斯通過研究神話的敘述結構，意圖通過研究語言中發現的對立項來識別普遍的心理原則。“當敘述從日常的生活序列中被抽離出來後，敘述呈現的只是重複性關係，而這些關係正是故事的真實目的所在。”（科布利，2017，p. 23）因此對於結構主義者來說，他們認為敘述展現的是普遍性特點，所有敘述具有某種程度的連續性，是對敘述深層結構的重複性再現。敘述結構由於其重複性和保存方式將經驗儲存進記憶，從而對形成普遍的民族身份起到了關鍵作用。
《敘述》一書則認為“敘述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第一，它對記憶儲存有重要作用，以及它有利於形成人類身份；第二，它完全是選擇性的”（科布利，2017，p. 75）。科布利贊同敘述對儲存記憶的重要作用，以及敘述、記憶與身份之間的關係，然而他同時也指出“敘述並不展現普遍性，而是選擇性地保存某些記憶，而排除其他的。幫助某些人凝聚到某個特定社群，而不是其他社群”（2017，p. 26）。民族身份不是一種普遍性的構建而是一種選擇性的構建。那麼“有時敘述便有助於維護專制主義的文化差異概念”（科布利，2017，p. 26），無論是再現普遍性還是差異性，敘述顯然與記憶和身份密切相關。敘述嵌入了複雜的關係網，雖然我們相信敘述具有高度選擇性，反對敘述是對人類普遍特點的展現，但“不能簡單和不假思索地認為敘述保存某一個國家，這裡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敘述如何被用於促進民族之間的絕對差異，而是敘述如何再現文化差異和雜糅”(科布利，2017，p. 26)。
二、敘述之演變
討論完敘述的基本問題之後，《敘述》一書將符號學的相關理論引入敘述學研究領域，從一種歷時的角度，結合西方文學發展史，來探討敘述形式的起源、變化、發展及敘述背後複雜的關係網。任何符號文本都是一種媒介化，媒介決定了再現形式，也就決定了文本的形式，而再現的形式又影響再現的內容和結果，因此敘述的演化與媒介的變化密切相關。人類文化主要包含了三種樣態：口傳文化，印刷文化及電子媒介文化。口傳文化是以口頭語言，肢體語言為媒介的交流方式，是當場一次性讀取的演示類敘述；印刷文化主要以書寫語言為媒介，是一種不在場的交流；電子媒介文化則是多媒介混合，高度依賴圖像，更為具象感知的文化。
在不同的文化樣態中，由於再現的媒介不同，敘述的形式與內容也就隨之而變化。在口傳文化中，敘述化有助於記憶，口頭敘述為那些沒有書寫，又希望保存歷史及風俗的文化提供了方法。與書面敘述不同，口頭敘述無法儲存，只能“依賴傳送者和接收者的忠實和記憶。人類記憶和忠實度的不完美，這使得任何口頭話語要嘗試描述事件整體，都必然要藉助高度的濃縮和省略”(科布利，2017，p. 22)。也就是說早期的史詩敘述為了方便傳送者和接收者有效記憶事件，採用了高度濃縮和省略的方式，同時敘事詩節奏/關鍵詞的重複，情節的公式化等特點也是為了有效記憶，讓口述的文化能夠相對忠實地傳遞下去。
在史詩中，崇高因素尤為重要，而羅曼司則主要是“關於騎士和宮廷生活的規則”（科布利，2017，p. 48）。羅曼司廣泛傳播的原因有兩個，一為印刷術，二是這種敘述“不像史詩和宗教經典是用拉丁文寫成，而是用方言，因此適宜那些識字但是又不懂教會語言的讀者閱讀”。當然這也使羅曼司被認為是一種低等的文學形式。小說的誕生和發展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及社會分工的專門化。個人主義孕育而生，從而社會開始關注個人經驗、感知和價值，小說這種關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學體裁成為可能。“小說促進了對日常生活極其苦難的描述，而不是像史詩一樣把講述神的崇高世界作為重要的部分。它推動了對於相對穩定世界的描寫，而不傾向於超自然元素。”（科布利，2017，p. 49）小說要充分體現個人主義，那麼在文本世界中，人物的心理深度及對個人意志的描寫就成為了小說的必要條件；同時出於說教性的需求，小說繼承了荷馬史詩中的混合型的聲音模式：詩人的聲音與模仿的聲音。而在巴赫金那裡，小說是多聲部的集合體。18、19世紀的小說基本採用一個權威的全知全能的敘述聲音來講述故事，其中不乏混合著人物模仿的聲音。現實主義小說極度關注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中探索可識別的社會結構中個體間的關係，希望能夠全面地反映現實。全知全能的敘述者既具有知識上的權威性，視角上的優越性，從而能夠更好地全方位地反映現實。然而值得注意地是，現實主義的現實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因為再現過程必然是高度選擇性的，並非是精確描寫的那麼真實。
現代主義文學是西方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它反映了西方社會近百年來的動盪變化。一戰摧毀了外部世界的完整、穩定性，使得19世紀的舊秩序不再受歡迎。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與其他藝術形式相比，文學作品不再具有反映外部世界的優勢，因此被迫從反映外部世界的真實，轉向反映內部世界的真實。如果現實主義關注的是世界的真實是什麼，那麼現代主義所關注的則是個人眼中的世界真實是什麼。因此，隨著展示人物自我意識這一需要的增強，傳統的全知敘述逐漸讓位於採用人物眼光聚焦的第三人稱有限視角。
現實主義小說不僅是將一系列事件按順序組織起來，而是遵循一定的因果律將事件和人物按一定的內在邏輯融貫地組織起來。而現代主義對傳統形式的破壞正是它完全打破了傳統小說中時間的線性進程，用並置取代了時間的先後順序，或是說取消了明確的邏輯關聯。小說不再以線性展開，而是被碎片化為相互並列的存在。“現代主義再現中常常並不把時間描述成統一的線性現象，而是拖延的或不連貫地依託於意識對時間的體驗。”（科布利，2017，p. 106）現代主義作家“試圖讓讀者在時間上的一瞬間從空間上而不是從順序上理解他們的作品”(Makaryk，1993，p. 629)。他們通過“並置”這種手段來打破敘事時間順序，使文學作品取得空間藝術的效果。
現代主義關注對人物意識的呈現。索蒂羅娃（Violeta Sotirova）提出“現代主義小說對意識的表現是其最具標誌性的特徵，兩者無法分割，從而現代主義小說被等同於意識小說”(2013，p. 9)。在此處，所謂的意識小說是指小說中人物的意識通過人物視角或人物的聲音直接呈現，而不是由傳統小說中那個全知全能的敘述者來講述。現代主義小說將各種人物視角編織在一起，將人物意識並置於讀者面前。索蒂羅娃提出“現代主義的一個突出成就是通過多重視角來折射敘述。很多現代主義敘述將不同視角並置。對大多數批評家來說對不同視角的呈現讓讀者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觀察敘述世界的相同事件或對象，從而打破單個統一的視角和單一真實的融貫性。”(2013，p. 9)將人物意識並置的方式，打破了傳統小說中敘述者的單一權威，將各種人物對虛構世界的感知及不同的觀點呈現在讀者面前，小說文本打破了其線性進程，而讀者也改變了線性閱讀文本的方式。現代主義小說對人物意識的並置，說明了與現實主義所謂外部的客觀現實不同，現代主義對現實的再現是通過人物的意識過濾的。從而在現代主義這裡不存在客觀存在的現實，有的只是人物對現實的觀察，而觀察者的觀察本身就會影響對象的再現。
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密切相關，其突出特點是“敘述代理露跡”（科布利，2017，p. 109）。敘述代理露跡使文本具有斷裂性特點。而“元小說”作為一種典型範例，其整個正文部分都有斷裂性特點。現實主義中全知全能的敘述者維持了一種敘述聲音的權威。“現代主義反對現實主義，通過呈現不同的意識來挑戰敘述者的權威聲音”（科布利，2017，p. 111），而“元敘述”不是“為了呈現不同的意識或放大普通事件的經歷，而是全然指出敘述的再現特徵”（科布利，2017，p. 111）。元敘述將文本的故事層與話語層並置，轉向對創作過程的關注，小說文本通過揭露自己的創作過程和語言身份，暴露其虛構性，從而揭露虛構世界與現實的建構性。
從早期史詩到後現代敘述，隨著媒介的變化，敘述會發生變化；不同時期的敘述變化，也正是體現出了《敘述》一書作者始終堅持的觀點“有人類的地方便有敘述，人們在消費各種媒介時，也在獲取故事，即使是最簡單的故事，也嵌入了極其複雜的關係網”（科布利，2017，p. 1）。
三、敘述走向廣義
《敘述》一書不僅討論了文學敘述，同時還討論了以聲音為主導媒介的收音機及圖像為主導媒介的電影和電視敘述，特別在第六章集中討論了現代主義與電影的關係，同時也探討了無線電收音機、電視。由於播放形式、媒介的不同，敘述方式便相應不同。《敘述》一書，不僅突破了以文學為主要研究類型的敘述學研究，關注了電影、電視和收音敘述，同時也從更廣義的角度，將皮爾斯符號學理論體系引入了敘述學研究。皮爾斯對符號的理解有兩個重要特徵，第一是符號是對話性的，因此敘述中的符號以多種方式向各個方向敞開，從而能夠被各個不同的讀者使用（科布利，2017，p. 146）；第二個關鍵特徵是“一個‘解釋項’總是有能力變成一個‘再現體’；一個‘再現體’將因解釋項的影響而與‘對象’發生關係”(科布利，2017，p. 146)。這一關係鏈可以無限衍義。符號的這兩個特徵讓我們明白敘述總是對話性的，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其意義的解釋可以無限衍義，因此有限的敘述在這種開放性、解釋性中可以超越自身。
在最後一章中，《敘述》一書從符號學的角度討論了敘述發展的各個方向，其中包括社會科學中的敘述、敘述與認知、敘述與身份、敘述模塑，從而將敘述學的討論推向一個更為廣義的範疇，也因此改變了我們對“什麼是敘述”的理解。
總的來說，《敘述》一書將敘述放置於複雜的歷史語境中，歷時性地探討了不同時期各種敘述方式的演變。在縱向討論文學作品敘述策略的同時，該書還引入符號學理論，以一種跨學科、跨媒介的理論視角來討論敘述的演變和敘述理論的建構。敘述作為符號文本，其“開放的潛能在符號的對話性及在增值解釋項的推動力中無所不在”。在最後本文將以《敘述》中的一段話來歸納對敘述的討論：“敘述毫無疑問再現了世界的特徵，省略了其中某些特徵而偏愛另一些。它再現時間、空間和事件序列；有助於身份的記憶和探索；它在其中滲透了因果關係；它設想了一個結尾；並且它做這一切都基於它自身所嵌入的科技的特徵。然而儘管存在所謂的敘述的有限情節，但它包含了驚人的複雜性，而且為我們提供了機會去參與到符號的無限可能中”。（科布利，2017，p. 146）
引用文獻
科布利, 保羅(2017). 敘述 (方小莉, 譯).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Brooks, P. (1982). Freud’s master plot. In S. Felman (Ed.). Literature ad psychoanalysis the question of reading: Otherwise. Baltimore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karyk, I. R. (1993) (Ed.). 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oronto, CA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icoeur, P. (1981). Narrative time. In W.J.T. Mitchell (Ed.), Narrativ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otirova, V. (2013). Consciousness in modernist fiction: A stylistic study.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方小莉，英語語言文學博士，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敘述學、奇幻文學。
本文刊載自《符號與傳媒》第17輯二零一八年秋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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