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企業家”這個稱呼誕生於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80年代，在此之前，只有“廠長經理”。正是改革開放讓“企業家”這個群體釋放出巨大能量，而中國經濟發展這個大舞臺更給了他們充分施展才能的機會，激活了他們的創造力，讓他們成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者。
1984年創辦了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王石，就是這些企業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經歷不僅映射出40來中國企業家走過的歷程，更反映出眾多企業家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踏著時代步伐走向成熟。今天，站在歷史的新起點上，他們對未來的思考更讓我們看到中國企業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和決心。
王石在眾多中國企業家中又有些特別，在公眾的眼中，是著名企業家，還是第一個完成“7＋2”（七大洲最高峰登頂、徒步南北極點）的華人，是哈佛和劍橋的訪問學者……王石的“動作”經常很跳躍，從房地產到生物工程，從體育教育培訓到環境與公益事業，他擔任著近40個社會職務，在忙碌中不停切換身份。但在王石自己看來，他最重要的“職務”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不僅經受了大時代的洗禮與考驗，更有機會用自己的雙手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添磚加瓦。
體現萬科綠色環保理念的公園系作品——蘇州萬科未來之城。 （資料圖片）
“抓住時代賦予的機會”
1978年，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的技術員王石第一次來到深圳，那時的深圳還是個邊陲小鎮，日後名聲大噪的沙頭角只是一條冷清的石板窄街。那一年，他結識了緊靠界河的皇崗村黨支部書記莊順福。1983年春節假期，從深圳來拜訪王石的莊順福夫婦，讓這位當時任職廣東省外經委的基層公務員大吃一驚。“他們拎著一箱進口的新奇士橙，原本下地種田的莊太太還燙了一個‘獅子頭’！我看得眼花繚亂，嚯，深圳這個特區，真是不一樣！”35年過去了，王石記憶猶新。
時代的浪潮就這樣打溼了他的衣襟，王石“下海”到了深圳，想看看到底怎麼不一樣。“當年我一直想尋找變化，但每次變化都是被動的，我人生第一次主動選擇就是到深圳。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人的解放，在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變遷過程中，人們從被選擇到自己可以主動選擇，這是最大的進步。”王石對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說。
後來的故事耳熟能詳。在深圳，王石沒有做“熱門生意”，比如買賣進口味精、摺疊傘、電子計算器等掙快錢，而是倒騰起了玉米做雞飼料。結果卻趕上“肥雞丸”事件，有傳言說雞飼料裡有致癌物質，香港人一夜之間不吃雞了，作為雞飼料原料的玉米隨之滯銷。
“那時候晚上睡覺，明天怎麼過都不清楚。但我沒有放棄。‘下海’這條路是我自己主動選擇的。那時我問自己，為了改變命運，你有沒有努力到最後？”王石判斷香港人不可能從此以後不吃雞肉了，就又低價“加碼”了1．5萬噸玉米庫存，在貨船靠岸的前一天，“肥雞丸”被證明只是謠傳，王石的生意有了轉機。
再後來，王石主動選擇了更多事。做錄像機、攝像機進口貿易；成立萬科；讓萬科成為中國最早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公司；放棄萬科股權成為純粹的職業經理人；帶領萬科“做減法”，最終成為專注房地產開發的公司……儘管路途中不乏坎坷，但王石說：“我就像深圳這座城市一樣，摸著石頭過河，殺出了一條血路。”
“在我之前，改革開放後第一代企業家，像‘傻子瓜子’的年廣久，石家莊造紙廠的馬勝利，他們的特點都是從基層來。到了我們這一代，比如柳傳志、張瑞敏，企業家的出身和氣質都有了很大變化，第一代的企業家多半到90年代中期就消失了，但我們中的很多人一直到現在都很活躍。說到底，當市場經濟確立下來，就要看企業家能不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並和它相適應。”王石告訴記者。
什麼是現代企業？王石曾經在自傳中總結過他的理解：“在市場中應該做簡單而不是複雜，做透明而不是封閉，做規範而不是權謀，追求公平回報而不是暴利。”
在業界人士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大概是時時刻刻被王石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萬科不行賄。”不行賄，曾經被評價為“唱高調”。幾年前王石主政萬科時在一次高端研討會上演講，當他說起萬科企業倫理中貫穿始終的就是“不行賄”時，場上鴉雀無聲，臺下的目光讓他感到冰冷。這目光不是懷疑，而是不屑——你在說假話吧？
“不行賄其實很簡單。”王石說，不行賄的決定來自於他那時對未來的預判。“如果你認為將來是灰色的，什麼都不清楚，那正規的企業就會被淘汰，但如果你相信未來是健康透明的，那正規的企業不但不會被淘汰，還會成為樣本。從股份制改造開始，我就把規範化放在核心位置，萬科要做中國最規範的企業，規範做事，睡得著覺。”
不過，王石現在不會再高調為自己貼上“不行賄”這個標籤了。他表示，改革開放40年了，到今天再選這個標籤會拉低社會底線。顯然，王石和當代中國企業家們一樣，對未來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充滿信心。
改革開放對王石來說，機遇與挑戰並存，每過一道坎兒，都離成功更近一步。企業家的成功很少有奇蹟，但關鍵時要憑藉智慧對機遇做出判斷、對追求永不放棄的努力、對規則的尊重和堅守。談到做成功的企業有什麼訣竅，王石說，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訣竅，只不過是堅持，再堅持一下。“40年前，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個企業家，但我抓住了時代賦予的機會。”王石如是說。
位於廣東東莞的萬科住宅產業化研究基地。（資料圖片）
“改革開放需要企業家精神”
2003年5月，52歲的王石登頂珠穆朗瑪峰，成為當時登頂珠峰的最年長華人。而著名企業家登珠峰的電視直播，更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好多次想放棄，只是沒有下定放棄的決心。登山經驗很特別，不僅混雜著虛榮心、好奇心、冒險精神，還有面對恐懼不斷掙扎時產生的一種令人刺激、恐懼和抑制恐懼之間的衝突，使人處於一種極度專注、興奮和充滿創造力的超驗感受。”王石曾經這樣形容登頂珠峰的感受。
美國《戶外》雜誌記者喬恩·科萊考爾在記述其攀登珠峰的《進入空氣稀薄地帶》中曾經這樣形容登山，它預示著一種對衰老、他人的虛弱、人際關係的責任、各種各樣的弱點及緩慢而乏味的生活進程的青春年少式的拒絕。王石對此毫不諱言，這種“拒絕”就是個人英雄主義：“我追求個人英雄主義的頂峰就是登珠峰，追求個性的解放，就是我能你不能。”他徒步穿越沙漠和極點，玩滑翔傘創造了中國人的攀高紀錄，並且摔斷過兩根肋骨。在很長時間裡，王石被人們貼上了“冒險家”的標籤。
2010年，王石再登珠峰，和7年前不同，在登頂之外，這次的重點是珠峰北坡的清掃行動，他和其他企業家，以及西藏登山學校的15名專業登山隊員在整個珠峰登山季裡，清理了4噸垃圾和200個廢棄氧氣瓶，這是中國民間第一次大規模、高海拔清掃活動。“第一次登珠峰，能上去是我最主要的目的。第二次登頂的目的更加明確，就是環保和生態。”
這個轉變有著深遠的意義，標誌著這一代企業家正在走向成熟，也標誌著中國企業家對自己的行為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作為企業家，要顧及的不僅是你的企業，你的行業，你的城市，還要承擔更大的責任，號召大家和你一起幹，我行你也行。
這種責任感也體現在他領導的企業行為。2005年，萬科發起了“海螺行動”，在全國徵集“中低收入人群居住解決方案”；2007年，為節約建築中大量消耗的木材，萬科第一次向市場投放了5萬平方米的部品化住宅產品。之後，又開始在深圳、上海、天津的多個住宅小區中嘗試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應用。在深圳大梅沙的萬科總部，大樓外種了吸引蝴蝶的金橘和馬櫻丹，為了保護遷徙路過的白鷺，萬科借鑑新加坡鳥類保護的經驗，在人工湖上做了3個浮島。
談到現代中國企業應該有怎樣的社會責任，王石這樣看：“中國正在進入成熟的商業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中，企業賺錢和盡社會責任並不矛盾。一個好的社會形態，將使所有人從中受益。作為企業，對社會責任的主動承擔，會在一定程度上為之帶來更大的自由。”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在發展，企業面對的環境在變化，企業家也在改變。關注生態、關注環保、關注綠色發展，以王石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家在與時代共進步的同時，也在公眾中不斷樹立起自己新的形象。
這種責任轉變也體現在王石本人。他資助西藏盲童學校，捐出所有代言費，當過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的會長、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的執行理事長，又發起了深圳紅樹林溼地保護基金會，做廣告捐贈公益事業……人們又給他貼上了“公益人”的標籤。
但王石認為，公益不等於慈善，不是僅拿出一筆錢來就算了事。“一個公益項目想要獲得公眾的支持與參與，無論是公關、管理、遊說，都需要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擅長的正是規劃、管理、組織、協調，如果我們不把這些才能貢獻給社會，僅僅是拿出一些錢來，那談不上是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家向這個社會輸出的正能量，是現代的管理制度、組織結構、溝通技巧。”
“改革開放需要企業家精神，因為改革不僅需要發現目前存在的問題，還需要在價值多元的社會里，團結起足夠多的共識，調和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關係，以推動變革和創新，企業家的作用因此而凸顯。”王石說。
2010年，王石（左）第二次登頂珠峰。（資料圖片）
“學習是一種生活方式”
2011年早春，王石開始了他為期一年的哈佛大學遊學之旅，那一年他60歲。這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攀登”：“日日如‘趕集’。”從早上8點40分上課一直到看資料做筆記至凌晨。“到了第二學期，明顯感到眼睛老花程度增加，不得不重新配了眼鏡。”但在國內，相信他能如此拼命的人並不太多。“有人問我，哈佛也有中文班嗎？還有說得更難聽的，哈佛也有老年大學？”說到這兒，王石仰頭大笑起來。
“我曾經想過，要第三次、第四次登珠峰，打破人類登頂珠峰最大年紀的紀錄，但到了哈佛，我放棄了這件事。我兩次登頂珠峰，從個人英雄主義到關注環保，這都是有形的山峰，而學習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激起了我的強烈征服欲，我要攀上這座山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既要登物理的山峰，又要登學術的山峰。其實那段時間我天天都覺得在哈佛熬不下去了。但總有一個聲音提醒我，你是不是就打算虛晃一槍，你有沒有做最後的努力，你放棄了會不會後悔？”和“肥雞丸”事件中王石的自問自答如出一轍，30多年過去，他少年意氣依舊。
最終，王石完成了哈佛的學業，他甚至可以在世界自然基金會自如地用英文演講了。2013年10月，他又去了劍橋。“我讀書是為了個人修為，但又不僅僅如此，作為企業家，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中國企業要走向何處’？我希望通過學習找到答案，過去我思考的是‘如何讓企業成功’，現在要思考‘企業成功的背後到底是什麼’？”
這其實正體現了中國企業家們的另一種變化，他們越來越承認知識的力量，並且希望從中獲得前進的動力。“學習是一種生活方式”，王石一直在用這種生活方式充實著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王石曾經說過，萬科同樣倡導學習是一種生活方式，鼓勵員工的自我提升，通過培訓提升員工的專業能力和自身職業價值。在萬科成立之初，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員工不足30％，為此，公司專門組織初中文化程度的職員接受深圳成人高中教育，連王石聘請的第一位員工，只有小學學歷的無線電器件裝配工鄧奕權最終也拿到了大專畢業證書。後來，萬科員工中工程師所佔比例最大，如王石所期待的，萬科成為一家技術型的公司。
王石依然打算繼續他的遊學之路，下一站是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他想在那裡追溯現代企業精神的來源，也吸收現代農業科技的成果，比如水循環利用，對大棚、滴灌、育種技術的改良。畢竟他曾經說過，“70歲以後要去戈壁灘種地”。
此外，他還成立了深潛公司，在牛津和劍橋組織企業家們培訓。“現在已經做了8期，上午先過語言關，做口語訓練，下午組織他們劃賽艇、安排其他課，其實就是把我遊學的經歷濃縮在一個月的時間裡。”他還打算成立一家諮詢公司，“預計今年就會成立，幫助企業解決怎麼管理，怎麼轉型的問題。我到遠大、華大當聯席董事長，其實就是為了發揮我作為職業經理人的長處。看到有那麼多公司有困惑和短板，我們就來成立一個專業性的公司，把我的知識分享出來”。
在王石眼裡，有做不完的事。而其中讓他覺得最有挑戰的是他想打造的大運河品牌，不僅僅是水上運動，還包括城市經濟、體育和文化交流。“中國的運河城市，光地級以上的就有40多個，它們因運河而興，又因鐵路、高速公路的發展而衰落，但現在環保又給這些城市帶來新的生機。我打算將運河和運動相結合，然後通過各種方式喚起人們保護水資源的意識。”王石還表示，“大運河”不僅限於中國，這將是一個國際性的概念。“這是我從萬科退休之後找到的主要方向。我們處在這麼好的時代，值得做的事還有很多。”王石說。
（經濟日報 記者：徐涵、陳靜 責編：張葦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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