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第一隻股票為“深寶安”還是“小飛樂”？新中國第一個證券交易所是深交所還是上交所？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一直有爭議。
74歲的禹國剛給出了答案：“深寶安”於1983年7月8日公開招股，而“小飛樂”是1984年11月18日。深交所“先生下孩子”（1990年12月1日），而上交所“先拿到準生證，後生下孩子（1990年12月19日）。”
禹國剛是中國證券市場的先行者和拓荒者。他是深圳證券交易所創始人、前法定代表人，也是當時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持工作的副總經理。近日，他向記者講述了20多年前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成立背後的故事。
禹國剛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程依倫、肖歡歡
禹國剛1968年畢業於西安外國語學院。1981年春節，他變賣了家裡的一臺三洋收錄機和一臺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共700元，帶著老婆兒子闖深圳。1983年，作為深圳愛華電子公司黨委秘書兼日語翻譯，禹國剛被全國青聯選派到日本學習證券。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老人家至今仍激情澎湃。
深交所籌建“一波三折”
1988年5月，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在全國第一個提出創建深圳資本市場。為了籌措深交所，深圳市政府於當年11月成立了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禹國剛是專家小組組長，他花費半年時間翻譯了兩百多萬字的外文資料，打造了中國第一部證交所“藍皮書”——《深圳證券交易所籌建資料彙編》，並於1989年4月彙總完成。但當時，資本市場姓“資”姓“社”問題卻十分敏感，這使得深交所遲遲拿不到北京的“準生證”。
1990年5月，禹國剛和王健等人去北京報批深交所開市，得到的回覆是：“‘深圳證券交易所’所這個名字太敏感了，不能批。”並建議更名為“深圳證券市場”。他開玩笑說：“如果我們掛牌叫‘深圳證券市場’，這樣和賣菜、賣肉的市場又有什麼分別呢？”
禹國剛展示藍皮書
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領導來視察交易所籌備工作。李灝一進門，還沒坐下，便問：“準備工作做得怎麼樣了？今天我們可是來拍板的。”禹國剛當即表示：“市裡今天定下來，我們明天就開業！”
當時，有兩派意見，一派主張開業，一派主張不開。禹國剛當時發話，“現在市場上黑市很多，如果深交所能夠儘早開業，現在市場上85%的毛病我們可以立即改掉；反之，如果當斷不斷，任由櫃檯交易繼續亂下去，總有一天會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李灝當機立斷：深圳證券交易所籌備工作已經就緒，1990年12月1日，開始集中交易。就這樣，在還未領“出生證”的前提下，深圳證券交易所於1990年12月1日就開始了集中交易，中國第一批集中交易的股票——“深市老五股標準股票”誕生了。18天后，上海證券交易所也開始集中交易。
“深交所能成立太不容易了。因為如果有了上交所，中國第一家證交所還輪得到當時只是小漁村的深圳？不可能！”禹國剛感慨道。
客廳的一面牆上全是“見證”
深交所比上交所先“試營業”
深交所籌備之初，找“窩”也頗費了一番功夫。1989年11月，在國貿大廈的幾間倉庫裡，深圳證券交易所籌備小組成立。此後，又租下了倉庫旁邊一個商場，全面改裝成交易大廳。結果開業前3個月，深圳市領導來到整裝待發的深交所視察，覺得地方太小了，像個皮包公司，讓他們趕快換地方。此後，深交所又先後在紅嶺路深國投大廈、上步工業區、深南東路上安家。
新中國第一隻股票為“深寶安”還是“小飛樂”，一直以來都存有爭議。禹國剛的家裡有一面牆，陳列著當年的股票及報紙等“史料”，逢人問及，他便立馬用當年的“鐵證”來說明：此事毋需再辯。
他示意記者去閱讀牆壁上當年當日《深圳特區報》的刊文，以及當時“深寶安”和“小飛樂”的股票樣本，稱“深寶安”於1983年7月8日公開招股，而“小飛樂”是1984年11月18日。
1990年下半年，深圳證券交易市場已經發展到了5只股票和12家證券部。但深交所開市的第一天，僅有一隻股票掛牌。因為在“老五股”中，安達首先辦好了託管手續。當時本著先託管、先上市的原則。安達成為了深交所第一隻掛牌上市的股票。當時報紙的報道就是最好的證據。
禹國剛認為，中國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在2003年的說法非常準確：深交所試營業在先，上交所是正式營業在先。“這個表述道出了深交所、上交所先後開始集中交易的歷史真相。不僅尊重歷史，而且符合國際慣例。”
當年關於集中交易肇始日的報道材料
股票像白菜一樣裝麻袋
上世紀80年代，老百姓對股票不瞭解，當時股票發行工作十分困難。禹國剛透露，30多年前，老百姓購買股票如同在菜市場買菜一般，“人們買了股票，往麻袋一裝，朝床底下一放。”。
1990年5月，為了籌集1000萬元作為深圳發展銀行的開業資金，禹國剛等人不惜採用了“菜市場”的那一套法子：把股票放在解放牌大卡車上，再裝上兩個高音喇叭，開到沙頭角，開到蛇口、崗廈等當時的農村地區，吆喝著“快來買股票”。後來又開到深圳大學，也沒人買。
“後來乾脆將車開進市政府大院裡，市長正在二樓開會，中間休息的時候高音喇叭就開始喊：‘發行股票！’還有幾個人跑到樓上去說服市長，讓市長帶頭買股票。”
但3000萬元的股票依舊沒能賣出，禹國剛等人只好尋找機構投資。“當時深圳有個投資管理公司，相當於內地的國家資產管理局，具有投資功能，最後讓它買下了。”
有些人稀裡糊塗買了股票卻發了大財。深圳市模範市民陳觀玉便是其中一個。1987年，本著支援國家建設的心態，陳觀玉購買了兩萬股深發展股票，沒想到這筆原始股從1990年1月就開始不斷升溫，3月時，深圳發展銀行迎來股票拆細，一股變作20股；再從5月份到12月，原本十幾元的股漲至了120元。
“陳觀玉的後人也不懂得股市，股票還一直在床底下放著呢。後來股價漲到最高價的時候拿了出來，獲得了近百萬的收益，但老太太全捐給了公益事業。投資股票你說難也難，你說容易也容易。”提起這個故事，禹國剛笑著說。
禹國剛給記者講解
2億元抓“龍頭股”救市
禹國剛回憶說，20多年前由於人們對股票的風險估計不足，也出現過“股災”。1990年5月29日起半年內，一直上漲的深圳股市從12月8日開始狂瀉，4月22日，甚至出現零成交。1991年8月，深圳股市幾乎崩盤。
“救還是不救？”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召開了第一次救市會議。會場上頓時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是以禹國剛、王健為主的“企業出資救市”；一種則是以深圳本土企業老總們為主的“反對救市”，兩者爭論了許久。面對冷眼旁觀的企業家們，心繫股市命運的王健當場因心肌梗塞暈倒在會場。
禹國剛同樣心情焦慮，他一邊與病重的王健商量對策，一邊找市領導要政策，終於在9月2日的第五次救市上會議，深圳市市長鄭良玉同意他的救市方案。禹國剛如願爭取到2億元的“股票調節基金”，買入深發展託市。
但實際上，2億元對於當時總市值為50億元的深圳證券市場來說，是杯水車薪。於是，禹國剛想到了抓“龍頭股”，“我們只需要抓好深圳發展銀行，抓住龍頭，以龍頭帶動龍身龍尾。”
精心佈局下，證券市場溫度逐漸回升。從9月7日，“龍頭股”跌至13.40元，到10月3日深發展掛出了14.95元的價格，許多先前對證券市場喪失信心的股民，又一次殺回了證券市場，股價再次狂升。當年10月8日的成交金額就有3685萬元，創下1991年全年的最高紀錄。
“當時救市真的是賭一把。那時深圳市政府一年的財政也就是三、四十個億，要是失敗了，打了水漂了。”20多年後，回憶起這段不同尋常的救市經歷時，禹國剛依然唏噓不已。
儘管“救市方案”至今仍存在爭議，但在禹國剛看來，深交所當時就像是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如果不救市，可能就夭折了。
深交所的“四個現代化”
沒深交所就沒深圳的今天
1992至1993年間，禹國剛擔任深交所法定代表人，在他的主持下，深交所開始全面實現交易電腦化、交收無紙化、通信衛星化、運作無大堂化。其中，交易電腦化、交收無紙化使得紙質股票為電子信息記錄所取代，不僅降低了發行成本和交易成本，更解決了存在許久的黑市買賣問題；通信衛星化，首創證券衛星通信系統，解決了股市行情遠距離通信問題，延展了深交所的輻射範圍；運作無大堂化，解決了效率低下、人為操縱等問題。
在禹國剛看來，深交所的創建無論從深圳還是全國金融改革開放的角度來說，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深圳過去40年的高速發展更是離不開金融產業的帶動。當前深交所上市公司市值已經超過了香港交易所。長期以來，深交所的日成交金額超過了上交所、港交所和臺灣證券交易所，穩居兩岸三地股市榜首。“可以說，沒有深交所，就沒有的深圳資本市場，也就沒有深圳的今天。”
禹國剛所著的關於中國股市歷史的書籍
1995年，禹國剛從深交所法人代表的崗位上退下來，轉為國內外股市發展趨勢研究，2000年調至中國證監會政策研究室。
2004年，時年60歲的禹國剛辦理了退休手續。但他對中國股市的關注卻從未減弱。他說，希望中國股市能健康、平穩發展，有朝一日能成為和紐約、倫敦的證券交易所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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