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文章较长，耐心阅读哦，收藏有利于学习）
三个犹太人有四种意见，这句谚语是犹太人对自己的争辩精神的概括。
对于拉比犹太教而言，这不仅是一种现实，而且是一个信念：三个犹太人必须有四种意见！这种信念甚至被用于司法裁决。《巴比伦塔木德·公会卷》17a便记载了这样一条律法：
“如果公会（当时的犹太最高法庭）诸法官一致认定被告有罪，则被告无罪。为何？因为我们从传统中学得：在这种情况下，裁决必须推迟，以期出现对被告有利的辩护。”
不过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局便打了这样一个盹。六日战争的狂胜几乎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昏了头，军情局内压倒性的观点是：阿拉伯人不敢再次开战。这种“全体一致”的气氛使得军情局忽视了所有关于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开战的情报，包括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女婿送出的绝密情报。结果是：以色列国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以埃叙两国偷袭得手而开场。以军在战争初期损失之惨重，甚至使得身经百战的独眼名将摩西·达扬一度精神崩溃，悲观地认为以色列国面临毁灭的命运。
战后，痛定思痛的以色列政府在军情局内部设立了一个控制部。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唱反调”，就是针对任何“一致同意”的决策或报告提出不同意见。中国的孟子讲过“仁者无敌”，该部门的口号却是“思者无敌”。他们的外号是IpchaMistabra"，这个来自《塔木德》的亚兰文词的意思是“正相反”，是古代拉比们争辩时常用的开场白。这个“正相反”部是军情局内最受宠的部门，不仅其成员大多是有极强学术训练背景的高端人才，而且拥有让其他部门嫉妒不已的特权——有权查阅任何机密档案，有权越过军情局领导，直接向最高决策层提交报告。
要理解犹太人这种奇特的“没有反对者就活不下去”的执着，则必须讨论与平行逻辑实施相关的思维和行为准则。
平等与律法：平行逻辑的基本理念
平行逻辑，是犹太思想传统的重要特征之一。平行逻辑的根本是包容。了解一点宗教史，都知道不少宗教都因为观点分歧互不向相容，乃至大动干戈。犹太教却在差不多两千年里自成一体，虽然近代也有新流派产生，但各派基本相安无事，也没有改变犹太教的本质。
《塔木德》举了一个例子：犹太节日住棚节，是在户外临时搭棚子住一个礼拜，以纪念先人出埃及后在矿野漂泊的数十年。由于棚子大多搭在居室附近，有时界限模糊，被沙玛伊学派认为没有履行“住棚”的责任，希列学派却认为已经履行。两派争论时，希列学派说：“有一次沙玛伊学派的长老与希列学派的长老一起看拉比约哈南·本·哈赫拉尼特，他的头和身体在棚子里，用的桌子却在房间里。”
可以看出希列学派熟知对方的论据，并在辩论中替对方举出。提到双方时，把沙玛伊派放在前边，本派放在后边。这两条，特别是第一条，是平行逻辑特有的谦卑观；谦卑不只是自谦，而是像保护火种一样保护对方的观点，找出其精华所在。这种谦卑也是对等的，虽然保存对方的观点，但并不因此放弃己见；虽然总结对方的精华，但并不吸收到自己的观点中，形成所谓“完美观点”。
我们不妨对比儒家的谦卑观。《论语》里有一个“孟之反不伐”的故事：齐鲁交锋，鲁军败退，鲁国大夫孟之反主动殿后，跑到城门时，佯装抽马几鞭，说“不是我勇敢，而是因为马不肯跑。”这种谦让的目的何在？仍然是在竞争中胜出！
《论语》记载子禽问子贡：孔子在各国的官职，是自己追求来的，还是别人给的？子贡回答说：是靠“温良恭俭让”得来的，也可以说孔子追求，但追求的方式与别人不同。
那这两段跟《塔木德》对比，会发现双方的谦卑观有相同之处。比如都包含“自谦”的成为，都相信谦卑赋予谦卑者某种超乎他人的力量。但存在两个根本的差别。
第一，儒家传统的谦卑是修身的一项内容，主要为了实现自身的修为，他人几乎不扮演任何角色。犹太传统的谦卑基于平行逻辑，给他人以平等存在的机会，不是“我比他强”。
第二，犹太传统的谦卑是“认真真正的律法”的手段，是发展智慧的跳板。“自谦”并不是自贬，充分尊重别人的同时，不会不顾事实地贬低自己。而儒家的谦让与对世界的“认识”没有什么关系，孟之反那样歪曲事实的解说并没有不妥。
从根本上说，双方都试图为争执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儒家以“不争”代替“争”，不去比谁争的水平高，而是比谁“不争”。当不争者胜出时，争者就消失了。犹太教则鼓励争执，提高争的水平，胜负看谁更能容忍对方观点的存在。由此犹太教的世界始终是多元的。
或者说：儒家哲学要分出君子小人，但不能告诉你怎么做才是君子；犹太教不在乎你是不是君子，他要做的是把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纳入律法之中，列出一个清单。
情理分离，平行逻辑落地的前提
从文章开头提到的例子中可以发现，犹太人对问题的答案，永远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可以否定其他答案，永远不要嘲笑别人的答案。
“世界不确定”和“万物归二”，是平行逻辑的世界观基础，也是犹太人对世界的认识层面。在犹太传统智慧中，宇宙天地不依赖于人而且这是一个不和谐的世界！
《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晏子春秋》中有一段用汤做比喻：从不同材质做出来的汤才鲜美。有趣的是，犹太教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pilpul”的词义是争辩，词根却是调味品，也是用不同味道的交锋比喻犹太贤哲间的辩论。
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儒家思想无论如何强调“不同”的重要，总是以“整锅汤”为前提，整锅汤便是“和谐”。君子可以不同，但都是“和”的一部分；反观犹太教的Pilpul，讲的只是不同味道间的冲突，至于这些调味品用来做什么食物，则完全不涉及。
更深一层说，犹太教的“不和谐世界”根本上源于“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分离。与儒家传统强调“天人合一”不同，犹太教传统强调人神的不可逾越，神的世界的主体部分是人完全无法理解，也永远无法达到的。
这里有必要区别一下和平与和谐两个概念。犹太传统中基本没有和谐的概念，连现代希伯来语的和谐这个词都是从英语音译过去的。不过这并不是说有犹太人整天惹事生非，“防止冲突”的和平概念，犹太教不仅有，还很重视。
犹太传统对“不和谐”的追求并非挑起冲突，而是保持个性，抗拒任何泯灭个性和做法。
“缺乏思考力”是儒家致命弱点
新儒家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儒家文明的致命弱点一一缺乏思考力。这种缺乏思考力的情况在现代中国学者中普遍存在，而且至少从两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的确，如果我们拿我们的“求道式思维”与“求经式思维”和“求真式思维”相比的话，我们在两百年间确实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更没有像那后两种思维一样出现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大思想家。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整体思考力的低下不能说是一个根本原因。
这种思考力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与儒家思维中的权威来源有关。儒家思想中的权威，也就是评判是否正误的依据，既不来源于希腊哲学和犹太教所依赖的逻辑体系，也不来源于《托拉》式的超级经典或者希腊人所探求的客观世界，而是来自于人的内心世界。某种做法是否正确，某种说法是否谬误，不是依靠理性思维来加以推导，而是凭借一种情理混合的“心安”的感觉来判断的。所以中国人遇事讲究“心安理得”，讲究“问心无愧”，一切都是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自己的头脑去寻求答案。
种“求心”的思维方式本来也有自己的长处，比如比较照顾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体验，比较容易造成和谐的环境。不过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短处，那就是这“心安”不仅仅是一种思维的标准和手段，而且是一种生活的目标，也就是追求一种思维上的满足而静止的状态，不去求变求新。徐复观先生曾提出中国传统中存在着“思维的惰性”，其实便是由此而来。
如果拿拉比犹太教来做个比方的话，儒家圣贤们将很愿意接纳被拉比们驱逐的“全知圣人”拉比以利以谢，如果他的话确为“道”的真传，大家都该由此心安而已，还有什么必要争吵不休？
犹太思维也可以作为“思想磨刀石”
针对这种“思考力的欠缺”，徐复观先生提出用学习希腊哲学的方法来加以补偿。他认为思想好像一把刀子，而且只属于自己，不可能把别人的拿来。因此别人的思想只能拿来做磨刀石，训练和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而最好的磨刀石便是希腊哲学。
其实“思想的磨刀石”并不限于不同思维种类之间的关系，同一文化传统内也存在一个“思想的磨刀石”的问题。类似希腊的传统或者犹太的传统，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锻炼思维能力的工具和途径。犹太教的“口传托拉”便是这样一种磨刀石，而且这种磨刀石并不限于少数学者使用，而是通过宗教教育和仪式活动普及到了全民。这样几千年的全民思维锻炼，无疑是犹太民族出色的思考能力的来源。
反观中国文化，徐先生的观点其实暴露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的传统中缺少一种类似思维的磨刀石的东西，没有什么是真正训练并推动全民思考力提高的途径。
毫无疑问，当我们犹太思维相遇时，这种思维可以像希腊哲学一样，为我们提供另一块思维的磨刀石。由于求道式思维与求经式思维中共同的“求道”成分，这块磨刀石甚至可能更容易被我们接受。不过，这场相遇的意义其实完全可以超出磨刀石的界限。
历史上，我们曾走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有极大的关系。西方所有的，只是对真理的认识、而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都是有待发展的。把对真理的认识看成真理本身，希望在西方那里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实际上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追求能让我们重新“心安理得”，回到思维的静止状态的“标准答案”；这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惰性的延续。
我们可能搬来了几筐鱼，却从不知道鱼是如何钓出来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使我们至多成为一个“拿来主义”的山寨大国，永远不可能在发明创造上走到西方人前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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