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題為《通勤，正在“殺死”1000萬北京青年》的文章，再次刷屏朋友圈。這樣的自媒體文章已不新鮮，從“毀掉體”到如今的“殺死體”，一脈相承是對焦慮感的販賣。
“10萬+”背後的社會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都市青年的生存現實。通勤難嗎？租房貴嗎？加班多嗎？身體被掏空了嗎？對於這些擊中生存痛點的問題，年輕朋友大概都會頻頻點頭。
但是，承認情緒，並不意味著允許以偏概全。分析這些自媒體文章，不難發現其背後的套路：列舉幾個年輕人的極端案例，用一些虛虛實實的語言講述若干個悲情故事，最後卻給不了多少實質性的解決方案。實際上，一些自媒體文章在標題上下的功夫，遠遠超過客觀和詳實的調研。
生活本就不易，快節奏生活是城市化進程必然的代價。拿通勤時間來說，世界上主要國際大都市的通勤時間都不短。有數據顯示，在曼徹斯特、利物浦等英國西北部城市，通勤時間超過兩小時的上班族比例接近31%；日本東京上班單程的平均時間是58分鐘，大阪是52分鐘；美國紐約、華盛頓等大城市的通勤時間也在國內名列前茅。人口的流動與集中給城市發展帶來了活力，如果回到過去那種單位就在家門口的時代，就難以更合理地實現人才資源配置。
應該看到，都市生活依然富有魅力。更多的年輕人，既不會被“殺死”，也不會被輕易“毀掉”。雖然大城市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也提供了豐富多元的機會。說走就走的“閃辭”，充分說明了城市賜予年輕人的自由。反過來看，都市青年的訴求更容易被放大、被傾聽，當輿論形成聲勢，問題也往往能朝著積極的方向解決。相反，倒是一些生活在小城鎮和鄉村的青年，被迫發出輿論場上“沉沒的聲音”
無奮鬥，不青春。不管選擇在大城市生活，還是回到家鄉、在中小城市發展，只有奮鬥才是年輕人改變命運的不二法門。追求安逸和穩定，個人發展就會止步不前。生存的壓力面前，應該捫心自問的是，哪些付出是必須的，哪些代價是值得的——如果認定了目標，找準了方法，那就義無反顧地奮力前行。
抱怨無助於解決問題，應當反思的是，是如何更好為年輕人創造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市場依然在資源配置中起到基礎性作用。治療“大城市病”，最好的方法是讓城市以符合發展規律的姿態生長。在發達國家，早就存在部分產業向大城市以外地區疏散的現象，一些科技創業公司選擇到郊區和小城市辦公。在我國，“城鎮化”和“逆城鎮化”也要相得益彰，其前提在於尊重市場規律。
當然，公共政策理應讓年輕人安心。近日，有城市調整住房公積金政策的消息，引發了大量年輕人的關注。不管政策出臺的初衷是什麼，在一方面實施調整和加強限制，就應當在另一方面做好配套，不讓青年權益受到實質性的損傷。既要堅持“房住不炒”，又要滿足年輕人的基本居住需求，需要更審慎的衡量。很多時候，年輕人不是擔心自己無力，不是灰心和洩氣，而是呼喚更友好的環境。
青年充滿活力，充滿鬥志，是挑起未來的脊樑。對“毀掉體”和“殺死體”，我們大可一笑了之。一個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在於讓年輕人看到未來的希望，維持自我成長和發展的信心。情緒毀不掉年輕人。生活的焦慮感，往往會轉化為奮鬥的動力。人生實苦，但社會應賦予每個年輕人足夠相信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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