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说布客
俗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说明一个人要写出上乘的诗歌作品，必须要有刻骨铭心的痛苦或坎坷，悲愤撞击着心灵，压迫摧残着命运，于是，“不得其平则鸣”，大多数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优秀的诗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对于苏东坡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林语堂说过，苏东坡是人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然而，这个人世间不能无一、难能有二人物，虽游宦数十年，却命途多舛、屡遭贬谪，尤其是经历“乌台诗案”，如经历人间炼狱，九死一生，差点儿小命都搭上了。
因为北宋到了宋神宗时期，国家财力穷困，生产落后，兵备空虚，冗员众多，为了解决国家面临的困境，年轻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宰相，针对上述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了事关农业、民政、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改革，由于改革在熙宁年间，史称“熙宁变法”。
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由于苏东坡在基层任职多年，对新法的推行不仅旁观，而且亦有参与，耳闻目睹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由于过于操切，一些基层官吏为了完成变法交办的任务，同时也为了利用变法渔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便将青苗法中要求农民自愿贷款转变为强迫贷款，一些本来穷困的农民，由于秋收后还不起贷款，结果债台高筑，更加贫困，本来一个好心的改革，结果成了伤农的举措。
苏东坡将这些实情向宋神宗多次反映，因为苏东坡在士大夫间影响力大，故他的上书显得格外显眼，而倾向于改革立场的御史因此找苏东坡的茬，在他的诗文中“深文周纳”，吹毛求疵地找出一些东西，说是攻击新法之语，于是，宋神宗将他逮捕入狱，苏东坡因此坐牢百余天，因那时的御史台又叫乌台，故此案又称“乌台诗案”。
自“乌台诗案”后，苏东坡不仅因反对变法受过多次打击，后来保守派上台，他又因替变法实话实说，又得罪了保守派，又遭到保守派的围攻。所以，苏东坡做官的那些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贬途上度过的，最远贬到了当时鸟不拉屎的海南，其命运和心情可想而知。
苏东坡既得罪了改革派，又不待见于保守派。然而，正是因为他实话实说的性格，和从不违心妥协的赤子之心，便拥有了一个诗人的气度和品质，故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成为闻名千古的诗人。
故乌台诗案对于苏东坡的文学生涯，当然是好的。
帝国的脸谱
就苏东坡的文学生涯来说，是好事。
所谓“乌台诗案”，那御史台诗案，又因其罪状为诗作，故名。
北宋神宗初，王安石推行新法，也称“熙宁新政”，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官员则反对变法，苏轼因新法在某些地方损害了百姓利益对新法有些想法，虽未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却为变法派所不容，其诗文中也多见谈论新法的语句。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的时候，苏轼人在四川眉山。王安石被皇帝授为参知政事，全权主持新法的施行，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全面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等九项新法。公元1069年二月，苏轼启程返回开封，于途中收到到了一些新法的“反馈”，因所见者多为负面反映，因此在对新法保持了怀疑的态度。
苏轼返回开封，不过是对新法的施行有些不同看法，但在他向神宗皇帝上了四个奏折后，便被坐实了“反对派”的身份，其中除第二个《谏买浙灯状》被准许外，《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皆如石沉大海。
被变法派误认身份后，不久，谢景温便指控苏东坡在以官船运送其父苏洵灵柩回四川时，在船上贩卖私盐牟利，在诬告不果后，谢景温又上疏请皇帝将其安排至一小县城做判官。皇帝以为其与变法派矛盾不可调和，又实在爱惜其才华，遂将其迁出京城，至杭州做通判。离京后，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地方官近十年。
苏轼做这几年地方官，政绩是非常卓著的。做通判时，他匡扶正义，为百姓称道，遂被拔擢于密州任太守。密州任上，苏轼同百姓一起经历了蝗灾，战胜饥荒，颇为自得，写下了《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此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任中，徐州北五十里处黄河决堤，徐州城岌岌可危，苏东城挽了袖子亲自下场抗洪，歇息在抗洪棚子里，近月卓绝“苦战”后，终于抗住了这次洪灾，皇帝以其功绩，重赏于他，其功震动朝野。
此事引来变法派的关注，功劳太过惹眼，小人妒忌丛生。以御史台中丞李定、舒亶等人为首，自《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挑选出一些“诋毁”新法的诗词，罗织了“欺君犯上”、“讥讽大臣”、“诋毁圣上”、“反对皇上拔擢新人”、“乱取士之法”、“亏大忠之节”等近三十条罪状，将苏轼告到神宗皇帝跟前。
神宗震怒，着御史台详查此案。将苏轼自湖州抓回京城下狱，几乎定下斩刑。因苏轼方才高著，又有多方相保，神宗本人惜其才华，又有宋太祖赵匡胤不杀文臣的规矩在前，这才将其贬谪黄州，挂了个团练副使的官儿，并明令其“不得签书公事”。
当然，这里要提一下，王安石本人不曾参与此事，“乌台诗案”实为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借变法之机排除苏轼这个异己的。
煮酒君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同理，个人的磨难也会使一个人更快地成长起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乌台诗案对于苏东坡人生经历来说，就是一场磨砺的过程，就是历经三九严寒，风霜雨雪，而后使他达到了文学生涯的顶峰，创作出了前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一系列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这时，他就像一把磨砺出的宝剑，锋利无比，光芒四射，又如历经严寒冒雪盛开的梅花，光彩夺目，香飘千古。东坡最崇拜的两个人一个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一个就是赋《归去来兮辞》的靖节先生陶渊明。庄子是一个弃富贵如弊履，宁愿做一个在污泥中拖着尾巴爬行的乌龟，也不愿做庙堂之上受人供奉的龟壳的人，在唐朝被封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被尊为《南华经》，那已经是一个神人级的人物了。东坡先生说他初读《南华经》的感觉，就像早已读过一样。这说明他们两人是心有灵犀，高山流水，千古知音。而东坡先生对陶渊明的崇拜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陶渊明的所有诗作，东坡几乎都和作了一遍，这在文学史上几乎是没有的事。陶渊明又被后人称为陆地神仙，他的人品那是没得说的，自是高人中的高人，称为仙人毫不为过。在历史人物中能够被成为仙的，也就那了了几个，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崇拜的人物还有诗仙李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东坡被后人称为坡仙那是实至名归。综上所述，乌台诗案对于东坡这样的神仙人物来说，就和四季的风霜雨雪一样，只会使他变的更好，更强壮，更魅力四射，更光芒万丈，更万古流芳！
桃源居士45
乌台诗案对苏轼的人生与仕途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使得他在精神上遭受更多的惊吓和心酸。可是，乌台诗案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是一个转折点，一个人新的起点。经过乌台诗案的洗礼，苏轼更加坦然地面对了生活的坎坷和不幸，心境更加的自然和豁达了。这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就是他的作品风格开始有了豪迈的气势，更加乐观地对待生活了。
幸福与你同行
“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黄州，自谓“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伤心人语，何其悲也！
黄庭坚来看望他，在江天晚霞中，听渔歌唱和，悠扬悦耳，便脱口而出：晚霞映水，渔人争唱满江红。苏东坡答道：朔雪飞空，农夫齐歌普天乐。
“渔人”，“农夫”，是民众；“满江红”，“普天乐”，是民间气象，这样的天人合一，是民间才有的。身在“君门九重”，就以为是天理所在，便如王阳明所言，是因那时“心与花皆寂”。一旦走出“君门”，心与花便一起开了，开得明明白白：原来天理在此呀！于是，他反而要感恩了，感恩那场政争他失败了。“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从此鱼樵杂处，幅巾芒履，游于岭上溪谷之间。
他来到黄州第二年，友人替他请得东坡营地数十亩，以种田侍蔬为营生。地荒芜已久，多荆棘瓦砾，而当年又逢旱灾，先生亲为躬耕陇亩，“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可他依然怀着感恩之心，并以“东坡”自号，耕读起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他在东面的坡地上，得了一座废园，“筑而垣之，作堂焉”，取名“雪堂”。因其建成于大雪中，便雪中作乐，在墙之四壁上绘满了雪花，“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雪堂”，离江边不到十步，放眼望去，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坐落在他的几席上，使他体味了“谪仙”的脚踏实地，遂叹曰：“此幸未始有也。”端居深念，若有所得。
除耕作外，他更是辛然著述，又及欣然讲学，作《易传》九卷和《论语说》五卷。人在江南，思想者有福，有江山助，更有民风朴，如人之初。耕作、著书、讲学之余，释耒而叹，自号“东坡居士”，始作诗“东坡八首”：
其七
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
家有一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
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
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
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其八
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
我今反累生，借耕辍兹田。
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
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
所以，对于苏东坡的文学来说是好的，无论是外部环境和内在心境的变化。
国家人文历史
国家不幸诗家幸。对苏轼来说灾难未能磨灭他，反而磨炼了他，使他写出辉煌诗篇。对国家来说那是耻辱的时代，国家不久便全面崩溃了。囯家压迫一个诗人，以自身灭亡的代价换取诗人的成功，轻重自有公论。
手机用户5993458632学
当然是坏的，文字狱对于文人来说即使无生命危险，但是不能畅所欲言，就是文人的灾难
一蓑烟雨钓锦鳞
文章憎命达。
文学是内心满了，溢出来的现象，只有装了太多内容，才能满，而这种内容主要是情绪。
假如一个人一生都很顺，节节高升，很难有大量的优质的作品出产。
有个认知误区，就是以为位越高越“满”，但事实上，位越高越空。
你的人生越华丽，你渴望的就更多，人永远无法满足，尤其是当他被不断满足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