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騰訊新聞·原子智庫推出 10 集紀錄片《改革者說——迴響中國經濟 40 年》，邀請多位改革親歷者，講述這波瀾壯闊 40 年的往事。
北大國發院教授，正和島島鄰張維迎，是當今中國最有思想穿透力，同時是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張維迎教授1980年代在國家體改委工作，最早提出並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
本篇文章，是由張維迎教授分享中國經濟改革的往事，以及他對企業家精神的論述。
作 者：張維迎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原子智庫
論戰莫干山價格改革是關鍵
問：1983 年張老師還在讀研究生時，寫了一篇文章，《為錢正名》。那篇文章說，商品經濟條件下，得到錢意味著對社會做出貢獻。這個思想在當時非常少見。為什麼寫這篇文章？
張維迎：傳統社會里，好多人確實喜歡財富，但總是把金錢當做一種罪惡。這時候，觀念的轉變就非常重要。怎麼看待財富，怎麼看待人們致富，怎麼看待企業家，這就變得非常重要。我從一開始就關注觀念轉變。
問：莫干山會議的時候，您是研究生剛畢業是嗎？
張維迎：還沒有畢業。
問：是怎麼樣的機遇呢？
張維迎： 那個會，那個時候，都比較開放。
我理解是這樣，中國一開始在論證為什麼要改革，這相對比較容易。傳統的理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我們還落後，所以我們要改革——這些都可以。一旦到我們說的怎麼改，靠這些理論就告訴不了我們什麼。這時迫切需要好多人思考這些問題。
當時年輕的經濟學家有一點好，飢不擇食，什麼理論都往腦子裡裝，思想比較活躍，沒有原來的顧慮。發表一個觀點，在有一定年齡的老經濟學家那裡，是很危險的事情。知道危險他就不做，只有像我們這些人不知道風險，才去說它。
莫干山會議，我的理解，有一些機構，有一些個人發起，要把中國對改革最有想法的人，聚集在一塊。它是一個公開的，以論文評審參加的會議。不需要走後門，不需要找關係。會議選出來一百二十幾個代表，是真真正正的按照提交的論文選的。
問：當時的經濟學家群體，整體上都非常年輕，您可能是最年輕的？
張維迎：肯定比較年輕。年輕人本來受的約束少，可以有新觀點。當一個人經過好多年磨鍊之後，自然思維就會老化。話說回來，那個會議本來就是為年輕人提供的平臺。
影響大是因為開會開成功了，一開始它沒有那麼大影響。為什麼跑到那個地方開，就是希望躲躲閃閃。我理解是這樣，為什麼不在北京開？北京開不起來，沒有人敢組織，沒有人敢接待。當時的浙江，是一個改革相對寬鬆的環境。
問：您在莫干山會議提出以價格改革為中心，為什麼關注價格問題？
張維迎：當時的情況，農村改革，後來鄉鎮企業發展，再加上國有企業改革，發現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當時在國家管制下，幾乎所有價格都是政府制訂，價格非常不合理。
價格客觀上是一個信號，是一個激勵機制。一旦你允許人們去賺錢，允許人們自由決策、自主決策，這時候價格就會發揮作用。價格不合理導致市場上普遍的供不應求，或供過於求。
價格改革就變成最關鍵的問題。所以我在思考這個問題，好多人當時都認識到。我們怎麼認識價格，什麼是一個合格價格，怎麼才能夠有正確的改革策略，這其實都是一個觀念問題。
問：價格改革是當時推動改革的策略性選擇嗎？
張維迎：其實它是戰略性問題，因為它太重要。當時我們的觀念還在於政府怎麼調整價格。
原來的價格不合理，通過運用計算機，投入產出表，算出一個理論上合理的價格，按照合理價格去調整。這個東西其實計算不出來，或者即使你計算出來以後，沒有人敢相信。
我當時提出一個觀念：這個思路有問題，正確的思路是逐步放開價格。先把計劃內的管住，計劃外的放開，不要再擴大計劃。計劃內的一步一步放開，都變成市場價格，這就是一個雙軌制的價格改革的思路。
企業家改變世界，卻飽受汙名
問：當時您還在《讀書》雜誌發表文章，說時代需要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
張維迎：好多人簡單理解，市場就是有價格，然後讓人力自由決策。事實上，我們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市場中你面臨好多分析，好多不確定性。究竟做什麼不做什麼，這時候特別需要的是企業家精神。
傳統社會不需要企業家精神，士農工商，商人是最低層次這一類。在我看來，一個市場要有效運行，必須要有那麼一些人，這些人非常具有遠見，非常具有想象力，非常具有冒險精神。這一類人就是企業家。
其實在 1983 年我寫過一篇文章，企業素質的核心是企業家的素質。我們要發展市場經濟，當時叫商品經濟，必須有觀念的轉變，這個觀念轉變重要的是，怎麼看待企業家，企業家是做什麼。
計劃經濟下，企業家是一個負面詞。
1984 年 4 月份，我在合肥的一個會議談企業家，當時引起好多人關注，文章發到《北京日報》。
編輯很喜歡這個問題，但是他說：第一，能不能不要企業家這個名詞？我說用什麼？用工業家或者實業家。企業家當時是負面詞，是貶義詞。另外我記得，那時我說企業家的一個重要素質是冒險精神，人家說，冒險精神不能用，要用探險精神，冒險精神也是一個負面的。
到稍晚一點，應該是 1985 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談到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等於價格加企業家。價格是一個市場，提供一個信號，要資源配置，同時它是激勵機制，企業家是決策的主體。市場中形成價格，還要人做出判斷。一個優秀的決策，他不只是看到現有的價格，他要預測未來價格，那需要很高超的想象力和預見力，這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人類大部分人都是習慣於按照既定方針辦事，也就是因循守舊。只有一小部分是有前瞻性的。他們追求新穎，打破常規，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這是一種企業家精神。
沒有企業家精神，不可能有一個有效的市場經濟，這是當時我的基本看法。問：這篇文章當時有沒受到批評？
張維迎：企業家這個倒沒有受到批評。《讀書》雜誌的影響力非常大。這篇文章發了之後，那時候我還在上學，大家都說我讀你這篇文章。無論是搞經濟學的，還是搞其它學問的，好多人都喜歡讀這篇文章。
問：您這篇文章的重點，是創新性的企業家。是不是因為很多人認為企業家就是投機倒把？
張維迎：我剛才講，商人這個概念在中國傳統——不光中國，全世界都這樣——在傳統觀念中，都是一個比較負面的形象。
只有西方過去兩三百年，特別是工業革命後，企業家的形象改變，企業家才變成社會的英雄，因為工業革命創造的財富，新的技術，全是企業家帶來的。
中國由於傳統觀念，由於主流意識形態，企業家就是資本家，資本家就是剝削，沒有看到企業家要創造出新東西。我們今天享受的新東西，99% 都是過去兩三百年創造出來的。
企業家分套利和創新兩種類型
問：您把企業家歸類為創新型和套利型企業家。
張維迎：當時我沒有明確概念。套利型企業家和創新型企業家，這是過去幾年我做的一個新概括。傳統經濟學家假定所有人都有同樣信息，任何賺錢機會很快就會消失，就得到均衡。而我覺得，其實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也不是這樣。
人類大部分生產知識很有限，非常無知，我們對好多機會熟視無睹，只有一部分人能夠敏銳的、警覺的看到這種機會。
有人買東西，本來有便宜地方買，但是他就付很高價格；有人本來可以賣得很貴，但是他就很便宜就賣。為什麼呢？他沒有一個良好判斷。企業家他看到這種不均衡，看到賺錢的機會，就採取行動，利用這個機會去賺錢，這就是我講的套利。
但是資源配置本身給人類帶來的進步非常有限。人類更大的進步，是來自我剛才講的，不斷有新的產品創造，新的技術出現。這就依賴於創新。我把企業家歸類為兩類，一類是套利型的企業家，一類是創新型的企業家。
創新型企業家，可能佔的比例並不是最大，但它的作用最核心。事實上在一個生產當中，如果沒有那些創新的企業家，套利機會也會很少，或者他很快就會消失。
最簡單的汽車，卡爾本茨、戴姆勒、邁巴赫這些人大約在1886年發明汽車，慢慢把汽車商品化。這個創新給好多其他人帶來機會，他們把創新拿到另外市場。英國人可以從德國學會汽車製造，在英國製造汽車，那就慢慢變成一種套利。沒有創新的企業家，套利機會就會消失，經濟就不會發展。
所以我反覆強調，經濟學過多迷戀在資源配置，其實真正驅動經濟持續發展的，不是資源配置，而是創新。
資源配置講的就是既有技術情況下，怎麼得到最好使用，所謂就是說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真正的發展創新，不是把已有東西配置，而是創造出沒有的東西。
問：套利型企業家和創新型企業家，有高下之分嗎？
張維迎：它是兩種功能，純粹概念的功能。我覺得談不上高下之分，這兩類人都需要。而且在現實當中，經常一類企業家最初是創新的，最後可能去套利。
還有一類最初是套利，最後去創新。比如像華為這樣的企業，一開始就是套利，跟小地方鄉鎮企業、工廠，賣交換機。交換機技術在西方非常成熟，你拿來模仿就可以賣。但是到一定程度，他就賺不了錢，所以轉向搞研發，自身創造出一種新的產品來。
中國一開始多數企業家是套利，最簡單的套利就是投機倒把，搞長途販運，搞買賣。再出現鄉鎮企業，技術並不先進，但是市場很短缺，他就生產去賣，後來好比汽車的引進，全是套利。
到目前為止，我仍然認為，過去四十年中國企業家絕大部分做的是套利，真正稱得上創新的企業家少之又少。我不能說沒有，但是從比例講，非常低。好多企業家會在小的方面做一些很微小的改進，你可以叫創新，稱得上影響產業長期發展的技術性創新，少之又少。
問： 套利優勢是不是落後國家的後發優勢？
張維迎：套利優勢在中國有兩個因素，一個是你講的後發。後發就是別人有的東西你還沒有，這時候企業家，你只要給他自由，貿易的自由、資本的自由、人才的自由，那麼他就會把發達市場已有的技術很快拿過來套利。這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另一個就是在計劃經濟下導致的。計劃經濟本身是政府管制的經濟，正像上世紀三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所批評的，你沒有可能制定出一個合理的、理性的決策來，所以導致大量資源錯配，就像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講的，所謂短缺經濟。這種情況也使得套利機會大大存在。
第二個是計劃經濟導致，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實際上存在一個巨大的套利空間。你幾乎做什麼都可以賺錢，只要你敢做，只要你膽子大，就可以賺錢。商界原來流行一句話是稍不留神就賺錢。你要不賺錢，幾乎是不可能。因為做什麼東西，都可以賣得出去。
比如洗衣機、電視機、收音機這些東西，改革開放開始時中國城市裡一百個家庭，平均起來都沒有一臺電視機，甚至黑白電視機，不要說彩電，黑白的都很少。所以說這時候，企業家總是要想到用一個最簡單辦法去賺錢。這時候你要大家去創新，其實也很難，甚至還沒有必要。
創新本身它是要有一個長期的積累過程，而創新你必須在原來基礎上。問：通過套利獲得資本積累，是不是創新前提？
張維迎：這個可以這麼講，就是我剛才講的，好比說任正非，他是通過套利積累的錢用於創新。但是並不是所有企業家都會這樣。
套利我們可以說有些很快，你比如說你在金融市場套利，房地產市場套利，可能幾分鐘、幾天時間。創新是三年、五年、八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這個對企業家素質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
我說得更明確一點，創新比套利對企業家素質的要求更高，它要求企業家看得更遠，要求企業家更具有耐心，更能夠經得起失敗。
另外我還要說，有些企業家，天生就適合套利，他很敏銳，很容易就發現市場機會。還有一些企業家，他天生就喜歡創新，他總是想做出別人沒有做出過的東西。他可能甚至不屑於在現有市場中通過套利賺錢，這種人也是有的。但是，可能大部分企業家套利能賺錢，他就去套利，套利賺不了錢了，那他可能轉去創新。
你看最初中國的套利是什麼人，最初是農民企業家。農民企業家為什麼套利？他進不了政府，進不了城市，他覺得當農民最苦。所以只要給他一點兒自由，有這種素質的人就倒買賣，他要辦一個小工廠就起來。比如魯冠球的故事，比如說廣東、溫州那一帶，所謂雞毛撣子換糖的故事，就是這麼都起來。但是我想說，創新的人他想的是他要做出一件事情來，這件事情到最後，還要消費者接受他。
創新型的企業家，他可能比套利型企業家更具有冒險精神，更具有想象力。想象力是人類創造力的一種基礎。我們經常會想到，一個企業家你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其實消費者本身並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儘管我們每天去吃飯，吃四川飯、廣東飯，哪個餐館吃，好像我很清楚。但是所謂創新就是原來沒有的東西，大家喜歡不喜歡沒有人知道。那就是要靠想象力。能不能成功，取決於消費者打分，消費者買單不買單。如果你花了再大努力，消費者不買單，那你肯定完蛋，創新不會成功。所以我反覆強調，一個企業家，尤其是創新的企業家，他要對人性有透徹的理解。
企業家要對人性有透徹的理解
問：如何理解”對人性要有透徹的理解“？
張維迎：市場最後說到底是為了人，滿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幸福。人又是一個很古怪的東西，他的需求老是在變化。只有對人性有最透徹理解的人，他才能想象出來，並努力創造出一種滿足人的需要的產品來，最後才能賺錢，才能成功。
比如說喬布斯，我覺得他對人性的理解非常透徹。一般的技術專家，他會從技術的可行性的角度來看他應該做什麼，或者能做到什麼。喬布斯確實不搞什麼市場調研，他就是說，我們人究竟需要什麼。當他要生產一個 iPhone 手機的時候，他最簡單的要求就是一個手就可以打電話，一隻手動一個指頭就可以上網。那這是一種對人有非常透徹理解的人。微信在中國發展這麼快，我覺得也是對人性作出理解。
人們最需要的是什麼？人們喜歡跟別人分享，喜歡跟人溝通，喜歡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交流，我們幹一個什麼事情拉一個群，這就是人性最基本的東西。
所有成功的企業家創新，就是對人性透徹的理解。不光做技術的，對做思想的人、哲學家，思想家，都對人性有透徹的理解。創新要基於對人性的透徹理解，對人性理解的深度，正確程度、透徹程度，決定你成功與否。
中國人有足夠的企業家精神
激勵機制不能扭曲
問：您認為企業家群體有沒有分佈上的特徵？哪些土壤盛產企業家群體？
張維迎：這是兩個問題。第一肯定有一些特徵，這些特徵，目前來講我們都是事後諸葛亮去總結他，而在事前你很難用一種硬指標測試他。
另外就是說土壤問題。同樣一個人，在某一種情況是企業家，另外一個情況下可能當一個牧師，一個宗教人士，或者另外一個當將軍打仗去，另外一個當政治家，這個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先談第一個問題。應該說有一些人群企業家多一些，比如猶太人。有研究證明，喜歡移民的人，和不喜歡移民的人就不一樣。企業家這種人，在好多移民群裡面出現。移民的人，他本來就不安於現狀。你看中國人，他移民到海外的這些人，他們受不了原來環境約束，不安於現狀，他就出去了。這些人本身就顯示出他有這樣的素質。另外環境實際上提供了一種激勵機制。
最聰明、具有企業家素質的人做什麼好，依賴於社會提供激勵機制。為什麼中國傳統社會企業家精神受抑制？一個重要的方面當然是士農工商、貶低商人的文化，還有一部分是中國的政治。從隋唐開始，任何人只要你努力，考試過關，你就可以當官。當官在中國是位置最高的。這樣的制度安排，大量人就不會做生意，有點兒辦法就去讀書，考科舉，然後去當官去了，這是一種激勵機制。
在計劃經濟當中，當然更不可能。計劃經濟的核心就是消滅企業家精神，所有決策都由政府官員去做。所以激勵機制，它是一個土壤。
除了一般激勵機制，還有環境限制。比如猶太人，猶太人在任何地方不能擁有土地，他受到歧視，而商業本身是被人看不起的東西。而猶太人能幹什麼？猶太人只能做生意。這跟我們中國好多華人到海外類似。華人到東南亞，不可能進入政途，改善自己途徑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說商業上成功。如何有更多財富，來取得和別人類似的地位。
回過頭來看，我們看移民也是這樣。一個移民，他到一個陌生地方，他沒有根基，不可能靠傳統勢力，家族關係來取得象樣的職位。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拼打，這個只有商界最適合這個事情。你只要創造出一種東西，生產出這些東西客戶買單，你就可以有財富。還有一些相互的影響，一個人通過經商富有之後，就是榜樣，每個人就會有不自覺的潛力試探。
我們經常說這個賺錢機會被人賺了，你就賺不了，其實不是這樣的。市場其實是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創造機會。企業家是給另外企業家創造機會的，而不是說只有一個機會，我拿了，你就沒有。這個和政府很不一樣。所以你把這些因素結合起來看，個人的素質和社會的環境，這個東西就像雞生蛋，蛋生雞一樣的。
問：您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性或者文化，適合誕生企業家嗎？
張維迎：在我看來，從我們的基因的角度講，從人性的角度講，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國人當中的企業家素質。像我剛才講，東南亞最富有的是華人。歷史上也好，或者現實來看，中國人都有足夠的企業家精神。中國在歷史上，改革開放前，主要是體制壓抑了這個東西。像我剛才說的科舉制度，就是一個非常扭曲的激勵機制。
問：能否談談改革開放後中國企業家群體湧現？
張維迎： 紀念改革三十年的時候我做過一個研究，中國企業家大體分為這幾類。
我說農民企業家這是第一代主導，第二代是官員下海的企業家，主要是 1992 年左右開始。第三代是互聯網時代的工程師、海歸，像馬化騰、李彥宏，要不是學技術的，要不就是迴歸這一類人。
當然接下來就是 80 後、90後 這一代。所謂 84 派、92 派，就是按照當時象徵性的年份來分，其實都與環境的變化有關。
像我剛才講的，農民企業家最早出現。當時最有企業家素質的人，是繼續當農民，還是當一個企業家經商，那當然選擇經商。但是政府官員就不一樣，因為他們養尊處優，社會地位也高。但是到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加上私有產權的保護，市場開放，機會就多了。所以好多人說我與其在這兒從科長混一個處長，混一個局長，我還不如去下海。
企業家推動觀念現代化
問：張老師如何看待改革開放過程，關於民營企業家“原罪“的說法？
張維迎：我一般不認可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你說的原罪。中國的改革，很顯然的一個矛盾是合理性和合法性之間的矛盾。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
那你說一開始搞小商品的人，為什麼被抓起來。因為那時候 1982 年，溫州有八大王，鈕釦大王、項鍊大王七個抓起來又跑了。他們犯了什麼罪？唯一的就是弄了一些東西，大家喜歡買，他們賺錢了。按照當時的規定的話，那他不合法的。
最有名的是傻子瓜子，按照當時法律，我們的《憲法》，社會主義不能有剝削，你僱人就是剝削。你僱了幾百個，該不該抓你。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原罪問題，我們要認識到合法的和合理有不一樣的時候。
真正有責任心的人，最高尚的聖人，都是做合理不合法的事兒。正常人一般做合法的事情。我們恰恰要特別感謝這個過程當中，冒那麼大險的人，冒著違法的風險，為這個國家改革闖出一條路的人。
問：張老師認為，企業家除了在創造財富這個領域，對我們的社會生活，還帶來什麼？
張維迎：企業家精神的興起，是伴隨現代文明，現代化的過程。英國工業革命之前是什麼？是觀念的革命，是科學的革命，是人類認知的革命。現在也一樣，有了企業家之後，就有創新，更多是改變人的行為方式，還有如何評價這個社會。
一個社會人們最崇尚的是什麼精神？在傳統社會里，人們崇尚的是什麼？我叫做強盜邏輯。歐洲大陸也好，英國也好，廣場上塑的雕像是什麼人？殺人的人。你看到很多將軍，他殺的人越多，越是英雄。企業家跟這些人不一樣，他一定是要創造財富，給社會創造價值的人。不否認有一些企業家，在這過程當中，也可能有掠奪，但那不是企業家的職能。
一個社會，當企業家精神能充分發揮的時候，也就是人們能自由創作的時候，人們能通過幫助相互合作的時候，而不是通過相互掠奪，通過分蛋糕來維持生活的時候。這是一個多大的變化。
企業家精神代表的是一種廣泛的社會觀念變革。回過頭說，這就是為什麼三十多年前，我把企業家和觀念現代化連在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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