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30年，張藝謀處女作《紅高粱》又上映了。
經典的老電影經過修復重映，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從2017年《大話西遊之大聖娶親》拿下1.7億票房後，越來越多的人打起了重映這門生意經。
不過此次西影廠修復《紅高粱》2K高清版本花費了上百萬，卻只在全國藝聯院線“限量發行”，首日排片僅1750場，票房僅18萬，要回本盈利的話，頗有難度。
有多少人知道30年前《紅高粱》上映取得過的輝煌，在那個票價只有幾毛錢的時代，它轟下了差不多4000萬的票房（網友口述史，非官方記載，據拷貝數與媒體報道推測）。
那是空前開放的80年代，這部神奇的作品衝破計劃經濟體制而生，呼應了那個年代渴望精神娛樂的人們的心聲，當時片中插曲，姜文男性荷爾蒙的吶喊，《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在大街小巷的傳唱度絲毫不亞於今天的抖音神曲。
據推算，當時每部電影的平均觀影人次為兩億，《紅高粱》的火熱程度擱現在，票房肯定超《我不是藥神》了。
締造這部時代作品的張藝謀曾說，有兩件改變他命運的事，一個是考上北京電影學院，一個是拍了《紅高粱》。在計劃經濟時代，他是如何創造這樣一部改變命運的現象級影片的？
800元買下版權，80萬拍完賺了400萬
西影廠在80年代，迎來了市場經濟前最後的繁榮。1983年，第四代導演代表人物吳天明，出任西影廠廠長。他獨具慧眼提出“中國西部片”拍攝方針，斬獲多個國外大獎，也正是他大膽物色了一批優秀導演，這其中包括張藝謀。
拍攝《老井》時，作為攝影師的張藝謀因為稜角分明的臉，被吳天明臨時拉來飾演男主角旺泉。張藝謀為該角色每天挑十幾擔水，背兩百斤左右的石板，當時劇組的人都說，張藝謀憑該角色奪得東京電影節影帝，是拿命換來的。
《老井》拍攝現場，右二張藝謀、右三吳天明
所以，當如此韌勁的張藝謀給吳天明遞來一本小說，說想拍成一部電影時，吳天明當即決定破格提拔張藝謀，從攝影師轉行為導演。
這本小說就是莫言的《紅高粱》，1986年3月刊登在了《人民文學》雜誌上，一下擊中了張藝謀的心靈。隨後不久他就坐車到了莫言家，按照當時的版稅規定，掏了800元買下了小說的電影改編權。
雖然有了吳天明的破格提拔，但張藝謀連劇本都沒有，按照當時廠規還拿不到一分錢開拍電影。他又篤定要一片高粱地作場景，於是吳天明找了幾位車間主任，湊了4萬塊錢給張藝謀種高粱。最後這片高粱地在攝影師顧長衛的運鏡之下，展現了男女主的“野合”戲，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罕見的“景人合一”經典鏡頭。
任性開拍的《紅高粱》最終花費了超80萬成本，而中影卻只開出70萬的收購價。在1993年前的計劃經濟時代，全國16家電影製片廠生產的影片都由中影公司統購包銷、獨家壟斷髮行。無論製片廠影片的製作成本是多少，中影收購價都保持在70-120萬之間。
70萬收購價顯然是要虧錢的，吳天明和中影進行了談判，試圖以分賬形式獲取票房分成。《紅高粱》就這樣，成了中國“分賬發行”電影的鼻祖。吳天明也沒想到這一賭注式行為竟然成功了，《紅高粱》全國發行200多個拷貝，4000多萬的票房，讓西影廠獲得400多萬分成。
80年代，一元錢差不多是一天的生活費，一月工資幾十元到一百多不等，這樣的票房收入，可謂天文數字。
首個金熊獎話題引爆票房
1988年，《紅高粱》出征柏林電影節與張藝謀出演《老井》的狀況相似，臨危受命的張藝謀總能抓住機會。陳凱歌《孩子王》原本代表中國參賽第38屆柏林電影節，臨時撤片改進戛納電影節，《紅高粱》“救急”替補進入柏林電影節。
初出茅廬的張藝謀這一去，就拿了最佳影片金熊獎，成為中國電影史上首位斬獲A類國際電影節大獎的導演。一時間，張藝謀拿獎消息就像女排奪冠一樣令國人興奮。或許當時並沒有多少人知道柏林電影節，但張藝謀為國爭光的事卻家喻戶曉。
1988年媒體報道
在這樣的輿論中，張藝謀曾自信滿滿地表示，《紅高粱》具有傳奇色彩，故事是很多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事，而且畫面美、節奏快、有聲有色，符合年輕人審美，上映後票房一定很可觀。“預言帝”張藝謀說準了，《紅高粱》不僅未映先熱，上映時還轟動一時。
據網友回憶當時片中插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傳唱度非常高，周圍人幾乎都會唱。一個縣城的影院，票價2毛，但需要排隊兩小時才能買到《紅高粱》的電影票。甚至因為票房火爆，供不應求，有些經濟發達地區的票價從1元漲到10元。
娛樂資本論找到了《電影評介》1988年對影片的報道，當時發行電影，一個省份最多一兩個拷貝（輪流在不同地區的影院放映），而經濟落後的寧夏卻破天荒訂購了3個拷貝。影片在31萬人口的省會銀川市上映9天，觀眾達235,572人次，如果不算重複觀影，超過三分之二的銀川人都看了《紅高粱》。
《紅高粱》打破了“電影節獲獎影片，國內必不賣座”的定論，在此之前的幾年，在國際獎項上屢有斬獲的《黃土地》只賣出了30個拷貝，《孩子王》6個拷貝，《盜馬賊》7個拷貝等等。而《紅高粱》最終在全國賣出了200多個拷貝。
《紅高粱》之所以能成為當時獲獎片的例外，不僅是因為它拿了最具權威性的歐洲三大電影節大獎所製造的國民自豪感，還因為它在內容上衝破了原有的禁忌，與三十年後的《我不是藥神》情況竟是如此類似。
魯迅研究者、作家王得後形容這種現象說，中國人不大肯改革，一間黑屋子要開個窗戶是不容易得到通過的，只要有人說要掀掉屋項，這才大家戰戰兢兢議論一通，同意開窗戶了。
“《紅高粱》現象”的現實意義
據王得後回憶，《紅高粱》當時在一所培訓高級幹部的學校裡放映，結果70%以上的人群起而攻之，紛紛找到監管文化的部門質問：“怎麼拍這樣的片子？”
王得後說，當時抨擊《紅高粱》的大多為年紀大一點的人，比如五六十歲左右的教授。他們認為《紅高粱》迎合了某些觀眾低級趣味，比如影片中剝人皮、往酒缸裡撒尿、男女在高粱地“野合”等低俗場景。
吳天明後來也回憶說，一個南京的老同志，寫信給西影和中央，要求禁演這個電影，稱《紅高粱》是反動電影，是詆譭祖國，詆譭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甚至還有拍攝地的高密縣農民上訪抗議電影裡“剝皮”情節醜化了中國老百姓。
當時的北京《中國電影報》成為批判大本營，不斷有文章批評《紅高粱》醜化中國人，媚俗外國人。
就像今天《我不是藥神》的“天價藥”話題觸動了某些群體的敏感神經，一度傳聞會被禁映，但年輕觀影人群支持度不減反增。三十年前的情況也是如此，支持電影、推動變革的先鋒總是年輕人。王得後說，當時喜歡《紅高粱》的大多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我到郵局去寄信，還聽到上著班的小夥子吼著‘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以及認識的畢業碩士生也很喜歡。”
最終，天平偏向了年輕人一邊。官方代表國家電影局並沒有追究此事，1988年濟南軍區《前衛報》一篇聲援《紅高粱》文章提到，如果說《紅高粱》表現了中國人的愚昧、落後與野性，有失自尊。那麼，魯迅的《阿Q正傳》該不該算毒草呢？學者李澤厚曾在上海《文匯報》上說，這一切現象像是回到了五四時代。
1988年濟南軍區《前衛報》
也是在這一年，還未迴歸的香港出臺《1988年電影檢查條例》，對電影暴力、色情、種族及宗族歧視等不良內容實行三級分級制管理；中國第一支重金屬搖滾樂隊唐朝問世，開啟搖滾樂盛世；一度被貼上“下流低俗”標籤的人體藝術名正言順地登臺亮相，首屆《油畫人體藝術大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排隊看展的人排到了兩站地外。
《影》上映前，張藝謀在與許知遠的對話中，回應了這樣一個空前開放的80年代。張藝謀說，當時剛改革開放不久，人人渴望瞭解世界，各種展覽的熱鬧程度，就像現在擠地鐵一樣，開玩笑地舉例說，“那時候談戀愛，你就拿一本弗洛伊德，你就談成了。”
1988年《電影評介》雜誌《中國電影走向世界》文章總結，《紅高粱》的成功在於它回應了時代主題。從打倒“四人幫”、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到改革開放新時期十一年來的社會生活變化急劇，思想落差甚大，這樣一個空前偉大的時代，理應成為電影創作的主要內容。
30年前回應時代主題的《紅高粱》，在物質文化極度匱乏的年代，依然極大地滿足了大眾的娛樂需求。30年後的今天，文化娛樂消費遠超當時，作為填補檔期或是公益性質重映的《紅高粱》，顯然不可能複製當年的輝煌，它是80年代的歷史產物，但它與《我不是藥神》一起提醒我們：回應時代主題的電影，從不會被大眾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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