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至7日，中華民國政府六位國民參政員訪問延安，其中包括黃炎培。這個期間，黃炎培和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歷史週期率對話。
黃炎培熟諳歷史，又閱歷豐富。他在延安親身感受到了一種與重慶截然不同的清新氣象。同時，黃炎培在心中又有一團疑慮——中國的歷史有一種可怕的週期率，一種使人墮落、使物變質、使時間逆轉的無形支配力，這種支配力其實是文明的週期力。
走近延安中共西北局革命紀念館
他坦誠地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政黨、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都沒有能夠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起之時，都是艱難困苦，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力求從萬死中求得一生，因而無不顯得生氣勃勃、氣象一新。及至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
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變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也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榮取辱，總之沒有跳出這個歷史週期率……
國民黨初起時，不也是一個萬眾矚目的革命政黨嘛！共產黨會不會重蹈前人的覆轍？希望貴黨能夠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個歷史週期率的支配。”
天安門
黃炎培的一番話，使毛澤東頗有“心潮逐浪高”的感受。他坦然回答說：正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富貴不佐三代”，也包含了先生你講的這些道理。我們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新路，能夠跳出這個歷史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的英明就在於此，那時共產黨能得天下，靠的確實是人民的力量。
小說《白鹿原》就是封建中國的一個縮影，其中有朱先生的聖智、白嘉軒的族規、冷先生的私義、鹿兆鵬的革命、鹿子霖的陰邪、田福賢的厚奸、鹿三的愚忠、白孝文的狹隘、黑娃的叛逆、田小娥的悲賤……小小白鹿原，諾大一中國。
在封建道統的文化土壤中，民主未必正確，但民眾卻有力量，關鍵在於這種力量為誰所有，為何所用。中華文明幾千年延綿不斷，正是順應了這種冥冥之中的文明週期力。
《黑死病》電影劇照
公元476年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方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歐洲社會在無知和迷信中度過了悲慘的一千年。直到1347年至1350年，歐洲爆發了黑死病，奪走了三分之一歐洲人的生命，人們才開始懷疑上帝，冒死衝破宗教的銅牆鐵壁，去求助於科學和人類自己，並因此引發了文藝復興。可以說，文藝復興是人類歷史上文明週期力的最大一次爆發。
歐洲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歷史已發生了四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大約從1760年延續至1840年，由於蒸汽機和鐵路的出現，引領人類進入了機械時代；第二次從1870年延續到1900年，隨著電力和石油的出現，規模化生產應運而生；第三次從1950年至上世紀末，計算機及自動化迅速得到普及；始於本世紀之交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可以理解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升級，涵蓋了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量子計算等多個領域。
四次工業革命以來，總的看來有以下四個特點：一是間隔時間越來越短；二是覆蓋面越來越廣；三是越來越以人為本；四是表現的文明週期力越來越大。
史蒂芬·霍金
因此，霍金一直擔心人工智能將毀滅人類，其實應該拷問人類社會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如何駕馭和順應這種文明週期力。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我們是選擇合作還是選擇衝突，是求天下之大同還是求一己之私利，這也是當前中美貿易戰中雙方應該思考的終極問題。
但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人類社會在文明週期力的作用下，雖然不斷呈螺旋式上升，但囿於地域的習俗，仍然分化為不同的文化傾向，如美國的創造創新、德國的嚴謹務實、日本的精益求精、中國的吃苦耐勞等等。
不同的文化傾向，最終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或信仰，從而形成了各方不同的文明週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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