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

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是周日的早上。周六晚刷朋友圈,看到钱江晚报发表一篇人物稿,讲的是一位熟识的老大哥,遂按捺不住,再次开始爬格子。

这个时候,他应该还在呼呼大睡吧。

听人说,他的作息一直很规律,每天上午10点之前肯定在床上。

从过去每周一经常在一起开报道例会、有若干次突发新闻发生在上午、发稿时间也是在上午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此说并不完整——除了在床上,也有可能在车上、在路上。

他自己倒是毫不遮掩,“就算我在睡觉,也有人会源源不断给我提供线索”,他的面容具有某种雕塑的美感,表情极认真,且严肃,眼睛穿过眼镜片直盯着你的眼,轻言细语,让你找不出任何一丝夸张的水分。在温州,你不由得不相信,他能。

温州在过去的30多年中,神奇毋庸赘述。我十来年前,第一次因公出差去,坐在桑塔纳2000上,却是又惊又怒——温州城的大街并不比别的城市窄,红绿灯并不比别的城市少,但是我们总是被人家莫名其妙超车,一会儿从左侧,一会儿从右侧,哪怕我们开在最左侧,也有车越过马路中间的双黄线,相当于在对向车道上逆行,来实现对我们的超车。

“难道没有交警来管一管吗!”我朝司机发怒。

“温州就是这样。”司机淡定回答。

“卧槽!”我说。

我们开着的这条路是双向四车道,还是莫名其妙堵上了。之前超了我们的车,现在一样的堵在路上,是奔驰、宝马或者别的什么高级车,但那些并不让我动容。真正让我动容的,是一些拉着江南皮革厂皮具箱包、鱼蛋凉皮和石膏服装模特的三轮车,他们悠闲地超过我们,自由穿行在车流的空隙中,车夫们怜悯地看着我们。

记得那时是秋天,车上没开空调,我的汗水涔涔而下,内心对此地充满敬畏。

这就是早期市场经济的魔力——无序的表象下,是野蛮和公平,是无论出身,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得更快。

他就在这片土地上,和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和平头百姓,对酒当歌称兄道弟,发现问题刨根问底,遇到不公不正就拍桌子甚至砸杯子。

几十年来,他爱喝喜力啤酒,爱吃牛肉和小海鲜,熬夜写稿之余坚持锻炼身体,和他坚持采访写作记录这个城市的兴衰荣辱一样,构成了一段别人无法复制的职业生涯。

后来,我看到关于他的文字,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段话:“有人说他‘六亲不认’‘无情无义‘,但在他看来,正义就说最大的情、最高的义、最亲的人,是自己行为追求的’首选项‘。”

但从我切身感受来说,其实不太明白这段话指向何处。相反的案例有很多,比如,每次去温州,他必带我去一家叫做“玛瑙“的小饭馆,那里存着他爱喝的喜力啤酒,以至于后来老板娘一见我就打招呼,”张记者的同事又来了“。我见过许多领导叫他”张社长“的,但叫他”张记者“的,还真就是小饭馆老板娘一人。

然后,每顿饭他都自己结账,我从未在那里买过单。

十多年前有一次傍晚,天色暗下来,他在车上写一个突发消息,我在一旁随手用手机拍了一张他的工作照。不料他一直存着,后来在许多关于他的报道中,都刊载了这张照片,还特别细心地署着我的作者名字。有一年知道我要去援藏,他还特地从温州寄来了红景天粉末。他在电话里叮嘱我,这是他手磨出来的,原材料正宗,每天开水吞服少许,可以抵抗高反……

一个记者

(照片于2007年使用诺基亚手机拍摄)

还在同事的时候,我们就曾约过,等他空暇下来,要一起重走红军长征路中的川藏沿线——他喜欢户外运动,一直没有肚腩,从来不是个油腻中年。

实际上,他好几年前就退休了,其实我也好几年前就从新闻行业离职。我们不做同事很多年了。

读着钱报的稿子,脑子里瞬间浮现出他的样子来,说话的时候看着对方的眼睛,目光温柔但极其坚定。那感觉奇怪得很,就像随时我们还可能再一起为了某个事去找人问半天,为了某个表述是不是严谨准确再扯半天。

作为记者的前半生,他佳作等身,荣誉无数,我为有这样的老哥感到特别骄傲——业务能力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做人再好,业务能力不行,能招人喜欢,却难得人尊敬——对他,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是既喜爱,又尊敬。这种尊敬体现在,哪天他可能随时一个电话,交待点什么事,我们一票晚辈粉丝,就去执行。

作为江湖中人,他的后半生将迎来怎样的精彩演绎,我暂时还猜不到——正如我从来不知道他的那些灵敏的信息源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怎么每次都能突破警戒线、封锁线到达许多重要事件的第一现场。

大部分人把“荣休”看成一段可画圈、可赞颂的终点,只有极少部分人把它看成一个起点,把每一天、每一秒都看成一个起点。这样的人,生命力之可怕,无可估量。

新华社浙江分社温州支社前社长张和平兄,就是那极小部分的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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