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書論家仍然繼續著北宋的探討。姜夔《續書譜》說: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澹，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
和北宋諸家不同的是，白石使用了一個具有明確淵源色彩的詞彙—“出於”。蔡襄講“通是一法”、米莆說“有篆籀意”、黃山谷以為“可得正書、行草法”，都不如“出於”表現得這麼絕對。不妨說，這是宋人“以篆為源”觀念表達得最為直截了當的一段話。白石重視具體的分析，因此不僅有概括，還要舉證。但很顯然，具體論列的“出於蟲篆”“出於八分”云云，卻膠柱鼓瑟於表面形式了，實際上很容易引起誤解，反而不如抽象宏觀的“同法同意”等說法，更有迴旋餘地。
姜夔又說:
作字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判”之相弄，“王”之與“飛”，“示”之與“衣”，以至“奉、秦、泰、春”，形同體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
對點畫形式和字形構造中淵源於篆書的規定性給予具體化的闡發，這倒是切合楷行草書法實踐，因而具有很現實的針對性。可見，姜夔對這一觀念的理解，不是完全空疏無內涵的。這種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相對於蔡襄等人較為籠統的“法意”來說，更容易被學習者接受。但是，也容易造成理解的表面化。
元時期基本延續宋代的主題，繼續深入闡發。其基本路徑與宋人相似，抽象宏觀的認識變化不大，而具休化的闡述中，卻有新的內容。
鄭構《衍極》和劉有定的《注》，前者常常較為宏觀抽象，而後者則常常偏於具體。其理論核心是“今古雖殊，其理則一”。他們認為從蔡豈至錘王，雖變新奇而不失古意，欲以古法來矯正有宋以來妄變古法之弊端。鄭氏悟守古法，崇尚篆隸，有云:“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籀始乎古文，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故從理上強調篆、摘、隸、楷之法是相通的，如“‘張(旭)、顏(真卿)疇宗軟?’曰:‘宗古文、篆、籀，其開於程(邈)、蔡(豈)乎!”又云:“籀、隸與篆同筆意軟?”劉注:“篆貴圓，隸貴方，八法不同，而六書則同。篆用直，分用仄，用筆有異，而執筆無異。”鄭的論斷，近於蔡、黃，而劉注則從“六書”的層面和“執筆”的角度予以落實，近於白石。劉有定還引述鄭樵的觀點說:“古文變而為摘，籀變而為篆、隸。秦、漢之人，習篆隸必試以籀書者，恐失其源也。”以所謂秦漢人的學習規定來論證“溯源篆書”的合理性和經典性。
正統儒者郝經在《移諸生論書法書》，設計了一個學習程序:
故今之為書也，必先熟讀《六經》，知道之所在，尚友論世，學古之人其問學，其志節，其行義，其功烈，有諸其中矣，而後為秦篆漢隸，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領本意，立筆創法，脫去凡俗。然後熟臨二王正書，熟則筆意自肆，變態自出，可臨真行;又熟，則漸放筆，可臨行草;收其放筆，以草為楷，以求正筆，可臨章草;超凡入聖，盡棄畦叮，飛動鼓舞，不知其所以然，然後臨其正草。如是者有年，始可於顏求其正筆，於坡求其奇筆，以正為奇，以奇為正，出入二王之間，復漢隸秦篆皇領之初，書法始備矣。然擾學之於人，非自得之於己也。’
即使不考慮前面儒學修養、人格修養的部分，只看書寫訓練，其要求的繁複程度也己令人很難相信這個學習程序的可實踐性。與其把它看作書法的學習方案，不如看作一個儒者修身立德的教程。儒者意識、儒家經典被揉合進這個教程以後，“以篆為源(皇領本意)”就不再侷限於書法本身，而獲得了一種隱約的超越凡俗的神聖意味，即所謂“脫去凡俗”、“超凡入聖”是也。
劉因《荊川稗編》中指出:
字書之工拙，先秦不以為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代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為專門之學。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為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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