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生存指南:離最高的權利最遠

俠客生存指南:離最高的權利最遠

當《三俠五義》以紙質書問世的時候,原始作者石玉昆已經死了。但,後世的我們依然可以說,這本書的作者不是固定一人。因為,石玉昆是一名說書人,而非創作者。

石玉昆死後,由於說書說得太精彩了,其內容被欣賞這故事的人,以及想要賺錢的人發掘出來,流通在市面上。在說書這個行當裡,一個故事,可能每次講的內容都不盡相同。作者會根本現場的氣氛,或增或減地校訂存放在自己腦海裡的稿件,因此,說書人嘴裡的作品沒有一個完整的、完全的定本。可是一旦印刷成冊,這個定本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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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俠,或者說中國的俠義也是基於一個共享、共有的背景、價值觀、以及思想傳統而形成的。“俠”這個字出現很早,但擁有我們今天大致上認定的意義卻要追溯到漢朝以後。司馬遷的《史記》就對“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有了延伸及反對的說法。

攤開《史記》第八十六卷《刺客列傳》,再翻開第一百二十四卷,又出現一個《遊俠列傳》。這兩個列傳前後相差四十卷,雖互不干涉,但彼此承接。我們也許會誤以為俠客和刺客都會使用武術或者武器來實施其意志,其實不然。

在《刺客列傳》中列舉的幾個人物,他們的行為都在那個時代發出了特定光芒,使得司馬遷在帝王以外、聖賢以外、將相以外,特意為這一類列了一個傳,他們都是些什麼人?讓我們先看刺客裡的頭一號人物:曹沫。

曹沫和魯國國君一起出席在柯這個地方舉行的盟會,齊桓公也參加了。這次會面,齊、魯準備談判如何保有兩國和平。同時,齊也要確認在前面的三次大戰中魯國割讓給齊國的土地,而魯國則希望趁此機會收回其中一部分土地。

於是,盟會過半時,曹沫衝上前去,掏出匕首、架在齊桓公的脖子上說:“齊強而魯弱,貴國侵略我國也太過份了。現在城牆一旦遭到破壞,就緊鄰齊國的國界了。國君!你也該想一想罷?”

齊桓公在利刃脅迫之下,不得不答應。

司馬遷這樣形容:曹沫把匕首往地上隨便一扔,並走下盟壇,面朝北面,站在群臣之中,臉色分毫不變,說起話來也無甚異樣。這時,齊桓公後悔了。管仲勸道:“這不可以,主公為了貪圖小利,為了這幾塊土地而失信於諸侯,是會被天下人恥笑的。”此話說完,齊桓公認命,魯國成功地保有了自己的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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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曹沫會在《刺客列傳》裡?在其之後的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無論他們的刺殺行動最終成功與否,無論他們動手的時候是不是很窩囊,也無論他們是不是以身殉職,最起碼他們是真刀真槍的幹了一場。反觀那曹沫,不過是威脅了談判對手國的國君,憑什麼進入《刺客列傳》?

實際上,在《刺客列傳》中展現其作為卷首人物風範的,不僅有曹沫,還有管仲和齊桓公。曹沫之所以能夠收錄入《刺客列傳》是因為“俠”之重點不在於“以力劫之”的過程,也不在於匕首、武術,而在於那次盟會所展現的人倫值。

刺客原先沒有太多道理,沒有太多精神面目,他就是一個——我守信,我忠於我所答應的事,無論我答應的這個對象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得勢的人,還是失勢的人;是應該得到權力的人,還是不應該得到權力的人。

也就是說,從曹沫把匕首一丟回到群臣之中談笑自若,他所表現出的風度就好像是在說“我相信你。”你會說這裡面最偉大的是管仲,若不是管仲,齊桓公就背信了。若不是齊桓公不願意背信,魯國國君和曹沫就被殺了。但是,曹沫把匕首一丟,就是他認為這個“信”是最高,也是最重要的。

而豫讓刺殺趙襄子,前兩次均未成功。趙襄子在第二次遇刺時,有個小細節——豫讓在自己臉上塗了漆,結果滿臉生瘡,連妻子都認不出他。還是他的一位朋友──比他的妻子還熟悉他──此人認出了豫讓。這個朋友勸他:“以你的能力委身去事奉趙襄子,襄子必定會親近、寵愛你的;等他親近、寵愛你了,你就可以為所欲為,這樣不是更方便嗎?何必殘害自己的身體呢?”

豫讓說:“既然已經委身事人、做人臣子,還想殺他,這就是心存不忠了。我這樣做雖然很麻煩,但是我就是要讓天下後世做人臣子、卻存著不忠之心的人知道這是可恥的呀!”

豫讓的信義是沒有二心,專一。但聶政,又與之不同了——豫讓還會想著要把自己的名字留下來,作為一個用心不二的典範。可是到了聶政,更加極致。

聶政殺人是受嚴仲子所託,為了不連累嚴仲子,他在刺殺了嚴仲子的對頭、韓國的宰相俠累之後,把自己的臉皮割下來,連眼睛也挖掉。後來,還是聶政的姐姐聶榮高呼了三聲“天!”,揭露了聶政想要埋藏的秘密。

另外,荊軻是一個更為奇特的例子。

歷史上罵荊軻罵太子丹的,大概都對秦始皇不滿。在秦始皇沒有登基的時候你把他做掉,事情不就解決了嗎?歷史不就改寫了嗎?

在《荊軻列傳》中有這樣一段敘述:荊軻到榆次求見蓋聶。蓋聶是當時的知名劍師,對劍術和武學都有非常精深的理解,甚至還有很多學生。荊軻作為一個散漫的遊俠,到處結交朋友,就是想認識這個人。結果,倆人談著談著,就翻臉了。蓋聶用銳利的眼神懾服了荊軻,荊軻一看敵不過,就跑了。

有人懷疑荊軻在刺秦王之前,一直想等待的幫手就是蓋聶。不過,蓋聶始終沒有再出現,太子丹急了,想要任命秦舞陽。但他又不好明說荊軻貪生怕死,便想讓秦舞陽自行完成這一任務。荊軻知道了,怒斥道:“你怎麼這麼沉不住氣!你打發這樣一個人貿然前去,只能送死!”就這樣,荊軻明知不可為,卻還是負氣而去。

試問荊軻是如何呼應曹沫的呢?他所呼應的不是那一把匕首,也不是刺殺行動,而是一個單純的字──“信”。

因為,荊軻已經承諾太子丹:我答應了你,你現在逼我去,我會去的,雖然很可能會失敗。但我去就是為了得到失敗的結果嗎?就結果來看,確實如此。不過,我既然接下了這個任務,就非完成不可,即使是死。

以死報信。所以刺客沒有什麼了不起,就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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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史記》第一百二十四卷,列傳接近尾聲,《遊俠列傳》突然出現了。裡面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次要人物以及一群只有名字但無事蹟的人。那麼,這些人是怎麼回事呢?

著墨比較重的三個人裡,郭解描敘得最為詳盡。他不喝酒,個人矮小,力氣也不大,不像我們刻板印象中的俠,反而像個丑角。

但是,在他的故事裡,我們看到:當他姐姐的兒子仗恃著他的名字,勸人飲酒逼人飲酒,以至於兩個人產生衝突,被對方殺了。這個時候,郭解把殺死自己外甥的兇手找來,一問之下發現是自己的外甥倚豪勢、鬥剛強假借郭解的名字橫行鄉里。於是,郭解就把那人給放了。

這個故事凸顯了在漢代沒有刺客容身之地的情況下,作為一個社會遊民和一個想要發揮社會影響力的人,他只能走上這條路。

這條路不是人人都可以走。如果沒有財力,你無法分錢給人。不能捨棄親情,你就沒有辦法交好鄰里、影響野鄙、結識陌生人。

當漢武帝發現他的國度裡到處都是遊俠的時候,便採取了一個行動。把全國的豪富──也就是家財達到某個數字以上的,全部移到了長安附近的茂陵。在那裡開闢了一個新市鎮,就近看管約束。

很多人不願去,郭解就是其中之一。他說:“我不是豪富,因為錢都分給人家了。”

這個時候,大將軍衛青跑去跟漢武帝說:“郭解家裡沒什麼錢啊,就別搬家了吧”。漢武帝說:“能勞煩大將軍來講情,怎麼能說他沒錢呢?可見他一定很有錢了。”

衛青不敢再說什麼。於是,郭解被勒令搬遷到茂陵,百般無奈之下,他就跑了。逃亡的過程中,有追殺的人,也有幫助他的人——這應該是另一個尚未被人寫出來的動人故事,一個亡命天涯的漢代遊俠。

到了清代俞越的時候,《三俠五義》改叫《七俠五義》。同時,《狸貓換太子》和《打龍袍》的情節也做了些許修正和更改。以至於《七俠五義》的前半段有些法庭審判劇的影子。之後,才陸續引進了俠客的江湖行動。

其中,包公最早認識的俠客是展昭。

當包公還只是個進京趕考的舉子時,在酒樓和展昭相識,倆人喝了一罈酒。後來,包公幾次遇險,都是展昭捨身相救。可是,即便幹了護駕救難的大事,展昭也沒有收入國家薪水,為什麼呢?因為展昭非常有錢,家裡也沒有兄弟跟他分財產,所以他能夠闊綽地行遊於江湖之中。

再有就是陷空島五鼠:盧方、韓彰、徐慶、蔣平和白玉堂。

白玉堂在這五個俠客裡,是最溫馴,也看起來最瀟灑的。他非常理想主義,也常以自我為中心。但從他做的一些事情來看,他其實是一個交了朋友之後,就為對方負責到底的人。

展昭和白玉堂是完全相反的一個人,在他身上,並沒有太多人性化的地方。作者石玉昆無意強化這兩者的對立,因為他們都是英雄。但他不能放任白玉堂和展昭長期處於尖銳對立卻不發作,於是,白玉堂身陷襄陽王的沖霄樓銅網陣機關,悲壯地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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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三俠五義》這樣一個彈性很大的文本中,卻從頭到尾都沒有交代大壞蛋襄陽王為什麼要造反。一直到白玉堂死後,《小五義》中作者才掉筆反打一拍,交代了襄陽王的祖上是趙匡胤的三弟趙光美。

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二弟,則並汝之子亦獲安耳。’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雲:‘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太宗即位,趙普為盧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寤,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為相。”

這段載錄和《續資治通鑑‧卷二》所記建隆二年事稍有不同。在《續通鑑》裡,太后說了“不然”之後的一段話是這樣的:“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汝與光義皆吾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

司馬光所記“按照次序傳位給兩個弟弟(以次傳二弟)”變成了專指光義(排行老二)。那麼趙光美呢?

趙光義繼承了趙匡胤的江山之後,並沒有按照母親的遺囑把皇位傳給三弟,反而將他貶往西京,隨後又發遣到房州。趙光美的第六代孫(昌國公)趙公俊遷徒到福州,並終老於此,這一支始終沒有誰造過反。

但是在《小五義》第一回中,如此交代:“話說襄陽王趙珏趙千歲,乃天子之皇叔,因何謀反?皆因上輩有不白之冤由。宋太祖乾德皇帝,乃兄弟三人——趙匡胤、趙光義、趙光美。惟宋室乃弟受兄業,燭影搖紅,太宗即位,久後光美應即太宗之位。不想寧夏國作亂,光美奉旨前去征伐,得勝回朝。

太宗與群臣曰:‘朕三弟日後即位,比孤盛強百倍,可稱馬上皇帝。’內有老臣趙普諫奏:‘自夏傳子,家天下,子襲父業,焉有弟受兄業之說?一誤不可再誤。’人人皆有私心,願傳於子,不願傳於弟。得勝之人,並不犒賞,加級記錄。光美見駕,請旨犒賞。天子震怒:‘迨等爾登基後,由爾傳旨,今且得由朕。’光美含羞回府,懸樑自荊。

趙珏乃光美之子,抱恨前仇,在京招軍買馬。有九卿共議,王苞老大人奏聞,萬歲降旨,將趙珏封為外藩,留守襄陽作鎮,以免反意。不想更得其手,招聚四方勇士,寵倖鎮八方王官雷英,設擺銅網陣,招聚山林盜寇、海島水賊,即暗約……焉能知曉京都拿了金面神欒肖,破了黑狼山,滅了高家晏,拿了吳澤,解往京都,招供王爺謀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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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王謀反是《七俠五義》中途才出現的轉折。不這樣,開封府的俠客們就沒有了強大的敵壘。在《小五義》中補述來歷,這才讓一群嘯聚江湖的盜匪有了一個模模糊糊的政治目標:幫助襄陽王趙珏奪回他父親‘應得’的天下。

這當然只是石玉昆的編造。但《三俠五義》這本俠義小說的開篇為何是狸貓換太子?恰恰是因為,這個故事正是全書隱喻。

宋仁宗(被劉妃與惡太監郭槐以狸貓掉包的太子)最終還是登基成了皇帝。經過數十年的艱苦流浪,李宸妃沉冤昭雪,還正宮太后之位。其中最耐人尋味的,則是狸貓之計沒能害成的宋仁宗,被石玉昆安置在宋真宗的弟弟八賢王府中養大。而宋真宗則在六、七年後只因為這名義上的侄兒“形容態度與自己分毫不差”,便將之立為太子。

和襄陽王的處境與遭遇來看,宋仁宗與襄陽王正是一正一反,一明一暗的對立面。

在後世的俠義小說中,“俠”的含義更加明晰:真正的俠,是要和權力遠遠分開,拉出最大的距離;真正的俠,是不揚名立萬,天下皆知。如此看來,展昭這個“御貓”倒成了皇權的鷹犬爪牙。

“俠”最初由非常典型的隱形契約——信諾出發,轉變為另外的各種價值。比如說不二心,為後世法……一開始,“俠”是一個樣的。但後來的“俠”,除了原來的精神,又增加了一些。所以,“俠”的概念是活的,是流動的。

從漢代開始,遊俠慢慢變成一種風氣。當遊俠開始重新分配社會和國家資本,王權就受到了威脅。於是,當司馬遷在寫《遊俠列傳》的時候,前後兩個段落裡出現的一些仕,最後都被漢武帝和漢景帝殺了——當皇帝離民眾越來越遠,這個俠就會被滅。

所以,無論“俠”是什麼時代出現,無論他有沒有劍術、法術、神通。這個俠都距離最核心的,最高的權力有一段最遙遠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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