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8万北府兵打破百万前秦军队。此战之后，北府兵成为东晋和刘宋王朝最为依赖军事力量。
晋末宋初，是一个矛盾尖锐、战争频发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却为许多能征善战的将领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才能的舞台。他们凭借战功登上高位，进入权力中心后，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历史的发展。檀道济就是这其中较为出色的一位。宋代陆游在《书愤》一诗中所用“塞上长城”的典故就是指他。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还未有对他进行专门探讨的。作为北府兵集团的代表人物，他的命运与集团的盛衰息息相关。本文将通过考察檀道济与北府兵集团之间的关系，揭示晋末宋初皇权与地域集团之间力量的消长。
一、檀道济的军事才能
檀道济作为一员名将，首先是以他出色的军事才能和辉煌的军事生涯而青史留名的。下面将介绍他一生中指挥和参与指挥的三场最重大的战役：第一场是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道济跟随刘裕北伐后秦的战争。他与王镇恶共同担任刘裕军的前锋，“所战望风降服，径至洛阳”，又与众军并力攻下潼关，为攻下长安灭亡后秦，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裕正是靠这次北伐胜利，才积累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完成代晋称帝的准备。
第二场是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亲率大军讨伐谢晦叛乱的战争。道济在谢晦军“舟舰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旗旌相照，敝夺光”，而前军在“彦之战败，退保隐坼”的情形下，继到彦之进兵，使谢晦军“遂不战自溃”，战局转败为胜。宋文帝的统治，在此战之后才最终得以巩固。
第三场是元嘉七年(430年)至八年(431年)刘宋北伐北魏的战争。七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南，复失之”，“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八年，“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北略地，转战至济上”，“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最后因军粮耗尽，才不得不撤军而返，“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檀道济之所以能征善战，是与他具有以下诸方面的素质分不开的。
首先，道济智谋过人，既能运筹帷幄，又能因机变化。宋文帝讨谢晦前，曾问策于他。道济作出了以下一番精辟的分析：“臣昔与谢晦同从北征，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难与敌;然未尝孤军决胜，戎事恐非其长。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讨，必未阵而禽。”战争结果恰与他所料完全一致。而伐北魏退兵时，军粮耗尽，“士卒忧惧，莫有固志”。他灵机一动，“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及旦，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避免了败军的厄运。这使他能超越一般的“斗将”、“猛将”的境界，成为一员“智将”、“大将”。
其次，他懂得运用正确的政治策略，争取人民的支持。北伐后秦时，“凡伐城破垒，俘四千余人，议者谓应悉戮以为京观。道济日：'伐罪吊民，正在今。皆遣而释之。到而终取得了“中原感悦，归者甚众”的效果，大大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再次，他拥有过人的胆识和气度。参与废宋少帝的前夜，“道济入领军府就谢晦宿，晦悚息不得眠。道济寝便熟睡，晦以此服之。”元嘉八年退兵时，“兵寡弱。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这使他在情况危急时能冷静应对，处变不惊。
二、檀道济的死因
可悲的是，这样一位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功勋卓著的大将，最终竞被宋文帝无罪冤杀。后世对此事扼腕叹息的人不计其数。然而，让我们仔细分析，道济的死是有其深层原因的，是与他自身的性格以及他与北府兵集团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
东晋末年，在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处于下游扬州的皇权常受到割据上游的荆州镇将的武力威胁;在外部又面临前秦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为应对这一局面，首先由谢玄在晋孝武帝太元初年招募京口、广陵以及晋陵一带的北来流兵组建了北府兵，这些北来流民，主要由次等士族和一般民众构成。王夫之评价他们说：“况乎中原南徒之众，尤多磊落英多之士，重用之，以较楚人之傈而可荡者相什百也。”他们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这在北府兵组建不久的淝水之战中就表现了出来。八万北府兵，击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大军。
在此后的战争中，出身次等士族的北府兵将领逐渐被提拔起来，进入领导阶层，晋安二年(398年)，统率北府兵的门阀士族王恭败死后，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控制了北府兵，使之摆脱门阀士族控制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形成了由次等士族作为领导者的北府兵集团。
宋武帝刘裕在晋末桓玄篡位，北府兵集团原有领导人刘牢之等人死亡，集团趋于分崩离析的情况下，重建这一集团，并依此作为依靠，夺取帝位建立了刘宋。北府兵集团成为刘宋前期统治的支撑力量。
檀道济家世居京口，随宋武帝起兵讨伐桓玄，“从平京城”，全程参与了重建北府兵集团的过程，又屡立大功，助宋武帝最终登位。“武帝受禅，以佐命功，改封永惰县公，位丹阳尹，护军将军”，他成为刘裕即位时特加褒封的十四位佐命功臣之一，北府兵集团的代表人物。
刘裕在晋宋交替的过程中，既感受到了北府兵集团带给他的巨大事功，又深知对北府兵集团必须采取合适的政策和措施，使其成为驯服的工具。北府兵集团对刘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助之代晋，又可以成为覆灭刘宋皇权的潜在力量。于是，削弱并控制北府兵集团，成为刘宋统治者的需要。
永初三年(422年)，刘裕将北府兵集团一分为二，以彭城王刘义康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而以檀道济“出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军事，镇北将军、南充州刺史”。而“三年檀道济始为南兖州，广陵因此为州”，南兖州的治所也移至江北的广陵。
但檀道济在这次分割中地位却反而二升。他本来功勋卓著，甚有威望，这次又获得北府集团所在地京口的半壁江山和北府兵的半数人众.成北府兵集团的领袖人物。他手中拥有的这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势力，成为以后历次政治斗争中各派都努力争取的对象。
刘裕临死时，“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仅不到一年，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就谋废继位的少帝。“以南兖刺史檀道济先朝旧将，威服殿省，且有兵众，乃召道济与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废立之谋告之”。想将他拉入自己一党，借他的威望与兵力以成大事。
檀道济在少帝登位前，曾长期担任他的属官，如“征虏将军司马”，“世子西中郎将、梁国内史”，“征虏将军司马、冠军将军”及“宋国待中、世子中庶子、兖州大中正”，等等，两人关系当属不薄。刘裕在选他为顾命大臣时也可能考虑到这一层关系。而刘裕临终前，还专门叮嘱少帝：“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有兄弟韶有难御之气也。”认为他尚属可靠。檀道济入京后，也对徐羡之等人的一些意图有所不满，如对废少帝的先奏--废庐陵王刘义真“屡陈不可”。但在“竞不纳”的情况下，他不但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反而在废少帝的行动中先是“引兵居前”、“入云龙门”，后又“入守朝堂”，充当了徐、傅、谢一党的急先锋。
在参与废立之后，檀道济已被徐、傅等人视作自己一党，纳入巩固自身权力的计划之中，“徐羡之，傅亮谋自全之计，晦居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得持久。”以为靠着这一套部署，足以在新皇帝文帝手下继续掌权。可檀道济却已开始与文帝宠臣王昙首的兄弟王弘“弥相结附，每构羡之等”了。几年后，文帝为加强皇权，消除顾命大臣的势力，在中央诛杀了徐羡之、傅亮，又准备西讨据守荆州的谢晦。他想到争取檀道济这一力量。侍中王华等人看到檀与徐、谢同行废立，当属一党，认为“道济不可信”。文帝却认为“道济从人者也，囊非创谋，抚而使之，必将无虑”。令到彦之居前，道济继之，自己亲率六军讨伐谢晦。而道济果然被文帝成功地“抚而使之”，在前军到彦之战败的情况下，道济决定了双方的成败。
宋文帝的位子至此才真正坐稳。檀道济在这两次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摇摆不定。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所写的北府集团的刘牢之和高雅之父子，“卷入上层政治漩涡的将门，不知如何自处，行动相当盲目。
只不过，田先生认为，他们是“次等士族进入最高统治地位这一历史事件的先驱者和牺牲者”，是“次等士族的将门这一社会阶层在门阀政治的变化中茫茫无所适从的表现”。现在看来，在刘裕等次等士族中的优秀者分化出来上升为皇权的同时，如檀道济这样的多数北府兵集团的次等士族仍保持了在大的政治斗争面前无所适从的特点，虽有强大的力量，却认不清方向，不会利用，只能充当皇权和其他权臣手中的工具，正如刘牢之等人只能成为门阀士族的工具。
“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可能是他们的普遍性格，也是酿成他们悲剧的根源。然而，檀道济拥有的北府势力在废立中表现出来的力量，毕竟使宋文帝感到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在讨伐谢晦及元嘉七年伐北魏的战争中，文帝都让自己的心腹，才能远不及道济的另一北府兵将领到彦之担任前锋或统率主力，就表现出了对道济的防范。偏偏这两次战争中，到彦之均失败，而道济一次取胜，一次全军而返，能力与实力进一步显露无遗。尤其是北伐还师后，“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时人或目之日：“安知非司马仲达也”，于是“朝廷疑畏之”。宋文帝不良的身体状况最终激化了矛盾，促成了道济的死亡。“太祖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彭城王义康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元嘉)十二年(435年)，上疾笃，会索虏为边寇，召道济入朝。(元嘉)十三年(436年)春，将遣道济还镇，已下船矣，会上疾动，召入祖道，收付廷尉。于廷尉伏诛”。
道济被杀时，被扣上了“潜散金货，招诱剽猾”，“日夜伺隙，希冀非常”，“因朕寝疾，规肆祸心”的罪名，他在临死前也只能“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日：'乃坏汝万里长城。
三、檀道济被杀的影响
道济被杀的同时，“及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司徒从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薄承伯、秘书郎中尊等八人并诛”，“又诛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并道济心腹也。”?他的势力被一网打尽，对皇权的威胁不复存在。
檀道济被杀时，距北府兵第二次兴起已有30多年的时间，北府兵集团的将领大多病亡老退。刘裕即位时特加褒封的14位佐命功臣中仅存的刘粹、到彦之、王仲德等6人都在此前后相继病殁。北府兵集团上层后继无人，人才凋零。
北府兵下层兵员，在此前的历次内部纷争和对外作战中也损失甚多。如元嘉三年(426年)，谢晦败军之时，他出镇荆州时“精兵旧将，悉以配之”的三万人马，“大军一时溃散”。元嘉七年(430年)到彦之北伐时，“甲卒五万”，战死被俘二万余。
次年，檀道济北伐时统兵在三万以上，到回军前夕，也已经“兵寡弱”了。这几次战斗的主力，都应是北府兵。其损失至少也在5万人以上。北府兵主要成分是京口、广陵一带的侨民，而京口的北来侨民人口总数也不过22万。这其中，还有一大半老弱妇孺并非可参军的人员。北方流民大量南徒主要在东晋前期，以后逐渐减少，兵员补充越来越困难。北府兵集团下层的支撑力量也日渐薄弱。
到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派王玄谟北伐时，已是“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此次北伐以刘宋的惨败而告终。司马光在谈到刘宋方面失败的原因时说：“又江南白丁，轻进易退，此其所以败也。”在战场上起主导作用的已不是北府兵，而是普遍征发或招募的江南白丁了。作为刘宋集团前期重要支撑力量的北府兵集团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宋文帝时仅存的北府兵集团中既有战争经验又有智谋的大将，檀道济的死既标志着宋文帝消除了北府兵集团对皇权的威胁，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也标志着北府兵集团乃至刘宋王朝的力量就此走向衰弱。
北魏上下听说檀道济已死，都非常高兴，“皆日：'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自是频岁南伐，有饮马长江之志。”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太武帝率兵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的瓜步。“文帝至石头城望，甚有忧色。叹日：'若道济在，岂至此。”此时檀道济已含恨九泉十五个年头了。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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