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1939，在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期间，一个名叫西奥多·怀特的美国青年，以记者兼作家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宣传部顾问。
当他抵达重庆的时候，最令怀特吃惊的是，重庆到处充斥着的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气概”：中国人不把日本人称为日本人，他们必须称之为“倭寇”；中国人也绝不称日本人在进攻，而是称“日本军队在到处流窜”；汉口被日军占领后，中国人说“敌踪在汉口出现”了；中国军队的每一次退却，都被说成是“重大的战略性迂回运动”；而来自前线的哪怕是小小的胜利消息，中国人都要口口相传以至变成“虏获无数”；当又一座城市陷落时，中国人要特别强调是他们“诱使敌人陷入罗网”。
怀特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灌注方式，相比这种方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即中国正在进行的极端艰难的对日作战，他隐隐地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伤感：
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本来可以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那样，留在被占领的沿海地区，奴颜婢膝地屈从于战胜的日本人的颐指气使。可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他们宁可忍受重庆的酷暑和高温，忍受在既湿而又无取暖设备的屋子里度过严冬，他们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生病，甚至因病夭折，但他们不肯屈服。
在重庆周围几英里以外的几所临时大学避难的几千名大学生和教授也是如此。沿海地区的许多小商人也不例外。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发财，而纯粹是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出于一种始终要作为中国人的坚强意志。
接踵而至的，是那些不愿留在敌占区侍候敌人的手艺出众的厨师，到战争结束时为止，我在重庆吃到的珍馐佳肴，除了偶尔能在巴黎和纽约吃到以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所没有的。
日本人想用炸弹使这样一个重庆“陷落”能有多大的胜算？
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清晰地袒露在万里晴空之下。
日军航空兵团全面总结了前期轰炸重庆的经验和教训，详细研究编成、技术、情报、补给和通信等诸方面构成要件，不但补充了必要的装备和通信器材，还加强了远距离、高强度、夜间和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飞行以及投弹训练。
日军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三、第十四战队以及高雄航空队奉命加入轰炸重庆的作战。
亲爱的朋友，如您喜欢本文，请关注大鹏微信公众号“大鹏说书（账号dapengshuoshu）。
閱讀更多 大鵬說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