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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黄哲、罗冉
图片 / 李博、李杨
零食二字为什么任每个人闻之都会按捺不住流口水、无关年纪？“舌尖”之父陈晓卿说过：最初的味觉记忆最终成了人的基因密码。
——GEO导读
2000s: 辣条撑起山寨零食亚文化
（讲述人：大瓜 & 李珊珊，1988 年生，城市亚文化观察者和记录者，编著〈吃的REALLYWANT〉一书）
如果混圈子是种生活常态，那我们从小就开始了这个活动。比如北京老城区那一条条如来佛手掌心似的胡同里，那里有走不出去的小学生地盘，或者说一个零食构成的圈子和江湖。他们在买什么？多少钱？好吃吗？
我们来到一个隐藏在胡同深处的小学生购物天堂，门口的瀑布流挂着塑料玩具和自行撕取的小包零食。
所谓复古 , 就像是一个已经忘记学生模样的上班族在光芒万丈的六一儿童节，走心跨界地混混小学生圈子。
门口挤满了的同学，不大点儿的门店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推荐我买小学生圈子TOP1的零食“辣条”！我和他们聊起来：“这些吃的都怎么流行起来的？”答：“上一拨传的！”
00后们可能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一种零食亚文化，在满足饥饿的同时，也有其深层次道理：除了刺激，还是刺激！这和成年人去吃辣火锅、烤羊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社会人有社会人的压力，学生也有学生的压力，而零食可能是孩子们所能承担的最有效减压方式。
都说上行下效，孩子们的口味往往受家长们影响，但辣条如今在成人圈子也火起了，却是拜“小的们”所赐，从小学生请外教吃辣条开始，到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零售，辣条要征服全世界。
原本５毛、１块一包的“辣条”身价提升至 5-10 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35元以上，简直开拓了一条国际化的致富道路。
如今司空见惯的北冰洋汽水。
跟前儿这家小卖部的名字叫“想开就开食品店”，店面昏暗，走进去全是你只用几毛钱、一块钱就能买到的怪玩意儿，一种疯狂翻找的冲动在刺激着你的大脑。
从马来西亚传过来的零食：咪咪虾条。
就这样，我们陆续走访了多个小卖部，总结出如今 00 后们最爱的零食排行榜——辣条、魔法士干脆面、摇滚薯条、牛羊配、咪咪虾条和 5+2 套餐糖依次位列 top6。 它们都不是在大型超市、便利商店的主流货。
而它们乱中取胜的关键肯定不是因为卫生信得过，而是它们难以置信的低价——上述所有小食品单价都不超过 2 元。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什么年代都是硬道理。
1990s：口福像《我爱我家》一样
（讲述人：关凌，1982 年生。11岁那年在〈我爱我家〉中饰演贾圆圆。现为主持人、演员。）
不少90后小朋友都说，真羡慕你们 80 后，赶上的都是经典：大大泡泡糖、跳跳糖和太阳牌锅巴这些，到现在还在专注小朋友们的口福，偶尔我们这些老朋友也回归一下，你就说它有多经典吧。
甭管到什么时候，冰淇淋都是零食界的“冰雪女王”。20 年前一个八喜就五六块，和现在差不多，但那时父母工资才多少呢！可是没办法，零食的魔力就是能让你掏光你的裤兜儿。
但相比之下更受欢迎的，要数别名“穷人乐”的
棒棒冰——对，密封式塑料管内装各种颜色口味的果汁饮料，冻成冰棒。标准吃法是自中间拗断，啃咬其中的冰。
那时除了港台那边来的康师傅、统一、美厨方便面火遍了我们整个小学生圈。不过没过两年，干脆面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人手一袋“小浣熊”，先是“咔哧咔哧”一顿掰、掰碎了再撒上料，又是“咔哧咔哧”一顿嚼，就成了课间休息的主旋律。
1980s：男女有别，土洋穷富各得其乐
（讲述人：刘思伽， 1974 年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著名主播）
对于在上世纪 80 年代度过童年的广大北京 70 后而言，我们的记忆里没有了饥饿，零食的比重自然也多了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贫穷更不是”，在这样的“最高指示”下，零食也有了攀比的意味。
几乎所有 70 后的零食记忆，都离不开最大的军备竞赛——春游。从牛肉干、午餐肉到果酱、蛋糕，这些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在任何一所小学都不会缺席。
上世纪 50 年代从上海迁京的食品“巨头”——义利食品（下），从花甲之年的赵珩（上）的童年时期，就开始全心全意为一代代北京孩子的口福服务。
80 年代的时代审美趋于多彩化，“假小子”“铁姑娘”已经不再是褒义词。连小朋友吃零食都是男女有别：男生喜欢牛肉干、火腿肠很正常，汽水、巧克力也说得过去，太喜欢话梅糖、酸奶之类酸酸甜甜，是会被小伙伴们讥笑为“假娘们儿”的。反之亦然。
那时的北京孩子，最幸福的要数家里有国家体委的亲戚的。那时我们就盼着他们登山队快下山，那样就有能量棒、力宝健和可口可乐了。现在的可乐比 30 年前几乎没涨价，但再也没有当初的那股草药的醇厚味道了。
尽管那时“高大上”的食品已经比比皆是，但说起 80 年代的北京零食人气王，还得是 homemade 的老北京下午茶。
3 点半到 4 点放学后，烤或炸过的馒头片蘸着厚厚一层麻酱白糖的香气，没有小学生能抵挡。除非是一种情况：小伙伴们争先恐后从自己家捧出大米、玉米或黄豆，再听胡同里“嘭嘭”跟打仗似的——您以为怎么茬？爆米花的来了！
1950-1970s：吃的不是零食，是阶级
（讲述人：赵珩，1948 年生。旧京文史大家，美食学者、作家。退休前曾任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著有〈老饕漫笔〉等多部著作。）
可以这样说，从上世纪 70 年代往前数 30 年，北京这座城市的零食记忆都是稳定而单调的。所谓零食，就是正餐以外的“零碎儿”，不扛时候，不能当饭吃。
和正餐一样，那时候的主流零食也是“靠天吃饭”：桑葚、酸枣、青杏、落花生……基本是野地、路边有什么，小贩就卖什么。而这些成本可忽略不计的零食，也曾是基础计量单位：一茶缸或者一手帕它们对应的是“一小枚”，后来币制统一，变成了一分钱。
1983年北京街头，摄影：张兆增。
需要人工生产的自然就要贵点，当然贵也只是一分两分的事。比如糖稀裹黄豆炒成的“糖豆”、或者需要耐心风干的挂落枣，还有酸山里红。
至于铁蚕豆，那属于“勇敢者的游戏”专用，刚刚换牙的小伙伴总是用这个来挑战自己的牙口和对赌者的勇气。
1985年北海公园，摄影：张兆增。
那时候食品店其实也算得上琳琅满目了，比如东安市场的稻香春——需要注意，可不是今天遍地的本土巨头稻香村，稻香春来自江南，以南味、精品著名，只是如今式微了。
等后来义利食品从上海迁到北京，酸三色、黄油球和大白兔也开始进入北京孩子的零食记忆。
改革开放以前在天安门前卖萝卜都没人管
因为祖辈属于统战对象，父母辈也属于“肉蛋干部”这一级，即便困难时期我家也有高级糖供应。像上海大白兔或者天津起士林的巧克力这样的高级糖，那时就是五块一斤。五块钱在那时是什么概念？在食堂顿顿有肉吃一个月还有富余。
那时候到了夏天，我每天可以享用一块北冰洋的奶油冰砖。冰砖价格是两毛，比食堂里的甲菜还贵五分，整整贵出一道丙菜来。
而那时一般家庭都是好几个孩子，夏天的标配是三分钱一大根的糖水冰棍——所谓糖水，就是糖精兑水冻成——然后你一口我一口地过把瘾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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