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生产人用冻干狂犬病疫苗案曝光并且持续发酵。因此案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高度重视，于7月23日分别作出指示和批示，要求严查，又于8月17日分别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该案调查情况汇报并做出相关处置决定，目前已有多名相关官员受到引咎辞职、免职、责令辞职、深刻检查、被宣布调查等处理。同时，各类媒体对此案做了大量连续报道，人民群众也在热切关注着此案的进展情况。
回到11年前的 2007 年1月24日，当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监察部关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调查情况汇报，要求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
从普通青年到国家食药监局最高“掌门”
郑筱萸1944年12月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63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动物及人体生理专业，1968年12月大学毕业，与同班同学刘耐雪完婚，随后一起分配至浙江省杭州市第一制药厂工作。该厂是当时浙江最大的国营医药企业，几经变迁后更名为杭州民生制药厂。郑筱萸从技术员起步，于1979年3月起先后任该厂安全环保科副科长、技术科科长、计划科科长兼企业整顿办公室主任、副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1991年2月起先后任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席、党组书记。在他50岁时，升任当时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成为当时比较年轻的副部级官员。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他随即出任新组建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正部级），并于2003年5月在机构合并中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2005年6月22日，年满60岁的郑筱萸被免去国家食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此后，郑筱萸担任中国科协旗下的中国药学会理事长。郑筱萸此次被免职是因为他过了正常的60岁退休年龄。虽说他有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可以延后退休两年，但这两年内按规定不能担任领导职务，所以这实际上是一次正常的职务变动。郑筱萸曾经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入选首届全国医药行业优秀企业家，有多项荣誉证书。
价值观扭曲 迅速堕落
郑筱萸作为一名具有大学文化程度、1979年11月入党受党教育多年的部级高官，理应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尽心竭力地为人民做好工作，可是他却在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驱使下，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
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药监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双鸽集团、康裕公司、北京市斯格利达天然医药研究所、广东某公司、光明研究所、中华茂祥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普利制药有限公司、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等八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非法收受上述企业给予的人民币500.3146万元，港币100万元、美元3万元及奥迪牌小轿车一辆，共计折合人民币649.8158万元。
此外，他还严重失职渎职，玩忽职守，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2001年至2003年，郑筱萸在先后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草率启动专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药品生产监管工作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
郑筱萸玩忽职守造成严重的后果，经后来抽查发现，包括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资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而其中一种假药含有致死人命的物质，并导致至少五个人死亡。当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消除隐患，于2006年9月起对已经换发的药品批准文号进行全面清理，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郑筱萸上述玩忽职守行为，导致国家药品管理失序，增大了人民群众的用药风险，损害了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的形象，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带坏了下属 典型的“全家腐”
郑筱萸作为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的最高党政领导，理应管好下属，管好全国的药品生产，但是，由于他自身不硬，带了坏头，在他任上，不少下属出了问题，全国药品公共事件频发。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郑筱萸受贿渎职“示范”在前，药监系统内的一些人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为企业跑关系、帮企业办事情上，权力异化，出现了一批“蛀虫”。一些药监官员以各种名义投资、入股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中获利；有的在药品注册中与中介、企业勾结，买卖资料，造假，倒卖批文等。
在郑筱萸到龄退休被免去国家食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仅半个月后的2005年7月8日，国家药监局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及其妻付玉清因涉嫌受贿被刑拘，2006年11月28日，经法院查实，郝和平为多家医药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受贿款物折合80余万元，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
2005年11月，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与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刘永久先后被捕。2006年1月12日，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被立案调查，一同“落马”的还有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2007年7月6日，曹文庄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国家药监局的两个重要部门，医疗器械司和药品注册司的原司长郝和平、曹文庄，都曾先后担任过郑筱萸的秘书，郑筱萸包庇郝和平、曹文庄等人，在国家药监局内部早有非议。
身陷囹圄的郑筱萸多次对办案人员说，他对曹文庄的信任和使用，超出了曹的工作成绩和品行表现，是情感占据了上风，结果为曹提供了渎职滥权的机会。在郑筱萸治下的地方药监局也接连有人“落马”。
失范的监管，让群众用药风险陡增。2006年4月，“齐二药”假药事件爆发，导致11人死亡；8月，“欣弗事件”爆发，截至8月18日共有11人因注射欣弗死亡。前者系原料造假，后者因药厂擅改生产工艺而发。未及半年，又爆出“佰易”事件，广东佰易公司违规生产，部分产品导致患者出现丙肝抗体阳性……数以万计的受害者在苦苦找寻着公正。此外，旧药翻新涨价上市，一些质优药品降价死，逼着就医者吃贵药，加重了老百姓的医疗负担。
郑筱萸当时作为重要部门的“一把手”，不仅要有对群众负责的意识、对党和政府负责的意识以及对下级负责的意识，还要有对家人负责的意识。事实证明，所有这些责任意识在郑筱萸那里都已荡然无存了。郑筱萸本应涵养良好家风，管好家人，但是，他却默认和纵容他的妻子和儿子利用他的权力，多次收受药企钱物贿赂，一家三口悉数涉案，是典型的“全家腐”。有知情人士说，在有关部门深入调查期间，当明确告知郑筱萸其妻儿已经被捕时，郑筱萸曾经痛哭，并且非常悔恨地说，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他的妻子和孩子。
恶报虽远 但逃脱不了
2006年12月22日，因涉嫌受贿，郑筱萸及其妻儿被正式立案调查。此后，随着调查的深入，郑筱萸受到行政开除处分，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开除党籍，并被依法逮捕。
2007年5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郑筱萸涉嫌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案，并于5月29日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郑筱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郑筱萸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改判。他在上诉状中表示，自己在案发后有“主动坦白”“认罪态度较好”等法定可以从轻的量刑情节，而一审做出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量刑过重”，希望二审法院考虑这些情节，酌情对一审判决做出改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于6月22日做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07年7月10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郑筱萸在北京被执行注射死刑。
对受贿高官判处极刑，一直比较罕见，当年成克杰和胡长清的判决结果曾令社会震动。从那以后，许多巨额受贿的高官均被判死缓，例如原四川省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等，他们受贿金额均达到千万元级别。与这些官员相比，郑筱萸受贿金额仅649万，论职务也高于或者相当于这些官员。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令人不免产生疑问，为何对郑筱萸进行重判？
郑筱萸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除了受贿数额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就是犯罪情节。首先，从数额上来看，刑法规定，个人受贿十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而郑筱萸受贿数额是649万元，完全达到了被判处死刑的数额标准。其次，从情节上看，《刑法》规定，个人受贿十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法院认定，郑筱萸置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顾，为有关企业在获得相关许可证、药品进口、注册、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无论从主观恶性、犯罪手段还是犯罪社会危害性，都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因此，法院判处其极刑是完全合法的。郑筱萸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是罪当其罚、咎由自取。
郑筱萸在被执行死刑前一天所写的忏悔书中说道：“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一片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账我是应该认的。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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