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视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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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大量专家采访、写实报道及参考文献总结而来，“军事小科普”做部分修订和校阅。
我国研制原子弹何止是困难，那是无与伦比的艰难考验，我们现在很多人可以通过影视剧了解到当年我们那些先辈们在研制原子弹时，因为缺乏计算机，不得不用手拨算盘来进行大量的原子弹理论运算、因为自然灾害粮食短缺，不得不忍饥挨饿来研制原子弹。
但实际上，当年那些先辈们在研制原子弹的时候，所面临的困难远要比这还要严重，根据前中国工程院物理研究院院长，胡思得院士的回忆来看，我们当年的科研人员，在做原子弹研究中，其所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
▲胡思得院士。
首先，当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当时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调了好多专家，他们也不知道原子弹怎么做，资料也非常缺乏，因此每走一步都要论证你走的这条路线是否正确，这是非常之难的。
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鸣放会”的讨论方式，就是发扬学问民主，根据“胡思得”院士的说法，当时他们在突破氢弹的时候，就在大食堂里开会，把某一位同志的计算结果跟大家共享，其余的同志，有的人坐在地上，有的人坐在凳子上，有的人坐在桌子上，有的人站在桌子上，没位置就站着，大家就是这样来议论氢弹应该是怎么回事，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次，在1957年的时候，中苏有一个新国防协定，本来苏联帮助中国来提供教学模型，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他们最后就撕毁了这个协议，把专家也撤回去了，把所有的资料都拿回去了。
这样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就只能完全靠我们自己，当时面对着刚毕业的大学生，全国调来的学生，就靠这样大家干起来的，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条，刚才杜院长提到，大家爱国主义的精神，就是一定要争这口气，要把这个东西搞出来。
当时美国用核武器老是来威胁我们，苏联当时又背信弃义了，他们就撕毁协议，走了。所以当时我们憋着口气，所以就发愤图强，当时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给我们座谈的时候，这个愤是愤怒的愤，大家确实憋了口气，所以那个时候的工作状态，可以说真正日以继夜地干，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手要用计算器，不像现在用很大型的计算器，三班倒，特别是生活困难的时候，好多人浮肿，当时的支部书记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十点钟，要让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回去睡觉，可是很多人还是坚持，12点钟的时候，我们再动员家还是要回去睡觉。
可以这么说，当时所有人都憋着一口气，为什么我们的原子弹工程取名为“596”工程？
就是因为前苏联专家在1959年6月撤离，所以原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将军才这么命名的，这就是为了激励原子弹工程的研制者们，才取了这么个争气的名字，所以后来原子弹又被很多人称作“争气弹”。
▲李觉将军。
而在当时我国的科研工作者们，除了在科研上的困难外，还面临着生活上的困难；
1958年，很多人刚来二机部的时候，那时房子刚盖起来，连暖气都没有，而北京到了冬天又非常冷。
而很多人每天在很晚都要看书，经常在夜里10点钟左右看到一半的时候，冻的受不了跑到对面的副食商店里边烤手，因为商店里面有一个大火炉。
根据“胡思得”院士的回忆，就连邓稼先也要去烤手，他那么“高级”的领导也一样没暖气。
而就是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也没能拦住一大批顶尖科研工作者报国的热情。
而在当年我国原子弹研制的团队中，除了著名的邓稼先院士，还有很多已经在国际上声明显赫的科研工作者，为了国家愿意“隐姓埋名”。
比如1961年回国的“王淦昌”院士，当时他已经54岁了，是整个原子弹研制团队中年纪最老的一位，而他早在1941年就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其后又在1961年莫斯科“杜布纳国际核子研究中心”，发现了“反西格马超子”，可以这么说，在回国之前他不仅是国际知名物理学家，还是和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的中国人。
▲王淦昌院士。
但是当国家把他调回来，让他从事原子弹的研究时，他就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从这以后“王淦昌”就整整消失了17年，专心埋身于核武器的突破，原子弹、氢弹、地下核实验，直到后来的1978年，他的事迹才逐渐公开。
等到1986年3月，已经是79岁的王淦昌院士还联合王大珩、王嘉墀、陈芳允三位院士一同倡导了我国“863”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为我国今天高新技术领域的突破，打下了基础。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郭永怀”烈士，作为23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是唯一的一位“烈士”；
▲1968年12月5日，当他从青海核实验基地坐飞机飞回北京的时候，遭遇飞机失事壮烈牺牲，但就是这样，在飞机失事的时候，他跟警卫员还紧紧抱在一起，当两人都烧焦了，可是两人肚子之间内装保密资料的工文包，还完好无缺，像这样的人，当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想的还是祖国的核工业事业。
而像郭永怀院士舍生忘死心系祖国的又何止他一人；
当1985年下半年邓稼先院士被诊断患有癌症的时候，他还跟于敏院士一起给中央写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他估计到当时的核武器水平，美国和苏联就有可能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会停止实验，所以邓稼先院士根据我们国家的情况，写了非常重要的建议，邓稼先院士的这个最后建议，是他在医院里边最后完成的。
根据后来胡思得院士的回忆：“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再一个橡皮圈，因为他是直肠癌，不能坐在凳子上，搞一个轮胎这样，坐在这个上头，抹汗这么写，他这个报告，他考虑到我们国家核试验，如果这个事情停顿了，这对我们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当值得核武器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所以你看，这些老先生，到生命最后一刻，考虑到我们这个事业，报告交上去以后，当然中央后来很重视，对我们后面1986年以后的核武器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样使我们国家更加强大，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把自己的生命最后全部贡献给这个事业，这个我们印象相当深刻。”
而除了这些可敬的科研工作者外，同样值得我们记住的，还有无数的原子弹工程实验基地建设者们；
1955年1月15日，在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他开门见山地向与会的李四光、钱三强等人说道：“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征程，而研制核武器，不仅要从零开始造出原子弹，还要让这颗原子弹必须炸响才算成功。
所以在核武器研制的同时，就必须要找到一块足够广大、足够荒凉的核武器实验场。
而一开始，我国的核武器试验场是根据前苏联专家的建议，设在了敦煌，但是后来，我国专家分析认为敦煌并不合适作为原子靶场；
首先，敦煌莫高窟是中华瑰宝，如果被核试验毁掉是中华文明的巨大损失。
其次，敦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辐射尘容易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
再有，敦煌太小，核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这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
于是在1959年春我国从新选定了罗布泊西端，10万多平方公里区域，为中国唯一的原子靶场。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西端的10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定为中国唯一的原子靶场，并将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
而那时的核实验基地，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先期到达这里的指战员们，自己动手挖了地窨子作为临时的住宿和办公场所。
而核实验基地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地窨子里召开的。
而正在开会时，有一窝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壳出世。
当时负责核试验基地建设0673部队主任“张蕴钰”将军，提醒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而中国的核试验基地建设，也就是在这声声燕鸣声中起步的。
1960年初，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滩，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式开始。
可当大批物资、精密仪器和贵重设备不断从全国各地调运到试验场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却面临着下马的危险。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苏联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的突然变故，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重大困难，特别是核武器研制，几乎要从头开始。
在基地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有人对张蕴钰说道：“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以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温文尔雅的张蕴钰闻言急了，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
▲张蕴钰将军。
而1961年前后，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基地最艰苦的时期，基地编制不得不缩减，部分干部调走了，供给的标准也降低了。
不仅如此，由于基地车辆也少了，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经常运不进来，张蕴钰就带着战士们往返20多公里，把口粮一袋一袋往回扛。
同时水也供应不上，基地的战士们半个月都不能洗澡，甚至用洗脚水蒸馒头，而这种的情况直到1962年才开始慢慢得到改善。
而与科研与原子弹实验基地的困难相比，我国的铀材料提炼团队面临的困难更大；
在我国核工业初创期的“五厂三矿”中，湖南彬州铀矿是我国第一个铀矿石矿。
1958年4月，我国第一个铀矿开采在湖南郴州开始，而矿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
当时矿工都是北方来的，而当地又闷热潮湿，蚊子更是极其凶猛，工人只能住帐篷，每人只有三块木板，很多人来了不久就开始生流行病。
同时，矿井地下热水流很大，矿井下面工人苦不堪言，却受条件的限制只能忍受。
而在后面负责提炼核材料的企业也面临着困难，酒泉的“原子能联合企业”在1960年12月，给中央的的告急电报中说：三万多人的厂子，粮食就够吃三天。
第二个月，再次告急：气温零下25.5度，煤只够烧第二天的，调给他们的煤路上被卸走一大半。
中央当时也有意见，要他们先撤，除了留守的人，都赶紧撤出来，可是这个厂，很多东西不能停，一停再开就难了。
当时因为饥饿跑了很多人，酒泉那里连企业带施工队跑了五千多人，跑到半路有的缺吃少穿有的就不行了，厂子里赶紧去救，去埋，死了很多人。
其实在那个年代，因为饥饿而受困又何止“原子能联合企业”，同样在酒泉的火箭发射基地更惨，上到司令下到官兵，人人挨饿，浮肿病、夜盲症比比皆是。
北京去人调查的时候，甚至连一点像样的招待伙食都没有，基地后勤部长“张志勇”，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吩咐炊事班做饭的时候，给窝窝头少放点沙枣叶，多掺点玉米面。
最后调查组临走的时候，用了两杆称挨个称基地官兵，想看一下到底基地官兵饿到什么地步，结果基地代理司令员李福泽才96斤，秘书长李炳耀只有94斤，机要处副处长梅根生更是只有93斤。
▲李福泽将军。
单凭文字，已经无法描述那个年代，我国两弹一星功臣们，所面临的是怎样的困难了。
但网络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是他们那一代人吃了两代人的苦，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也是他们，用满腔热血与无限豪情，撑起了我们的大国脊梁！！！
军事小科普
原子弹是战争胜负的终极武器，能够让所有敌对势力行事小心！有了核武器，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就是腰杆硬，说话有底气。再也不会畏首畏尾。它就是保护神，再强大的对手都要畏惧三分。才能够和对手平起平坐说是非。所以，许多小国也在想入非非。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被超级大国所威胁。领导人怒发冲冠发豪情：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当时的国家百废待兴，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幸好老大哥愿意鼎力，加以许多天才留学国人归来，紧锣密鼓开始制造核武器。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撤走了研制核弹的所有设备，资料都没有留下一页，人家有自己的权利，现实是残酷的。仰人鼻息使我们清醒，各国都有私心！一切全靠自己。华夏民族天生不笨，领导人大笔一挥，我们要争这口气！于是茫茫戈壁滩迎来了将要炸响世界的神秘人。
制造原子弹是个浩大的工程，那时候物资都要凭票供应，戈壁本是苦寒之地，生存都非常恶劣，国宝级科学家们们并不计较饮食清淡寡水。他们有着为祖国效命的赤胆忠心！他们隐姓埋名，把自己的辉煌人生献给祖国母亲。他们的可歌可泣故事说不尽。他们用生命铸造出国之重器。
从解密多年的报告里，他们主要有：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邓稼先等等，当年他们接手苏联专家遗留的基础残迹。开始了艰苦的研发工程，要把核原料提纯到武器级别，要让原子弹爆炸的效果控制在可控范围，凭请了顶尖的数学家一大群，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所有的数据都是靠元始的算盘成年累月的算出来，光是公式数据就用了纸张好多吨。
原子弹的试验是危险的，因为要检验它的爆炸效果和功能。科学家们有时必须亲自接触到原子弹的成品，谁都知道原子弹有核辐射，接触久了对人体造成难以治愈的伤病。邓稼先曾经到沙漠里去检验一个核弹严重泄露标本，核辐射侵害了他的身体。他是用生命报效祖国崛起大业！
～郭永怀遭遇了飞机失事，他和助手紧紧抱在一起，他们的怀里保护着着核弹的重要数据，他们把生命的最后一息献给了祖国强大的事业。英雄改变了历史进程，他们的人生诠释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依靠自己的智慧，解决了制造核弹的无数难题。他们的毕生付出让祖国的翅膀更加强硬。比起他们的无私无畏，今天的青年应当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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