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著名地質教育家何傑誕辰130週年，這位曾備受中國學界尊崇和敬仰的一代宗師，一生確實是太低調了，以致在百度上都搜索不到與何傑有關且有價值的紀念文字和圖片，這不免讓我有些抓狂。
何傑
儘管何傑一生淡泊名利，但國人卻不應該忘記育人不倦的何傑，讓我們再重新認識中國這位地質學界和教育學界一代宗師的傳奇一生。
40年前的早春三月，“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勝利召開，這是中國科技工作者的一次盛會，在6000餘人的與會代表中，來自廣東代表團的何傑是最年長的一位，時年90高齡，備受與會者尊崇和敬仰，但這也是他告別人生舞臺的最後一幕。
全國科學大會會場
何傑是中國近現代地質教育的先驅者之一，1914年就出任北京大學地質學門教授，1917年出任地質學門主任，1919年地質學門改稱地質系之後，又出任地質系第一任主任，是北京大學地質學科的主要創建者。
何傑（1888—1979）字孟綽，廣東番禺人，1888年2月15日出生於廣東省番禹縣大石鄉，其父何蓬洲是清朝的廩生，所謂廩生是科舉考試時成績名列一等的秀才被稱為廩生，可獲得官府廩米津貼。
何傑自幼隨父親學習，在父親嚴格的教育和督促之下，養成了勤奮好學、刻苦務實的優良品質，並且受用一生。
1901年，何傑去廣州求學，入“廣州格致書院”半工半讀，這是一所由美國長老會創辦的學校，何傑在這所教會學校刻苦學習了六年，打下了良好的現代教育基礎。
1906年，“唐山路礦學堂”在廣州招生，何傑以優異成績考取了礦科，並獲得官費生的資格，何傑先以礦業科採礦工程為專業，後又該學鐵路工程。
由於學習成績優異，何傑尚未從“唐山路礦學堂”畢業，就於1909年8月考取了“第一批庚子賠款官費生”，遠赴美國留學，第一批47名庚款官費生中較為知名的有梅貽琦、胡剛復、王世傑、秉志、王璡等人。
第一批“庚子賠款”留美生合影
1909年10月，何傑與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從上海乘郵輪前往美國，入“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學習採礦工程，由於何傑在“唐山路礦學堂”已經學習過相關的基礎課程，院方准許他直接進入二年級學習。
何傑在學習採礦工程專業時認識到，作為一個優秀的採礦工程師，瞭解和掌握地質學知識更為重要，只有深入瞭解礦床的賦存條件、分佈規律以及礦石品位，才能有效地設計和實施採礦工程。
1912年，何傑獲得了“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工科學士學位，同年9月，又前往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理海大學研究院攻讀地質學，經過兩年的專業學習和研究，何傑獲得了理海大學理科碩士學位。
何傑親眼目睹和感受到了美國工礦業的興起，以及對美國經濟繁榮所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他曾有意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一想到自己積貧積弱的祖國，就恨不能立即回到中國，為國家的地質和採礦事業傾盡自己的所學，此時清王朝已經滅亡，取而代之是中華民國，國家百廢待興，何傑決定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
1914年秋，何傑應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鬍仁源的聘請出任工科教授，當時北大工科僅有土木工程和採礦冶金工程專業，何傑所開設的課程有測量學、地質學、定性分析，採礦計劃、氣體分析、試金術、採礦學、冶金學等。
北京大學是一所以文科見長的高等學府，但卻是中國第一個設置地質學系的大學，1909年還是在“京師大學堂”時期就創辦了地質學門，而“京師大學堂”是1912年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1913年地質學門曾暫停招生，直到1917年秋才又恢復招生。
北京大學紅樓
北京大學地質門恢復招生時，何傑被剛剛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聘為地質學門主任，1919年地質學門改為地質系，何傑繼續擔任地質系主任，並出任北京大學地質研究所主任，直到1925年離開北京大學，何傑在北京大學執教了11年，為北京大學地質系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開創性貢獻，並對中國地質事業和礦業教育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1925年，何傑應時任北洋大學校長劉仙洲之邀，出任北洋大學礦冶系主任兼教務長，創辦於1895年的北洋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為中國高等學校初創時的體系建立起到了示範作用，開啟並影響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
何傑協助劉仙洲對北洋大學進行了一系列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聘請了一些著名的海歸工科教授，打破了以往專由外籍教授授課的歷史，這其中就包括茅以升、侯德邦等著名教授，這些“海歸”教授極力想將北洋大學打造成“東方的麻省理工學院”。
北洋大學堂
由於北洋政府內閣更迭頻繁，政局動盪不安，學校經費經常被拖欠，有時甚至連教職員工的薪金都無法按月發放，劉仙洲於1928年7月辭職離校之後，身為教務長的何傑主動挑起穩定學校秩序的重任，代理主持校務工作，一直到茅以升接任校長。
1932年，何傑應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鄒魯之邀請，出任中山大學教授兼“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他十分注重將地質調查研究與礦產開發相結合，並把地質調查的重點放在湘粵與湘桂交界的南嶺地區。
每當有重要地質發現時，何傑就及時建議執政當局和實業界組織開採，他還組織和指導助手們將調查成果彙編成1:200萬的廣東、廣西全省地質圖以及礦產分佈圖，並組織編輯出版了《地質集刊》和《古生物志》等刊物，在何傑的主持下，“兩廣地質調查所”的聲名很快就在中國地質界傳播開來。
1935年，何傑又兼任了中山大學理學院地質系主任，為了教學和科研上的方便，何傑建議校方將“兩廣地質調查所”遷入同一所樓房內，與地質系一起合署辦公。
為了提高地質系的教學質量，何傑極力說服校方重金聘請德國著名構造地質大師施蒂勒教授到校執教，施蒂勒因故未能赴任，而是推薦了其弟子彼得·米士（P·Misch），米士教授學識淵博，除構造地質外，對岩石學、地層學均很精通，尤其擅長野外地質測量，為中山大學地質系注入了一縷新風，極大地促進了地質系師生野外地質調查的能力。
何傑還邀請著名古生物學家孫雲鑄教授為地質系的學生講授古生物學和地史學，孫雲鑄曾是何傑的學生，米士和孫雲鑄的授課內容豐富、方式生動，極大地開拓了學生的視野，既提高了學習地質的興趣，也大大提高了地質系的教學質量。
何傑不久又出任中山大學理學院院長，極力倡導和支持中山大學地質學會創辦《大地》月刊，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用中文出版的地質學月刊，何傑不但親自為其撰寫了發刊詞，還發表了《寶石之鑑別》一文，為鼓勵和推動師生重視學術研究和寫作興趣，何傑還捐款設立了“何氏獎學金”，以獎勵優秀論文的作者和學習成績優異的學生。
何傑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日進入戰爭狀態，廣東是一個依靠北方煤炭的省份，此時因燃料短缺，導致工業、交通、發電、軍工等行業瀕臨癱瘓，當局只能採集緊急措施，將遠在湘粵省界湖南境內楊梅山一帶的煤礦劃歸廣州行營組建的湘南礦務局領導，何傑被緊急借調楊梅山礦擔任總工程師兼廠長，負責該礦區的擴建改造工程。
何傑在最短的時間內查明瞭煤層的賦存規律，設計新平硐四個並同時開工生產，使原煤產量由日產30多噸提高到日產400多噸，以人工手推礦車的運輸方式替代原先的人力挑運，徹底解決了原煤外運困難的問題。
由於這個礦區的煤種是煙煤，非常適於煉焦，何傑組織就地建造了一批焦炭窯，經過不斷地探索和改進，終於生產出合格的焦炭，滿足了當時軍工領域的需要。
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抗戰形勢依然嚴峻，國家經濟上困難重重，國民政府經濟部採礦局在陪都重慶組建了金礦勘探總隊，下轄14個分隊，以加速和擴大黃金的生產，何傑又一次臨危受命，擔任金礦勘探總隊總工程師兼總隊長，在重慶滯留期間，何傑還兼任重慶大學礦冶系主任和武漢大學礦冶系教授，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仍然不忘他的教學工作。
1942年，何傑又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急調回到位於坪石的中山大學，以應對不少教授因條件艱苦而離校的現狀，何傑出任中山大學地質系教授兼主任以及理學院院長，同時還繼續擔任“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
在十分艱苦的辦學條件下，何傑通過自己艱辛的工作，確保了中山大學教學活動的正常進行，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全國高等院校中遴選“部聘教授”時，何傑因其資歷和卓越的工作能力，被聘為第一批“部聘教授”，享有與大學校長相同的薪酬待遇和政治待遇，也類似於幾年以後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榮譽。
1944年，日軍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對粵北地區實施進攻，中山大學所在地坪石也很快被日軍佔領，何傑不得不離開坪石，再度回到陪都重慶，繼續在重慶大學礦冶系擔任教授，直到抗日戰爭取得勝利。
1946年8月，何傑的母校唐山交通大學又遷至唐山校園復課，並更名為國立唐山工學院，由著名結構工程專家顧宜孫出任院長，顧宜孫聘請何傑出任採礦系教授兼主任，抗日戰爭時期，該校曾先後在湖南、貴州、重慶等地辦學，可謂是歷盡艱辛。
1947年，廣西當局計劃開發礦產發展經濟，時任國立廣西大學校長陳劍脩特邀何傑出任廣西大學教務長兼礦冶系主任，同時還兼任了廣西稀有金屬礦產勘探隊隊長。
廣西大學舊址
何傑帶領地質調查人員在桂東錫礦產區調查時，發現礦場廢棄的砂尾中富含獨居石和其他稀土元素，立即向國家有關部門建議回收錫礦砂尾，因為其中含有鈾礦，而何傑深知鈾礦對國家發展原子武器的重要性，由於鈾礦的特殊性和敏感性，何傑沒有發表任何有關鈾礦方面的論文。
1948年，已是花甲之齡的何傑，依然奔波在崇山峻嶺之間，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通過實地勘察，對該礦鈾礦床的形成和分佈有了初步認識，並制定了勘探工程佈置和取樣分析，但最終因當時內戰，導致經費無著而無法繼續下去，只得解散了勘探隊。
1948年4月，廣西大學7名進步師生被當局逮捕，學校師生多次罷課抗議，當局答應由學校具保可釋放被捕人員，何傑非常同情被捕的師生，親赴監獄簽名具保，領回被捕的師生，何傑此舉深得全校師生的尊敬。
1948年底，國內政治和軍事局勢趨向明朗，陳劍脩被調任教育部考試委員，何傑臨危受命，出任校務維持委員會主任，代理校長維持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
1949年初，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院長離職他就，學院陷入困境，何傑又應邀前往廣州兼任院長之職，盡力支撐危局，以確保該校能夠正常開學上課。
1949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廣州城下時，何傑與全校師生一起維護學校，將這所學校完整地交給了新生政權。
1950年秋，為了適應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何傑被調回了唐山工學院，此時該校已經更名為唐山鐵道學院，何傑繼續擔任採礦系主任，為新中國培養採礦人才。
1952年6月，國務院高教部依照蘇聯高等教育模式，對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唐山鐵道學院採礦系被調整到中國礦業學院，當年9月，何傑率領採礦系近百名師生到位於天津的中國礦業學院報到，同年11月，何傑被任命為中國礦業學院教務長。
1953年9月，中國礦業學院由天津遷至北京辦學，並更名為北京礦業學院，何傑又奉命調到北京，參與籌備建立北京礦業學院，並擔任教務長。
何傑與畢業生合影
1956年10月，何傑又被國務院任命為北京礦業學院副院長，主管教學和科研工作，何傑非常重視實踐教學，添置了大批最新的實驗儀器設備，為學院建成了高水平的實驗室，還親自擔任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倡導創辦了《北京礦業學院學報》。
1962年，何傑倡導和發起成立了“中國煤炭學會”，其後又參與籌備出版了中國煤炭科學領域學術水平最高的學術期刊——《煤炭學報》，並親自擔任了首屆編委會主任，他認真審閱稿件，約請作者談話，給予鼓勵和指導，何傑還組織人員編輯了一本《英漢礦業詞彙》，供教學和科研對照之用。
1964年，年近八旬的何傑回到家鄉定居，並被廣東省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推選為全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何傑（戴紅領巾者）參加科學大會
改革開放後的1978年，何傑又被增選為廣東省政協第四屆常委，並以90高齡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儘管已是耄耋之年，何傑卻依然關心國家建設，他親自草擬了《發展我國礦業科研的意見》，呈報給有關部門。
1979年12月21日，何傑因盲腸炎手術後發生感染，不幸在廣州逝世，享年91歲，一代地質和教育宗師，終於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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