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傳統業務的困境
在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下，商業銀行肩負著吸納社會剩餘資金為實體企業提供貸款的社會責任。對於傳統業務而言，商業銀行用較低的融資成本獲得存款，然後尋找門路將資金以較高的價格貸出，收益源自“存貸差”。
早些年，金融產品還沒有現在這麼豐富，人們手中的閒錢都是老老實實地放入銀行。由於設有嚴格的利率管制，商業銀行完全不用挖空心思地“攬儲”，存款都是自己乖乖送上門的。人為壓低的利息帶來大筆無風險收益，負債端（存款）成本遠遠小於資產端的收益（貸款等），銀行“閉著眼睛”就可以把錢賺了。
然而，任何行業都有周期，餡餅不能永遠免費。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存貸款利率上下限的取消對商業銀行猶如當頭一棒，“閉著眼睛”賺錢似乎不再那麼容易。利率市場化推動著資本的“唯利是圖”，客戶手頭的“閒錢”也不再這麼便宜。隨著理財產品和各種“寶寶類”產品的誕生，可供客戶選擇的產品繽紛各異，收益也大都高於普通存款。於是，一部分對新事物敏感、相對開明的投資者開始重注投資收益，傳統存款利率受歡迎程度日漸衰敗，銀行閉著眼睛掙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
在此背景下，一部分銀行改變姿態，畢恭畢敬地放下架子，潛心鑽研尋求存款替代。金融產品不斷推陳出新，“吸儲”的招數也花樣繁多，既有授信推動（以貸轉存，讓渡部分貸款利率，換回對公客戶的保證金或一般存款），又有產品撬動（打價格戰），更有千奇百怪的營銷方案和創意設計。各種招數能用全用，無非就是想保持體量不減。到頭來，“量”是保住了，但“價”卻高了不止一個層級。
問題再次出現，相比傳統銀行存款利息而言，創新性的結構化產品雖然更能吸引投資者的眼球，但隨著各類理財產品和結構化存款佔所有資金來源比例的不斷抬升，銀行負債端的成本也日益高築，只能尋思著如何才能“補精養晦”。羊毛出在羊身上，對於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而言，結構化產品提升了負債端成本，只有相應提高資產端收益，才能保證銀行正常盈利。於是，商業銀行開始業務轉型，為了盈利不擇手段，甚至和中央銀行展開博弈。最終，間接擾亂了金融秩序，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虛擬經濟信用擴張無度，與中央銀行展開“對賭”。銀行發行同業存單買基金公司的貨基，基金公司再拿貨基融來的錢買同業存單，如此往復循環下去，銀行達到了“衝規模”的目的。如果沒有2018年初宣佈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接受33%的比例限制，那麼這種反覆“放大”的嵌套遊戲可以無限傳遞下去。
然而，按照經典理論，借貸資本的利息應該來自產業資本的利潤分成。換言之，金融脫離不了實體經濟，資金借貸歸根結底是為了實體生產的需要，如果實體回報率不足以彌補借貸成本，這種生產和借貸行為根本就不可能發生。那為何近兩年在實體經濟“不興”的前提下，金融系統卻可以自我膨脹呢？到頭來還是因為中央銀行不斷注入基礎貨幣所致。不可否認，在利率雙軌制下，資金面的鬆緊程度終歸會從短端的貨幣市場傳導至中長端的信貸市場。央行出於維護金融穩定和扶持實體經濟的需要，近兩年來不斷“印鈔”。而金融系統卻把這種“救命鈔”當成了賭博籌碼，樂此不疲地“加註”，並最終形成了和央行之間的“對賭”。結果是，基礎貨幣供給本來就在外匯流失的壓力下手忙腳亂，一群“壞孩子”還在不斷地加槓桿嗷嗷待哺，到頭來所有的交易都在賺央行的錢。
二是資金成本不斷提升，實體經濟苦不堪言。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是通過產品嵌套實現資產負債表“擴身”的，原本以貸款形式提供給企業的信貸資金，經過層層嵌套變成了五花八門的各類債務。每嵌套一層，就多一份利，最後落到企業手上已經不知抬升了多少成本，實體企業成為最終受害者。
商業銀行的三大“角色扮演”
其實，商業銀行原本可以依靠“人為壓低”的存款利率賺得盤滿缽滿，如今卻各種“小動作”花樣頻出，甚至與監管打起了“擦邊球”，是什麼抬升了銀行的風險偏好？歸根結底還是市場化改革。
前文提到，市場化之前，可供儲戶選擇的投資標的少之又少，商業銀行完全沒有負債端的成本顧慮，資產端即便只配固定收益產品，日子也會非常滋潤。在此階段，商業銀行往往會選擇配置政府資產（平臺+土地）以鎖死信用風險。隨著金融產品的不斷豐富，低成本的普通存款佔比減少，但在利率中樞持續走低的情況下，商業銀行仍可以在同業市場拿到短期高波動、低成本的資金，通過質押式回購滾動加槓桿擴規模以尋求高頻低息差。
後來，興起了新的“玩法”，各行開始紛紛追逐同業業務。一家獲利，千家效仿，很快成了整個銀行業心照不宣的行業潛規則。然而，繁華終會落盡，同業資產的不斷積累和嵌套，勢必對利率中樞產生向上的助推作用。流動性日趨緊張，商業銀行與央媽的“對賭”也開始顯露鋒芒。隨著實體經濟的持續“不興”，過高的資金成本失去了底層支撐，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的遊戲很難再繼續下去，金融體系終究顯得脆弱不堪。昔日的“乖寶寶”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並帶動金融體系不斷“自我膨脹”。
商業銀行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實現自我膨脹，離不開它的三大“角色轉型”。
充當“小財政部”
第一大“角色轉型”是指商業銀行搖身一變成為“小財政部”，與鬆弛的地方財政紀律一起成為地方建設的“印鈔機”。眾所周知，房地產結合土地財政一起成為了前三十年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中流砥柱，基建也儼然成為政策層在經濟下行階段“相機抉擇”的重要抓手，特別是在近年來經濟L形探底過程中，更少不了商業銀行配合地方政府“擴財政”的影子，其結果是廣義貨幣的不斷“膨脹”。這與傳統意義的量化寬鬆大相徑庭——美歐等發達國家和經濟體採用的是單一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依靠的是成熟的“中央銀行+發達的金融市場”來實現貨幣革令其“走下神投放。說到底就是資產負債表左右兩端同時增加記賬：左邊資產側借記各項資產，主要是房地產ABS和國債等，右側負債端記貨幣發行及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並沒有實質的“印鈔”，有的只是資產負債表的“擴身”（左右增加數字）。而我國依靠的是龐大的“商業銀行+財政紀律鬆弛的地方政府”，在挽救經濟的同時，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廣義貨幣的增長（圖1）。
銀行充當“小財政部”有何不妥？
首先，“逐利性”非但不能實現福利最大化，反而還會加重信用風險。我們知道，財政部運用財稅政策實施宏觀調控和綜合平衡社會財力，而商業銀行自從利率市場化改革令其“走下神壇”後，“逐利性”成為首位。為了維持淨息差帶來的淨利潤，銀行必須要將吸收來的存款“有處安置”。早些年，當同業業務還沒有興起的時候，銀行時常會追著地方政府和大型企業“推銷”貸款。企業原本不需要這麼多資金，但出於“價格便宜”，也“勉為其難”地收下了。貸款一旦到手，原本精打細算的企業難免會盲目擴大生產，如果趕上經濟繼續蕭條，生產端的擴大缺少利潤的填補，企業就揹負了“本不情願”的債務。所以，一定程度上講，把某些企業推到破產邊緣的，恰恰是充當“小財政部”的商業銀行。
其次，加重了信貸錯配，同時進一步導致商業銀行在授信能力上的退化。一旦中小企業出現償貸風險，就會加重商業銀行的“信貸錯配”，在貸款提供上更偏向政府信用，也就是“國企+地方債+土地財政”。如此一來，企業主營業務盈利現狀和前景就顯得不再重要，反而政府“兜底”成了衡量信貸授信的唯一考量。財政看的是主體和背景，傳統商業銀行授信看的是專業風控能力，一旦主體信用的判斷不再需要太多的專業水平，單單依靠“找人情”撮合幾單財政類融資就可解決吃飯問題，那麼銀行體系的風控和授信能力勢必退化。
披上投行“外衣”
第二大“角色轉型”是傳統商業銀行正在披上投行“外衣”。投資銀行業務包括證券承銷、公司理財、兼併與收購、自選服務、基金管理、風險投資，以及為金融機構進行的大額證券交易。投資銀行業務不僅可以由獨立投資銀行進行，很多的商業銀行也在大規模開展投資銀行業務。商業銀行介入投資銀行業務能夠實現多元化經營，共享基礎設施和信息，降低信息、結算、監管方面的成本，但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投行化”進行得並不完美（表1）。
首先，商業銀行和投行在企業成長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樣，存在利益衝突。投行關注的是企業的資本結構，解決股權和中長期債務融資的問題，在企業IPO和發債過程中，投行與企業客戶具有分成式的利益綁定；而商業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分成，理論上來自企業的利潤，體現了實體利潤在借貸資本和產業資本間的分配，這導致了商業銀行與企業間存在一定的“對立”關係。在經濟下行時期，信用風險加大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往往會緊盯企業，忙於抽貸退出。
其次，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相比，我國商業銀行在從事投資銀行業務方式上過於簡單，產品範圍相對狹窄，種類不夠豐富，大部分是初級的重複產品，缺乏自主開發新產品的能力和意願。這導致商業銀行之間的業務越來越相似，不同的銀行將面臨同類型的風險，系統性風險隨之增加。同時，國內商業銀行在投行業務風險管理上，並未對商業業務和投行其他業務展開機制及組織上的風險隔離。隨著我國商業銀行投行業務範疇的拓寬與強化，商業銀行越來越無法約束內在業務穿插運營的風險傳播。商業銀行通過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開展大規模的證券承銷、理財產品等投資銀行業務，不斷將信貸資產從表內轉向表外，提高了外部監管與政府幹預的難度和成本，助長了系統性風險的積累。
最後，缺乏相應的專業型人才。投資銀行業務涉及面廣，專業性強，不僅要有法律、投資、融資等專業經濟學知識，還需要對經濟形勢具有敏銳的判斷力、決斷力。而我國商業銀行在人才方面存在較大缺口，很容易產生經營風險。
轉戰“泛資管”
第三大“角色轉型”是推動“泛資管”。伴隨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人們對貨幣的使用成本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普通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已經難以滿足儲蓄需要。同時，商業銀行受利率市場化影響，信貸利差收緊，固有紅利消失，傳統信貸業務也難以繼續支撐銀行的健康發展。此時，“泛資管”無疑成為商業銀行盈利來源的新渠道，對實現商業銀行結構轉型，業務升級有重大意義。但是，如同前兩個“角色扮演”一樣，商業銀行在經營資管業務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資產池”運作機制存在隱患。我國商業銀行資產管理最大的特點就是“資產池”模式。銀行通過發售理財產品募集資金，形成“資金池”，然後以存單、債券、外匯、股票、信貸資產等交錯構築銀行的“資產池”，實現多個理財產品對應多筆資產，通過期限錯配、連續發售，實現短期理財資金投資長期融資項目，這樣會導致理財產品的存續期與投資項目運營週期不匹配，存在流動性隱患。而商業銀行為確保資金穩定，就需要分期持續發售理財產品，然後再將投資收益在不同期的理財產品之間進行分攤，又會造成各期產品的風險聯動。一旦某期資金出現問題，就會影響到整個投資項目。再者，由於各類資產風險特性不同，商業銀行難以有效對整個資產池的風險進行管理，單個入池資產的風險可能在整個資產池蔓延，引發系統性風險。
其次，存在剛性兌付。我國商業銀行資管業務的主體是理財產品，早些年“保本”理財佔了相當份額。理論上講，存在剛性兌付的理財產品是借貸關係的延伸，這就造成銀行資管業務偏離代客理財的初衷。出於公眾對商業銀行的固有觀念，即便投資者購買了非保本浮動收益的理財，也往往會忽視風險，認為商業銀行有義務保證本金安全，不經意間擴大了銀行的兌付風險。
最後，“通道”類業務倒逼商業銀行承擔“最後風險”。商業銀行的資產端受到信貸額度、標的投向等限制，需要借用券商或信託機構的通道為客戶融資（多為基建、地產）。在這個過程中，券商或信託類機構僅扮演“中介人”角色，並不會主動承擔風險。而商業銀行雖然借用“通道”擴大了投資範圍和資產規模，但很可能成為風險的“最後承擔方”。
面對亂象，監管終於出手
有了前文提到的三大“角色轉型”，商業銀行在“乖寶寶”向叛逆轉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終於，對賭的過程中激怒了“央媽”，九州之下一場轟轟烈烈的“監管整頓”轟然展開。
2018年4月27日，《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正式出臺。這部被業界稱為資管新規的行業重典歷時5個月的徵求意見期，經過監管與金融機構反覆論證、權衡、博弈、修訂，如今終於塵埃落定。涵蓋銀行、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證券公司、信託公司、保險、期貨等整個資產管理市場，涉及資金上百萬億元，其影響之巨可見一斑。而商業銀行作為整個金融體系的核心，更是金融監管的重中之重。
前面提到，近年來資產管理與影子銀行成為金融與實體加槓桿的渠道，長期存在的剛性兌付還為槓桿無限放大提供了基礎。因此，本次資管新規的發佈，核心思想就是通過打破剛性兌付來實現金融、實體去槓桿的宏觀目標，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資管新規包含兩個核心內容：
一是建立統一資管業務規則和標準。近年來資管行業野蠻生長，影子銀行飽受詬病，但監管效果一直差強人意。究其原因，整個行業牽扯機構種類眾多，長期以來在分業監管體制下缺少統一的監管框架，給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套利創造了條件。各類通道業務也應運而生，大行其道，為金融機構規避監管創造了空間。資管新規的出臺，從募集方式和投資性質兩個維度對資產管理產品進行分類，分別統一投資範圍、槓桿約束、信息披露等要求，強化監管協調，將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有機結合，以降低跨行業監管的交叉風險與協調成本，成為新的綜合性監管框架下邁出的堅實一步。
二是引導市場打破剛性兌付。前文提到，我國商業銀行資產管理最大的特點就是“資產池”模式。銀行通過發售理財產品募集資金，形成“資金池”，然後以存單、債券、外匯、股票、信貸資產等交錯構築銀行的“資產池”，實現多個理財產品對應多筆資產，通過期限錯配、連續發售，實現短期理財資金投資長期融資項目。如果基礎資產出現問題，管理機構可以用後期投資者的投資本金向前期投資者兌付投資本金和收益，或者用自營資金承接問題資產，週而復始，循環操作，從而實現剛性兌付，暫時掩蓋金融風險。但風險終究沒有消除，而是不斷地積累與轉嫁，給整個金融體系埋下隱患。
資管新規規定，金融機構不得承諾保本保收益，產品出現兌付困難時不得以任何形式墊資兌付；引導金融機構轉變預期收益率模式，強化產品淨值化管理，並明確核算原則；明示剛性兌付的認定情形，包括違反淨值確定原則對產品進行保本保收益、採取滾動發行等方式保本保收益、自行籌集資金償付或委託其他機構代償等；分類進行懲處，存款類金融機構發生剛性兌付，足額補繳存款準備金和存款保險保費，非存款類持牌金融機構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和中國人民銀行依法糾正並予以處罰。資管新規涉及的其他幾項重要內容，例如實行淨值化管理、禁止資金池運作、禁止多層嵌套、減少錯配、獨立運作等，實質上都是為打破剛兌服務，是實現破除剛兌的具體手段。
滴水頓悟，慈悲為懷
資管新規最終落地，並沒有對資管業務“一棒打死”，而僅是堅持核心要義沒有變化，但在具體要求上，更加重視政策推進的穩妥與審慎，更多地考慮了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的承受能力，嚴格程度較徵求意見稿略有緩和，對市場衝擊相對減弱。
為什麼會有邊際緩和？歸根結底，金融市場是為實體服務的，對金融市場的整頓，要以支持實體為依據。單方面一味打壓，勢必過猶不及。因此，資管新規堅持核心要義不變，但整體緩和，對現有銀行業的三大“角色扮演”也沒有全盤否定，反倒特意留下了幾處“口子”。
公募資產支持證券
雖然新規過渡期有所延長且允許發行老產品對接，但對存量仍需要壓縮遞減。一方面，由於對多層嵌套資管產品的監管向上穿透，公募產品將無法藉由私募產品（包括信託計劃、證券公司資管計劃）對接非標資產；另一方面，資管產品直接或間接對接非標資產的禁止期限錯配，對於相當一部分期限動輒數年的非標資產，不太容易找到期限匹配的對接資金。因此，數十萬億元的非標資產如何處置是一臺重頭戲。
對非標的處理大體有兩個方向：一是非標入表，即用銀行表內信貸將表外的非標資產接回表內，這一過程需要消耗銀行資本金。從前期監管層下調撥備覆蓋率、鼓勵發行資本補充債券等舉措可以感受到政策對非標入表的呵護。二是非標轉標，將非標資產轉化為標準化資產，主要方法是將非標資產做資產證券化處理，發行公募ABS（包括銀行間和交易所ABS），從而可以迴避上述監管限制。兩種非標處理方式的各自需求尚不可測，可能需要銀行在實際過程中視成本與收益的平衡而定。從一季度社融數據來看，表內貸款增速基本穩定，但表外融資萎縮帶動社融增速快速下滑，非標全部入表幾乎不可能實現，因此非標轉標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圖2）。
結構性存款
根據《2017年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年度報告》統計，截至2017年底，銀行保本理財餘額超7萬億元，非保本理財餘額22萬億元。資管新規落地後，保本理財和一部分原先具有保本保收益預期的非保本理財在打破剛兌要求下將會逐步退出，隨之而來的是銀行大量個人和機構客戶以及寶貴負債來源的潛在流失問題。在普通存款利率上限短期難以突破的情況下，結構性存款應運而起，相當於通過在普通存款中嵌入金融衍生工具，與利率、匯率、指數、商品等相聯繫，使得投資者有機會在滿足特定條件時獲得高於一般存款的收益率；如果條件未滿足，投資者可能獲相對較低的利息率。因衍生品覆蓋範圍與種類極為豐富，可嵌入普通存款的衍生品結構也可多種多樣，從而滿足各類風險偏好投資者的理財需求。
雖然結構化存款抬高了銀行負債端成本，業務利潤率可能低於保本理財，但面對負債資源稀缺和客戶資源流失風險，銀行存在利用結構性存款承接保本理財和部分非保本理財的真實需求。截至2017年底，中資行共吸收結構性存款約7萬億元（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為8.8萬億元），假設7萬億元保本理財中的大部分（保守估計65%）和22萬億元非保本理財中的小部分（10%）成功由結構性存款對接，即使不考慮額外增長因素（市場規模增長、普通存款的轉化等），結構化存款市場規模也可達到14萬億元，潛力十分可觀。
商業銀行零售業務
目前，銀行同業業務的極盛時期已經告一段落，在金融去槓桿的過程中，銀行同業業務鏈條持續被壓縮。據統計，2017年同業存單存量規模增長24%，增速較2016年放緩84%；同業理財規模縮水3.4萬億元，降幅高達51%，佔總理財規模比重下降12%。隨著以“同業負債+委外投資+同業理財”為代表的同業套利模式基本瓦解，同業業務最好的光景已經過去。未來幾年，伴隨銀行同業業務的迴歸本源，銀行業的競爭主戰場將重回傳統零售業務，進入負債管理為主、零售為王的時代，零售業務出色的銀行將獲得長期利好。一方面，80後、90後正步入收入上升期和消費上升期，並且相比於已經或接近完成財富積累的60後、70後具有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對消費信貸、個人理財都有大量的需求，這意味著零售業務兼具當下繁榮的基礎和未來增長的潛力；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的迅速發展深刻改變了零售業務的運作模式，零售業務線上化顯著降低了運營成本，提高了信息匹配效率，未來隨著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和大數據的應用，業務風險和成本有望進一步降低，零售業務在各項銀行業務中的比較優勢將更加凸顯。
銀行資管子公司
商業銀行可以設立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資產管理子公司或專門的資產管理業務經營部門，通過將資管業務劃歸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資管子公司，實現表外理財業務與表內業務的隔離（尤其是風險隔離）。從母公司層面看，達到了銀行業務迴歸本源的目的，以往通過表外業務調節資產負債表的操作模式將會失效；從子公司層面看，理財業務脫離了銀行信用擔保的隱性光環，有助於實現產品淨值化管理和打破剛兌預期。鑑於銀行資管子公司的金融牌照、業務範圍、監管指標等諸多重要法規細則尚不明確，這一領域蘊藏多大機遇還不可知。實際上，早在2015年就曾有商業銀行申請設立資管子公司，但未獲監管部門通過，換句話說，如今的銀行資管子公司是“應監管而生”。從這一角度看，相比於公募基金等非銀資管機構，銀行資管子公司短期內或許不會在牌照和經營範圍方面獲得同樣的自由度，需要經歷一段“沉澱期”。當然，能夠應運而生已然是一種成功。從發展的眼光看，在大資管時代業務逐步迴歸本源、市場亂象得到有效糾正後，銀行資管子公司有希望獲得越來越高的經營自由度。在率先宣佈擬設立資管子公司的招商銀行公告中，“在適當時機，根據業務發展的需要並在監管批准的前提下，可引進戰略投資者”這一表述已經留下了一定的想象空間。在此之前，履行本職（理順組織架構，平穩承接現有理財業務，做好風險防控）、練好內功（搭建培養投研團隊，優化激勵機制，拓寬營銷渠道等）或許是度過沉澱期的最好方式。
商業銀行的救贖
隨著市場化的推進，商業銀行依靠政策紅利高高在上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復返；而走下神壇後依靠“角色轉型”虎飽鴟咽的手段又被監管政策所終結。未來一段時期，圍繞服務實體經濟、嚴控風險的基本原則，大資管行業的發展方向必然是拉近金融與實體的距離，消除中間繁雜冗長的套利鏈條；嚴密防控各類風險，減少期限錯配、流動性錯配以及信用錯配。
如果沒有資管新規的出現，剛性兌付下的銀行理財還可以作為傳統存款的替代品，銀行的負債端不會出現“量”的變化，有的只是“價”的攀升。而資管新規落地，為剛性兌付時代畫上了句號。“後利率市場化”，資金“唯利是圖”，在競爭日益殘酷，結構日益複雜的金融競爭鏈條中，商業銀行的負債端面臨巨大的“縮水”壓力（圖3）。
傳統以商業銀行為核心的大資管行業變革已經來臨，當然，變革並非毀滅，而是新生，資管新規正是大資管行業大破大立重獲新生、走向正確方向的推進器和催化劑。對於商業銀行來講，隨著“資管子公司”的獨立運營，剩餘銀行主體終究要回到經營貨幣的原始樸素狀態。對於資金來源，還是“存款立行”。
那麼，存款立行，誰又來立存款呢？答案當然是客戶。從2018年上市銀行的數據來看，凡是客戶群基礎好的銀行，就越接近貨幣鏈的上端，在金融去產能引發貨幣價格上升的環境裡，經營效益改善就越明顯。這就如同實體經濟去產能引發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上游企業往往能從上漲中賺取超額利潤，而下游企業的利潤則遭到擠壓。目前客戶群基礎好的幾家大型國有銀行和招商銀行，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當金融去槓桿迫使利率中樞上移，不同規模銀行的淨息差會出現明顯的分化。2018年以來，客戶群基礎牢固的國有大行和幾個股份制銀行，淨息差比較平穩甚至有擴大跡象。而那些熱衷於做同業業務缺乏客戶基礎的小銀行，淨息差陡然直下。未來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還須訴諸於堅實的客戶基礎，對於那些沒有客戶基礎，前期痴迷於同業業務的小銀行，在行業集中度提升的時代背景下，終將顯得越發被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崑崙健康保險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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