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龙游人面对日益发展的商业经济，为世风所染，从商人数剧增，龙游商帮进入了鼎盛时期，“遍地龙游”之谚，世人皆知。龙游商帮的中介和经商的成功也吸引了邻省、邻府、邻县的人们向龙游迁徙。
龙游为东南孔道之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经宋方腊起义、各朝代更替、耿精忠之乱和咸同兵燹等多次战乱，家园被毁、生灵涂炭。战后重建，引来了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
在外来人口中，安徽人占有很高的比例。如，姚西塘姚氏，先祖于宋淳佑间由徽州迁来；韦塘朱氏，先祖于宋祥符四年由池州青阳县迁居盈川，景佑四年再由盈川徙居韦塘；志棠、虎墓岭席氏，先祖世居安徽桐城淡竹村，宋末席汝钰，始迁县志棠，席氏夙以武艺世其家。后天坞吴氏，由歙县迁来；龙门桥李氏，汉李膺八世孙机荣，官居徽州，子孙遂为婺源人，后迁龙门桥；石峰胡氏，先祖是婺源石枧人，元大德六年迁来；下平山胡氏，清雍正九年，由绩溪迁来；大路顶童氏，由婺源迁来；上塘施氏，由徽州迁来；寺湖、姜尚山下、大公殿朱氏，由婺源迁来；梧村戴氏，明初由安徽龙武迁来；金龙戴氏，由休宁迁来。等等，龙游姓氏源于安徽者，数不胜数。
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促进了龙游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南宋经商的突出代表朱世荣便是安徽池州青阳人的后裔，据《韦塘朱氏谱》记载：“朱世荣，字元瀫，号烟波。年二十，好博，其父逐之，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郡云。”
明代中叶，徽商崛起于黄山白岳之间，其中有一部分商贾沿水路或陆路来到龙游，从经营生漆、药材和文房四宝开始，到发展经营盐业、造纸业和典当行等大宗商品，并逐渐在龙游生根开花，与一大批本土龙游人和商业阶级组成一支名享海外的“龙游商帮”。
湖镇汪文俊为歙县人，明崇祯十四年，经营盐务始居龙回陈村，后来其子时明、明顺迁至湖镇定居。
积庆堂叶氏，乾隆二十年，始迁祖叶光日，原歙县人，行商至西安峡口，偶游县北叶村，就定居下来。
迁徙龙游的安徽后人不仅将家安居在龙游，也将善于经商的基因植入龙游。
在商业往来中，徽商在龙游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地处大众路的原徽州会馆（亦称新安会馆）是龙游城内最堂皇的会馆。晚清时，龙游县商会也设在新安会馆内，这标志着徽商在龙游经商的成功。
历史上，比较突出的徽商代表人物程廷柱，于康雍年间（1662－1735）率三个弟弟在浙经商，后成为金、衢二府的富豪。程廷柱（1710－1781），字殿臣，号瑞斋，国学生，“自幼豁达，卓有立志，厚重少文锦”，先在玉山经商。二弟廷柏经营兰溪油业；三弟廷梓坐守杭州，分销售货；四弟廷恒往来于江汉经商；廷柱总理商务。后他们又“创立龙游典业、田庄，金华、兰溪两处盐务，游埠店业，吾乡丰口盐业，先绪恢而弥广焉。”
凌仲礼，歙县丰南人，号梅川，“少随父游之龙游”，“名大噪江湖间”。（摘自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淩应秋纂的《沙溪集略》手抄本）
到了晚清，龙游城内比较知名的商号也大多为徽商，如早年任龙游商会会长的程大源熙记号的主人，1927年任龙游县商会会长的“怡泰米行”的汪益乐， “姜益大”的创始人姜德明及胡跃文，“广和”的叶小山，“云杏堂”药号的汪容伯，“龙游施医所”的江梓园等都来自安徽。
民国时，“义泰兴棉布店”的创办人汪環洲来自歙县江村環村，先随父来龙经商，后其子汪诚一少时也寓龙就读小学。还有苏军驻外蒙库伦少将司令员胡成材，绩溪荆州下胡家人，其父胡能松在龙游城开设餐馆两家，胡成材少时也在龙游读书。
在南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溪口镇下徐村的徽商，以生产经营土纸、屏纸、花尖为主。下徐村的纸业源于清光绪初年徽州府歙县叶姓人，其中较有名的商号有叶振大号、叶振兴号和叶泰兴号等。
庞大徽商群体在龙游扎根之后需要文化来维系，徽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需要文化，成功之后更需要文化来保持和发展已有的财富，而徽戏正是这种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之一。有些实力雄厚的徽商，还蓄养优伶、组织家班蔚然成风。在许多徽商眼里，戏剧可以作为炫耀自己，“竞尚奢丽”的资本，以提高自己的地位，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他们以徽州会馆或迁徙地宗祠为集聚点，在会馆或宗祠内修缮大型戏台，如志棠席氏宗祠内仍保存着活动式古戏台，每逢神诞或团拜，都要邀徽班演戏，供徽商与合作伙伴们团聚交流，又扩大了徽戏的影响。徽商把戏剧作为—种公关活动和交流手段，客观上也促进了徽戏艺术的发展。
而徽商真正喜爱戏剧更出于内在情感的需要。世人常用“徽骆驼”和“绩溪牛”来形容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商，一方面说明了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自己却把因生活所迫，早年外出经商，看作是被家乡与亲人的“丢”弃。长年在外，浪迹天涯，远离故土，远离亲人。心境的寂寞，生活的孤独，竞争的残酷，使他们内心感到十分空虚和疲惫，怀乡之情和心灵豁缺之需填补便可想而知。徽戏成了徽商思乡的最好精神食粮。
徽戏从安徽传入金衢地区，大致与徽商的迁徙路线是一致的。龙游乡间有俗语：“水路即是商路，商路即是戏路。”《中国婺剧音乐》认为，在起初段时期，其路线不外乎三条：一条是从徽州（今歙县）沿新安江顺流进入严州府的淳安、遂安、建德、寿昌、桐庐等县，然后，沿富春江逆流而上，进入金华、衢州各县；另一条是由婺源白沙关翻越山岭，从陆路进入常山、开化，经常山港水路到衢州、金华；还有一条是安庆徽班沿长江而下，经南京、扬州，沿大运河经苏州进入杭州，然后，从钱塘江逆流而上，到兰溪、金华、衢州。当然，也有可能部分徽班是到达杭州后，先进入绍兴，然后进人浦江、东阳、义乌等县；或从江西玉山进入江山、衢州，再到金华。应该说，徽戏传入金衢地区还是以水路为主。
据老艺人回忆说，龙游（巨州）徽班主要是从婺源（原属安徽徽州府）传入的。1950年的华东戏曲改革会议上，龙游籍老艺人周越先等人要将高腔、昆曲、徽调、滩簧、时调六种剧种合并统一取名时，曾提出徽调起源于婺源，而金华古时又称婺州，所以统一取名叫“婺剧”，也进一步佐证了龙游徽戏是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上饶）传入的。
婺源徽班与徽州徽班虽然唱调相同，仍各有特色，一般说，徽州徽班规模较大、水平较高，每班有四、五十人，行头整齐而华丽，盔头、把子名目繁多；而婺源徽班，则规模较小，水平较低，一般戏班仅二十七、八人，行头也不及徽州徽班丰富华丽，故从不参与“斗台”。
婺源徽班进入龙游的时间是清乾隆末年。由婺源传入龙游，还有一条重要的陆路。宋室南迁后，建都杭州，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赣湘的官道。婺源徽班由婺源白沙关翻越山岭，从陆路进入开化、常山，再到衢州，穿过衢江区峡川镇进入龙游境内，又经真武山下、汤溪桥、西垣、乌石山脚，出梅岭关入寿昌。
通过全县古戏台调查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官道附近的横山志棠，遗存的古代宗祠建筑最多，古戏台的分布也最为密集，如志棠村就有三个古戏台，《东陵侯》厅戏台后的左厢房横梁上，留有不少演戏题记。原厢房为二层，上层是优伶宿处，演出之余，笔墨书之。东厢房壁上尚有“乾隆三十五年二月，集秀班在此六叙，沈德文、童德华二人。”“嘉庆四年二月初，金邑三秀班到此一叙，好乐也。永砥题。”“杭城忠清里水陆寺巷口在此一叙。”
雍睦堂也留有不少戏班遗迹，其中“东邑大鸿禧班民国念五年伍月初二开始”“夜演全本梅龙镇、白水滩、白云洞”“日演 崔子杀妻、八虎下幽州连二”“夜演 落马湖连二、全本玉石篮”“日演 全本大战金沙滩、全部景阳岗”“夜演 红梅阁、第壹本天宝图”“日演清河桥、大破牛头山”“夜演 三雅园、全部呑蛇记”。从题记可知，东阳县的鸿禧班（二合半班）在雍睦堂戏台演了三天四夜的戏。其中崔子杀妻、八虎下幽州、景阳岗、大破牛头山等都是徽戏。
徽戏引入龙游前，境内主要是本土的高腔班和昆腔班在活动，徽戏引入后，立即引起轰动。徽班演出时，头夜必奏精彩的《花头台》，必演《七擒》、《采莲》等场面宏大的戏，以便亮出演员阵容和行头，极有气势。特别是流畅柔和的徽调【西皮】和【二黄】，引起龙游人的共鸣，符合龙游人灵巧机智、争强好胜、热情好客、急公好义的性格。
徽戏传入龙游后，很快融合了龙游本土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龙游徽戏表现形式。
龙游徽戏与徽商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徽商强大的经济实力，为龙游徽戏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徽商的审美情趣、道德情感直接影响着徽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徽戏的诸腔杂奏、不断演变的特点，体现了徽商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的风格；徽戏的追求排场豪华，武艺高超等舞台表演艺术，也是徽商的精神需求、审美选择的结果。而龙游本土文化又为徽戏的发展注入了新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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