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過去我黨長期處於被敵分割的、游擊戰爭的、農村的或城市地下的鬥爭環境之下，這樣，黨委的成員多數是由上級指定的，而且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各黨委成員又沒有經常集中起來開黨委會決定重大問題的條件。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個別人決定重大問題的現象經常發生。特別是某些黨委書記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習慣，連黨委的其他成員也已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儘管九月會議要求恢復和健全黨委制，要求在實際工作中盡力糾正這種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的做法，但是由於歷史條件或現實情況的種種原因，仍然有些同志對於實行黨委制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致使有些黨委形同虛設，妨礙了黨的集體領導。此外，在實行黨委制過程中還存在對於黨委制怎樣實行，如何開好黨委會，以及如何處理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的關係等諸多問題，有些黨組織的黨委成員也缺乏實行黨委制的經驗。
因此，九月會議後，為幫助各級黨委有效落實九月會議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毛澤東於1948年9月20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對九月會議作出的健全黨委制的原則性規定進行了展開論述，總結了建黨以來黨內實行集體領導的成功經驗，對加強黨的集體領導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強調健全黨委制的重要性
解放戰爭以前的很長時間內，由於我黨游擊戰爭的特定情況，各根據地和游擊區一直處於被分割和獨立活動狀態，分散主義、無組織、無政府狀態等傾向嚴重存在於許多地區的黨組織中，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的現象更是普遍存在。為此，1947年7月28日，中央草擬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委員會條例（初稿）》，營以上單位全部恢復了黨委制。但是，由於大多數黨委會都是由上級黨委臨時指定，致使有些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大問題的習氣仍十分濃厚。
針對黨內存在的個人包辦、黨委委員形同虛設，損害黨的集體領導的現象，毛澤東在《關於健全黨委制》中首先強調了健全黨委制的重要性，他說：“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這是因為，黨委制下，書記和委員的地位和權利平等，黨委研究決策重大問題，書記和委員一樣只有一票的權利，並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最終決定。所以，健全黨委制的重要性就在於從制度上保證了黨的集體領導。
明確規定了黨委實行集體領導的範圍
集體領導是黨的最高領導原則之一。自建黨伊始，我們黨就按照馬列主義的建黨原則，各級領導機構實行委員會制。但由於建黨初期黨員人數較少、領導機構和人員不健全等原因，所以，從黨成立一直到黨的四大，我們黨對於黨的委員會內的集體領導制度並沒有明確地提出來。
1927年黨的五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中央應該強毅地實行集體的領導，從中央、省委以至支部”。由此正式確立了黨的集體領導制度。特別是“從遵義會議以後，我們黨建立了一套健全的黨的生活制度，樹立了一套好的傳統作風”。黨的集體領導制度也在我們黨內漸漸形成了一個傳統。
儘管如此，但是我們黨通過的歷次黨章、決議以及文件，都沒有明確規定黨內實行集體領導的範圍，而主要是由各級黨委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執行集體領導，這就難免導致實踐中的隨意性和自由裁量。針對這一缺陷和不足，毛澤東總結了我們黨實行集體領導的經驗，在《關於健全黨委制》一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黨內實行集體領導的範圍，“今後從中央局至地委，從前委至旅委以及軍區（軍分會或領導小組）、政府黨組、民眾團體黨組、通訊社和報社黨組，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地委、旅委以下的黨委亦應如此。高級領導機關的部（例如宣傳部、組織部）、委（例如工委、婦委、青委）、校（例如黨校）、室（例如研究室），亦應有領導分子的集體會議。”這就正式從領導機關以及工作機構方面，明確規定了黨委實行集體領導的具體範圍，有利於避免實踐中的隨意性和自由裁量。
要求健全完善黨委會議制度
毛澤東在《關於健全黨委制》中，較詳細地提出了完善黨委會議制度的具體要求：
一是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只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集體決定，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做出最終決定。
二是為防止會議決定流於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在會前必須要充分做好準備。即關於會議所要討論的一切重大問題，會前應事先通知會議參加者。“在會議之前，對於複雜的和有分歧意見的重要問題，又須有個人商談，使委員們有思想準備，以免會議決定流於形式或不能做出決定。”
三是在會議召開期間，要注意發揚民主，容許不同意見的爭論。在到會委員們經過深入討論，充分發表意見，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後，再做出明確的決定。那種議而不決以及決而不行的作風，是妨礙黨的領導的。
四是少開長會、不頻繁開會。“每次會議時間不可太長，會議次數不可太頻繁，不可沉溺於細小問題的討論，以免妨礙工作”。
五是明確規定了黨委會的領導體制，防止權力過分集中於常委會。毛澤東提醒全黨：黨委會“分為常委會和全體會兩種，不可混在一起”。
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結合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集體領導是民主集中制的具體體現，是正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保證。沒有集體領導，就很難做出科學正確的決策。然而，集體領導如果不和個人負責相結合，那麼，做出的決定就難以付諸實施。因此，毛澤東在《關於健全黨委制》中要求全黨“須注意，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也就是說，健全黨委制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即重大問題由黨委領導集體討論決定，分工負責。但日常的瑣碎小事則應由分管的委員負責處理，而絕不可事無鉅細，全部搬到黨委會議上來。同時，凡屬於個人分工負責範圍內的事情，除極其重大問題需提請黨委集體討論外，對於具體問題個人應積極大膽地負責處理，唯如此，才能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專責，避免遇事相互推諉、相互扯皮，才能將集體做出的決議有效地得到貫徹落實，最終保證黨委制的真正落實。由於當時仍處於戰爭環境，所以毛澤東著重強調指出：“軍隊在作戰時和情況需要時，首長有臨機處置之權”。
（轉自：中國組織人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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