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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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大量專家採訪、寫實報道及參考文獻總結而來，“軍事小科普”做部分修訂和校閱。
我國研製原子彈何止是困難，那是無與倫比的艱難考驗，我們現在很多人可以通過影視劇瞭解到當年我們那些先輩們在研製原子彈時，因為缺乏計算機，不得不用手撥算盤來進行大量的原子彈理論運算、因為自然災害糧食短缺，不得不忍飢挨餓來研製原子彈。
但實際上，當年那些先輩們在研製原子彈的時候，所面臨的困難遠要比這還要嚴重，根據前中國工程院物理研究院院長，胡思得院士的回憶來看，我們當年的科研人員，在做原子彈研究中，其所面臨的困難是多方面的；
▲胡思得院士。
首先，當時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原子彈是什麼，當時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調了好多專家，他們也不知道原子彈怎麼做，資料也非常缺乏，因此每走一步都要論證你走的這條路線是否正確，這是非常之難的。
後來他們發明了一個“鳴放會”的討論方式，就是發揚學問民主，根據“胡思得”院士的說法，當時他們在突破氫彈的時候，就在大食堂裡開會，把某一位同志的計算結果跟大家共享，其餘的同志，有的人坐在地上，有的人坐在凳子上，有的人坐在桌子上，有的人站在桌子上，沒位置就站著，大家就是這樣來議論氫彈應該是怎麼回事，應該是什麼樣子。
其次，在1957年的時候，中蘇有一個新國防協定，本來蘇聯幫助中國來提供教學模型，後來因為中蘇關係惡化，他們最後就撕毀了這個協議，把專家也撤回去了，把所有的資料都拿回去了。
這樣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就只能完全靠我們自己，當時面對著剛畢業的大學生，全國調來的學生，就靠這樣大家幹起來的，我覺得有很重要的一條，剛才杜院長提到，大家愛國主義的精神，就是一定要爭這口氣，要把這個東西搞出來。
當時美國用核武器老是來威脅我們，蘇聯當時又背信棄義了，他們就撕毀協議，走了。所以當時我們憋著口氣，所以就發憤圖強，當時二機部部長宋任窮同志給我們座談的時候，這個憤是憤怒的憤，大家確實憋了口氣，所以那個時候的工作狀態，可以說真正日以繼夜地幹，我們在計算的時候，手要用計算器，不像現在用很大型的計算器，三班倒，特別是生活困難的時候，好多人浮腫，當時的支部書記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每天晚上十點鐘，要讓一些身體不好的同志回去睡覺，可是很多人還是堅持，12點鐘的時候，我們再動員家還是要回去睡覺。
可以這麼說，當時所有人都憋著一口氣，為什麼我們的原子彈工程取名為“596”工程？
就是因為前蘇聯專家在1959年6月撤離，所以原二機部副部長“李覺”將軍才這麼命名的，這就是為了激勵原子彈工程的研製者們，才取了這麼個爭氣的名字，所以後來原子彈又被很多人稱作“爭氣彈”。
▲李覺將軍。
而在當時我國的科研工作者們，除了在科研上的困難外，還面臨著生活上的困難；
1958年，很多人剛來二機部的時候，那時房子剛蓋起來，連暖氣都沒有，而北京到了冬天又非常冷。
而很多人每天在很晚都要看書，經常在夜裡10點鐘左右看到一半的時候，凍的受不了跑到對面的副食商店裡邊烤手，因為商店裡面有一個大火爐。
根據“胡思得”院士的回憶，就連鄧稼先也要去烤手，他那麼“高級”的領導也一樣沒暖氣。
而就是這麼艱難的環境下，也沒能攔住一大批頂尖科研工作者報國的熱情。
而在當年我國原子彈研製的團隊中，除了著名的鄧稼先院士，還有很多已經在國際上聲明顯赫的科研工作者，為了國家願意“隱姓埋名”。
比如1961年回國的“王淦昌”院士，當時他已經54歲了，是整個原子彈研製團隊中年紀最老的一位，而他早在1941年就在《物理評論》上發表了《關於探測中微子的建議》，其後又在1961年莫斯科“杜布納國際核子研究中心”，發現了“反西格馬超子”，可以這麼說，在回國之前他不僅是國際知名物理學家，還是和諾貝爾物理學獎“最近”的中國人。
▲王淦昌院士。
但是當國家把他調回來，讓他從事原子彈的研究時，他就說了一句話：“我願以身許國！”
從這以後“王淦昌”就整整消失了17年，專心埋身於核武器的突破，原子彈、氫彈、地下核實驗，直到後來的1978年，他的事蹟才逐漸公開。
等到1986年3月，已經是79歲的王淦昌院士還聯合王大珩、王嘉墀、陳芳允三位院士一同倡導了我國“863”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為我國今天高新技術領域的突破，打下了基礎。
這裡還要特別說一下“郭永懷”烈士，作為23為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他是唯一的一位“烈士”；
▲1968年12月5日，當他從青海核實驗基地坐飛機飛回北京的時候，遭遇飛機失事壯烈犧牲，但就是這樣，在飛機失事的時候，他跟警衛員還緊緊抱在一起，當兩人都燒焦了，可是兩人肚子之間內裝保密資料的工文包，還完好無缺，像這樣的人，當在他離開世界的時候，他想的還是祖國的核工業事業。
而像郭永懷院士捨生忘死心繫祖國的又何止他一人；
當1985年下半年鄧稼先院士被診斷患有癌症的時候，他還跟于敏院士一起給中央寫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報告，他估計到當時的核武器水平，美國和蘇聯就有可能按照他們的政治需要會停止實驗，所以鄧稼先院士根據我們國家的情況，寫了非常重要的建議，鄧稼先院士的這個最後建議，是他在醫院裡邊最後完成的。
根據後來胡思得院士的回憶：“當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坐再一個橡皮圈，因為他是直腸癌，不能坐在凳子上，搞一個輪胎這樣，坐在這個上頭，抹汗這麼寫，他這個報告，他考慮到我們國家核試驗，如果這個事情停頓了，這對我們國家的損失太大了，因為當時我們國家當值得核武器發展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所以你看，這些老先生，到生命最後一刻，考慮到我們這個事業，報告交上去以後，當然中央後來很重視，對我們後面1986年以後的核武器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他們心裡想的就是怎麼樣使我們國家更加強大，就是這麼一個想法，所以把自己的生命最後全部貢獻給這個事業，這個我們印象相當深刻。”
而除了這些可敬的科研工作者外，同樣值得我們記住的，還有無數的原子彈工程實驗基地建設者們；
1955年1月15日，在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專門研究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他開門見山地向與會的李四光、錢三強等人說道：“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原子能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一課。”
從這一天起，中國開始了研製核武器的艱鉅而又偉大的征程，而研製核武器，不僅要從零開始造出原子彈，還要讓這顆原子彈必須炸響才算成功。
所以在核武器研製的同時，就必須要找到一塊足夠廣大、足夠荒涼的核武器實驗場。
而一開始，我國的核武器試驗場是根據前蘇聯專家的建議，設在了敦煌，但是後來，我國專家分析認為敦煌並不合適作為原子靶場；
首先，敦煌莫高窟是中華瑰寶，如果被核試驗毀掉是中華文明的巨大損失。
其次，敦煌沒有水源，鬆土層太厚，而核爆炸產生的煙塵太大，輻射塵容易隨風擴散，造成核沾染區。
再有，敦煌太小，核試驗當量太小，只能試驗2萬噸TNT當量的原子彈，這顯然不能滿足中國核事業發展的需要。
於是在1959年春我國從新選定了羅布泊西端，10萬多平方公里區域，為中國唯一的原子靶場。
1959年6月13日，總參謀部正式通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內，羅布泊西端的10萬多平方公里被劃定為中國唯一的原子靶場，並將原子靶場改稱核試驗基地。
而那時的核實驗基地，連一間像樣的房子都沒有，先期到達這裡的指戰員們，自己動手挖了地窨子作為臨時的住宿和辦公場所。
而核實驗基地的第一次黨委擴大會就是在這樣一個地窨子裡召開的。
而正在開會時，有一窩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樑上破殼出世。
當時負責核試驗基地建設0673部隊主任“張蘊鈺”將軍，提醒每一個來開會的人：把腳步放輕，嗓門壓低一點，別驚擾了燕子，而中國的核試驗基地建設，也就是在這聲聲燕鳴聲中起步的。
1960年初，上萬名解放軍官兵、工人，從四面八方雲集戈壁灘，核試驗基地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正式開始。
可當大批物資、精密儀器和貴重設備不斷從全國各地調運到試驗場時，以導彈、原子彈為主要標誌的國防尖端項目，卻面臨著下馬的危險。
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1960年，蘇聯撤回了全部在華專家，中蘇關係的突然變故，給中國建設事業造成重大困難，特別是核武器研製，幾乎要從頭開始。
在基地最艱難的時候，甚至有人對張蘊鈺說道：“原子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造出來，基地部隊可以去種地、放羊，機關可以搬到無錫去，等國家經濟好轉了再搞建設。”
一向溫文爾雅的張蘊鈺聞言急了，他說：“我哪兒也不去，就在這裡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兩年不搞我等兩年，中國總要有原子彈！”
▲張蘊鈺將軍。
而1961年前後，正值三年自然災害，也是基地最艱苦的時期，基地編制不得不縮減，部分幹部調走了，供給的標準也降低了。
不僅如此，由於基地車輛也少了，本來已經很少的口糧經常運不進來，張蘊鈺就帶著戰士們往返20多公里，把口糧一袋一袋往回扛。
同時水也供應不上，基地的戰士們半個月都不能洗澡，甚至用洗腳水蒸饅頭，而這種的情況直到1962年才開始慢慢得到改善。
而與科研與原子彈實驗基地的困難相比，我國的鈾材料提煉團隊面臨的困難更大；
在我國核工業初創期的“五廠三礦”中，湖南彬州鈾礦是我國第一個鈾礦石礦。
1958年4月，我國第一個鈾礦開採在湖南郴州開始，而礦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極差。
當時礦工都是北方來的，而當地又悶熱潮溼，蚊子更是極其兇猛，工人只能住帳篷，每人只有三塊木板，很多人來了不久就開始生流行病。
同時，礦井地下熱水流很大，礦井下面工人苦不堪言，卻受條件的限制只能忍受。
而在後面負責提煉核材料的企業也面臨著困難，酒泉的“原子能聯合企業”在1960年12月，給中央的的告急電報中說：三萬多人的廠子，糧食就夠吃三天。
第二個月，再次告急：氣溫零下25.5度，煤只夠燒第二天的，調給他們的煤路上被卸走一大半。
中央當時也有意見，要他們先撤，除了留守的人，都趕緊撤出來，可是這個廠，很多東西不能停，一停再開就難了。
當時因為飢餓跑了很多人，酒泉那裡連企業帶施工隊跑了五千多人，跑到半路有的缺吃少穿有的就不行了，廠子裡趕緊去救，去埋，死了很多人。
其實在那個年代，因為飢餓而受困又何止“原子能聯合企業”，同樣在酒泉的火箭發射基地更慘，上到司令下到官兵，人人捱餓，浮腫病、夜盲症比比皆是。
北京去人調查的時候，甚至連一點像樣的招待伙食都沒有，基地後勤部長“張志勇”，實在沒辦法了，只能吩咐炊事班做飯的時候，給窩窩頭少放點沙棗葉，多摻點玉米麵。
最後調查組臨走的時候，用了兩杆稱挨個稱基地官兵，想看一下到底基地官兵餓到什麼地步，結果基地代理司令員李福澤才96斤，秘書長李炳耀只有94斤，機要處副處長梅根生更是隻有93斤。
▲李福澤將軍。
單憑文字，已經無法描述那個年代，我國兩彈一星功臣們，所面臨的是怎樣的困難了。
但網絡上有一句話說的非常好；
是他們那一代人吃了兩代人的苦，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
也是他們，用滿腔熱血與無限豪情，撐起了我們的大國脊樑！！！
軍事小科普
原子彈是戰爭勝負的終極武器，能夠讓所有敵對勢力行事小心！有了核武器，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就是腰桿硬，說話有底氣。再也不會畏首畏尾。它就是保護神，再強大的對手都要畏懼三分。才能夠和對手平起平坐說是非。所以，許多小國也在想入非非。
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曾經被超級大國所威脅。領導人怒髮衝冠發豪情：必須要有這個東西！當時的國家百廢待興，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幸好老大哥願意鼎力，加以許多天才留學國人歸來，緊鑼密鼓開始製造核武器。
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老大哥撤走了研製核彈的所有設備，資料都沒有留下一頁，人家有自己的權利，現實是殘酷的。仰人鼻息使我們清醒，各國都有私心！一切全靠自己。華夏民族天生不笨，領導人大筆一揮，我們要爭這口氣！於是茫茫戈壁灘迎來了將要炸響世界的神秘人。
製造原子彈是個浩大的工程，那時候物資都要憑票供應，戈壁本是苦寒之地，生存都非常惡劣，國寶級科學家們們並不計較飲食清淡寡水。他們有著為祖國效命的赤膽忠心！他們隱姓埋名，把自己的輝煌人生獻給祖國母親。他們的可歌可泣故事說不盡。他們用生命鑄造出國之重器。
從解密多年的報告裡，他們主要有：錢三強，郭永懷，王淦昌，鄧稼先等等，當年他們接手蘇聯專家遺留的基礎殘跡。開始了艱苦的研發工程，要把核原料提純到武器級別，要讓原子彈爆炸的效果控制在可控範圍，憑請了頂尖的數學家一大群，當時沒有電子計算機，所有的數據都是靠元始的算盤成年累月的算出來，光是公式數據就用了紙張好多噸。
原子彈的試驗是危險的，因為要檢驗它的爆炸效果和功能。科學家們有時必須親自接觸到原子彈的成品，誰都知道原子彈有核輻射，接觸久了對人體造成難以治癒的傷病。鄧稼先曾經到沙漠裡去檢驗一個核彈嚴重洩露標本，核輻射侵害了他的身體。他是用生命報效祖國崛起大業！
～郭永懷遭遇了飛機失事，他和助手緊緊抱在一起，他們的懷裡保護著著核彈的重要數據，他們把生命的最後一息獻給了祖國強大的事業。英雄改變了歷史進程，他們的人生詮釋了我們民族的精神。依靠自己的智慧，解決了製造核彈的無數難題。他們的畢生付出讓祖國的翅膀更加強硬。比起他們的無私無畏，今天的青年應當感到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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