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以為2015年的萬科、寶能股權之爭是王石創業以來最大的難關。實際上，2008年才是。後來的十年，王石到海外訪學，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甚至在63歲練出了 “人魚線”，儘管質疑他“作秀”的聲音仍舊不絕。對於他本人而言，這十年的經歷，為的都是走出那個至暗時刻，重新尋找自我價值。
文 | 張佳婧 劉周巖
當頭棒喝
“我的很多人生轉變，都是57歲之後發生的。”王石在北京萬科的頂層告訴我。助理問他錄製視頻的時候要不要換上西裝外套，他說穿運動服就挺好，自然。雖然2017年已經從萬科退休，只保留集團“名譽主席”的頭銜，每天的日程仍然排得很滿：賽艇、公益，但這些事都是他想做的。“如果你連自己的時間都決定不了，能叫成功嗎？”王石說，33歲開始創業、66歲退休，自己人生的第三階段才剛開始。能達到此刻的自如狀態，王石經歷了十年的蛻變——身體的塑造、個性的伸展、知識的提升、社會角色的變化乃至生死觀的變化。他把這些經歷寫成新著《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近日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讀過書稿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王石真的變了。
轉折到來的2008年，萬科作為中國地產巨頭正風生水起，王石本人也完成了“7+2”滿貫（登頂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達南極點和北極點）。“王石是天生的領袖人物”，經濟學家張維迎評價，“他個性張揚，以自我為中心，我行我素，追求與眾不同，不循規蹈矩。他有強烈的征服欲和表現欲，喜歡冒險和挑戰，甚至願意冒著死亡的危險證明‘我能，你不能’。他喜歡領導別人，不願被別人擺佈。”
但也是那一年，“拐點論”和“捐款門”事件讓他跌落神壇。
2007年12月13日，王石在清華大學參加一場新聞發佈會，記者提問道：“進入10月以來，珠三角住房交易量出現不同程度縮水……，樓市拐點是否出現了？”王石答：“我認可你關於‘拐點論’的說法。”此言一出，坊間一片譁然。
開發商、經濟學家、房地產專家激烈地反駁“拐點論”。人們紛紛揣測王石的動機，各種“陰謀論”甚囂塵上。王石和萬科一時間被房地產同行和地方政府視為害群之馬，“遠離萬科”甚至成為口號。消費者的抵制情緒高漲，上演打砸鬧劇，萬科陷入空前孤立。
就在“拐點論”持續發酵時，接踵而至的“捐款門”事件更是使王石的個人聲譽跌到了谷底。“5·12”大地震當天，萬科捐款200萬元，備受網友質疑。三天以後，王石回應稱：“萬科捐出的200萬元是合適的。”他強調：“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成為負擔。萬科對集團內部慈善的募捐活動中，有條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讓慈善成為負擔。”
王石發表的觀點引來了眾網友的謾罵，迅速釀成了王石本人以及萬科歷史上最大的道德信任危機。 每天至少五六十萬條批判、譴責、謾罵的帖子湧進他的個人微博。這對於當時功成名就、受人敬重的王石來說是巨大的心靈衝擊。王石告訴我，一向認為理解年輕人的自己，這次發現公司裡的80後們對自己無比失望。
曾經採訪過王石的作家許知遠這樣評價他：“他非常在意社會標準，他不是一個徹底能夠自我依賴、自我滿足的人。”王石的一生都在自我證明，外界的否定對他打擊巨大。自小就是個體育愛好者，但王石始終對自己一米七多點的個頭介懷良久，當被問及這個困擾何時得以解決，他回答道：“直到登上珠峰之後。”
這似乎也解釋了王石痴迷極限運動的最初動機：自我表現、個人英雄主義。談起2003年攀登珠穆朗瑪峰，他回憶，在距離登頂僅有600米時，“我走不動了，那個嚮導發現說，你沒氧了……總指揮在7000米的位置聽到我沒氧氣了，他緊張了，著名企業家可能要死在那了，說讓我趕快撤吧。”但當時正值非典疫情，央視四個頻道同時現場轉播珠峰登山隊情況，收視率奇高，王石一想，還是得“上去再說”，冒險登頂成功。
2005 年 12 月，王石徒步九天，行走 100 公里抵達南極點
2010年5月22日，王石登頂珠穆朗瑪峰，高山缺氧導致了暫時性失明。
連最初下海經商，王石也承認不是為了謀生計，而是實現野心。當時在外經貿機關工作的他發現，自己最多也就是個廳局級了，“我這一輩子是個什麼樣子，甚至追悼會是怎麼開，我都清清楚楚。我還待下去幹嘛？”由此來到深圳創業，接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從倒賣錄像機開始，將萬科打造成中國房地產界的龍頭。
1984 年，創立萬科的第一年，王石與同事們在一起
但在2008年的危機中，王石此前所有的成就被大眾拋之腦後。一條來自網友的批評讓他至今念念不忘，“雖然你登上了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還沒有墳頭高。”那個依靠萬科與珠峰而構建的王石神話破碎了，曾經自信滿滿的他深陷旋渦之中。下一步，他究竟該何去何從？
求學西方
波士頓的冬天很冷，王石住的老式公寓供暖也一般，他常常喝熱咖啡暖身提神。有一次，他做語法造句和寫作的作業直到凌晨，聽到窗外掃雪車“叮噹叮噹”的鈴聲，感到渾身冰涼，下意識起身去廚房倒咖啡，發現電爐上水壺裡的水早已燒乾，壺底燒得紅彤彤的，壺蓋上的塑料扣都已經熔化了。窗外透出曙光，一看錶，凌晨 4 點，他這才上床休息，但神經仍舊興奮，怎麼也無法入睡。這是王石2011年年初來到哈佛訪學的第一個學期。
2011 年，王石在哈佛大學的公寓裡
和不少其他“五零後”一樣，王石受的教育並不系統，雖然以工農兵學員身份上了大學，但他並不滿足，“自視來講，我還是特別好學習的”。這也讓王石多年來一直存在身份認同的掙扎。“我感到文化人骨子裡對商人是鄙視的，更不要說房地產商人。”王石說他自己很清楚這一點。
2010年初，首次受邀在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授課，王石發生了心態上的轉變，他告訴我：
“未來如何把握、經營企業，我有我自己的感悟，但我覺得更多的不應該是我去講演，獲得掌聲，拍屁股就走了。未來是年輕人的，我當時就希望把更多的時間精力用到教育上。”但站在講臺上的吃力讓王石越發意識到知識的不足，多年前的留學夢便就此復甦。在不久後的一次晚宴上，哈佛大學中國基金執行主任邀請王石前往哈佛遊學，試探性地問，項目有三個月、六個月、一年，王石想都沒想當場說：一年！如今又回顧這個場景，王石告訴我：“實際上不用很著名的大學邀請我都會接受，但正好就是哈佛。”邀請函又遲了許久才來，原來對於是否要邀請一位中國商人到哈佛做訪問學者，在學校內部引起了爭議，還好王石最終“過關”。在哈佛，王石決定一切清零，選擇最原汁原味的留學生活。每節課跑堂，沒座位的時候席地而坐，午餐通常是一個三明治，下課後回學校圖書館還書借書、打印資料，晚餐在快餐店買一個四美元的土耳其雞肉卷，吃一半就飽了，另一半打包帶回。回到公寓，燒壺水，開始做家庭作業……
他不止一次強調：在哈佛學習期間有如“煉獄”，比攀登珠峰還難。這讓人倍感不解，畢竟相比冒著生命危險登山、在商場上廝殺，讀書該是何等愜意。王石解釋：“我當時第一個要過的就是語言關，聽不懂啊，每天都是煎熬……這和你的尊嚴沒有關係的，和你有沒有掌控力沒有關係，語言這個工具掌握不了，你怎麼辦？這對60歲的我來說是個挑戰。”王石多次想過放棄，但最終還是熬到了英語能從嘴裡說出來的時刻，過了這個坎，後面的一切就容易許多了。王石學習“上了癮”，又接連到英國劍橋大學、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繼續他的環球遊學，貫穿的線索是認識西方宗教，也由此認識西方文明的根基。
王石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是他繼哈佛、劍橋後求學的第三站。
經歷高強度、連軸轉的學習與交流，王石說他的思維“就像生鏽的機器重新加了潤滑油”，新想法層出不窮。另一個驚喜在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和再認識。在哈佛的第三學期，王石選聽了普鳴（Michael Puett）教授的 “中國古典道德與政治理論”——僅次於曼昆“經濟學原理”的哈佛第二熱門課程。普鳴教授將21世紀的美國人和2500年前的中國人相提並論，指出兩者都面臨自我中心的困惑，這讓王石感到震撼。他說自己的人生一直都想擺脫“傳統”，追求“現代”，恨不得把西方的一切都學來，沒想到千辛萬苦跑去西方的知識中心，他們卻在思考如何從中國傳統中挖掘養料，賦予當代美國人以價值系統。
回顧過去，當年“拐點論”事件後，面對開發商和消費者的盛怒、警察對於惡性事件的袖手旁觀，王石一度認為這是中國不夠“現代”，沒有契約精神而造成的局面，對社會感到失望。此刻再反思，他意識到中國在契約之外有其獨特精神——“同情弱者原則”。不再公開降價，而是利用各種節日促銷，事情實質一樣，社會接受度卻
大大提高，王石發現不再和“傳統”作對讓自己好過許多，這不僅是商人的“應變”，也讓他思考：自己有可能、有必要擺脫民族文化的身份嗎？在大學的陌生環境裡，王石不再是周圍所有人的老闆，許多時候就是一個60多歲的老頭。課堂考試，他最遲交卷，下了課，又發現自行車座被人毫不客氣地偷走。這卻無比難得，因為在過去，這樣的機會很少。只有一次：王石的粵語很差，卻喜歡逞能在公司開會時講廣東話而洋洋自得，直到有一天在香港，王石用廣東話在餐廳點菜，點一個服務員記一個，他正要高興，服務員問：“先生，你的普通話怎麼講得這麼差？”來到哈佛以後，王石發現身邊就充斥著講真話的“服務員”們。身份的落差，反倒激活了許多新的活力，開啟了反思的大門。
直到2015年，王石到劍橋大學上學，“走後門”進了賽艇隊，自己一下變成隊裡最弱的了，才意識到以前的幼稚。“我劃賽艇劃了十二年了，我也不和他們合練，到時候去了，哇，老闆來參加……劃了十二年賽艇，我整個是個混蛋。”但在劍橋，王石回憶，“年齡、經驗各方面都不如別人，自己是個弱者，但你發現人家不把你當弱者。”王石這才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賽艇精神的核心在於齊心協力，這對應著現代工業文明的一種協作模式：整體大於個人英雄主義。
王石與深潛賽艇隊員參加比賽
同樣是2005年，王石赴北極徒步，北京大學資深生物學教授潘文石專門趕到北京首都機場為他送機，轉交給他一封信。潘教授在信中讚揚王石的探險經歷，他認為探險是對大自然的尊重，與環境保護、生態保護等精神是一致的，衷心祝願王石成功。這讓內心自認不過是逞能與自我表現的王石面紅耳赤。“我是個明白人，我能讀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個公眾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以高尚的行為帶動整個社會。”王石說道。多年以後，王石竟然真的在潘教授的期待中找到了對自己的認同——環保。
企業家之責
海明威的《乞力馬扎羅山的雪》如此開篇：“乞力馬紮羅是一座海拔5985 米的常年積雪的高山，據說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王石深深為這一句話所吸引，但2002年當他登頂乞力馬扎羅山卻發現：乞力馬紮羅沒有雪了。2006 年“7+2”完成以後，王石還同隊友們在南極點附近興奮地脫光上衣慶祝，同樣發現：南極也不是想象中那麼冷。氣候變化就在眼前。
那時恰逢王石在萬科推進住宅產業化的過程。所謂住宅產業化，就是像造汽車那樣造房子，把儘可能多的比例在工廠製造預製件，然後到建築工地組裝成房子，可循環利用的鋼膜取代了傳統的木模。
王石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萬科，這個瞄準世界上最大房地產開發商目標的企業，同時也是巨量木材消耗商，究竟應承擔起什麼樣社會責任？“必須坦率地說，萬科推行住宅產業化的初衷是為了提升企業競爭力，不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後來發現推行住宅產業化能節省木材、節約能源，與綠色建築的要求高度一致，才從不自覺到自覺，大力推行。也因此，在低碳經濟時代佔得了先機。”王石選擇主動找到綠色和平組織北京辦事處，希望能有所貢獻，他說自己談不上多高尚，但至少希望不要成為負面典型。綠色和平組織很驚訝，從來都是他們“突襲”大企業，第一次有人主動找上門。
在綠色和平組織的牽線下，2008年王石先是訪問亞馬遜雨林，後又去美國華盛頓拜訪了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美國分部。後來的幾年，萬科與WWF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如“ 地球一小時”、垃圾分類回收、珠峰地區環境保護、保護喜馬拉雅山地區雪豹、推出全球木材綠色環保認證等活動，他也接受了美國分部的邀請，成為這家機構歷史上第一位外國董事。十年中，王石藉助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中國企業日”、世博會、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做了許多有國際影響的環保項目。如果說在國內，王石的標籤還停留在企業家和登山家，那麼在國際社會，是他在環保事業上的努力讓他獲得廣泛認可。
“我在環保領域所體會到的力量感，是商人或者說企業家的身份帶給我的。而因為環保，我對商人這個身份的理解，和我少年時、50 歲時，有了很大的不同。”王石說道。這種自我理解、自我接納對他來說實屬不易。
在哈佛學習期間，王石曾選修了“資本主義思想史”的課程。正是在那一時期，他了解到工業革命中商人的角色，像福特、洛克菲勒等 19 世紀末崛起的那一代商人，按照現代工業模式所組織的生產，無論是鍊鋼、煉油、修鐵路、造橋、造車等，顯然都對社會起了推動作用、倡導了新的生活方式。那麼，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以後，中國當代企業家又能為中國的社會帶來什麼呢？這是王石思考的問題。
2015 年，王石參加巴黎世界氣候大會
隨著在環保事業上重新找到自己的價值與定位，王石多了一條別人評價他的標籤：“世界主義者”。“就現在的生活狀態來講，我完全是世界範圍內的思考。但是我並不期許自己扮演一個擔當世界責任的角色。”王石對自己的侷限性認識得格外清楚，“比爾·蓋茨那樣或許是真正的世界人，我遠遠達不到他的影響力。但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
“中國的企業家階層除了財富外，是不是社會精神和高貴精神的代表者？是不是社會時尚的代言者？對於很多人來講，財富可能只是個數字。但是否生活得真正健康，變成這個社會最受羨慕的榜樣？我們的語言、思維的表達方式對社會的影響，包括對整個社會新思潮的引領，能否變成一種社會責任和使命？這是2004年2月28日，上海舉行企業家沙龍，聯和運通董事長張樹新的發問。
如今，這場聚會已過去15年，王石的“當頭棒喝”也已過去10年，他認為自己對這幾個問題給出了雖不完美卻真誠有力的回答。
王石《我的改變》
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
王石 著
【資產如何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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