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網站訊 2018年10月17日上午， 2018杭州灣高峰論壇在杭州黃龍飯店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先生出席並發表講話。
高培勇在講話中認為十年前的國際金融危機與當前經濟形態有諸多相似之處，但是仍需小心翼翼地研判經濟運行的態勢，抓住結構矛盾、宏觀經濟主線和政策性的調整三個問題，換一條思路展開減稅降費工作，提出應對矛盾和挑戰的政策主張。
以下為其講話實錄：
高培勇：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金融科技的發展離不開特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因而一個專業精準的宏觀經濟分析從來都是十分重要的。大家已經注意到從今年的第三季度開始，中央決策層對於中國經濟形勢的描述，使用穩中有變新的字眼，其中最大一個變量就是中美貿易摩擦。
面對由中美貿易摩擦來引致的經濟運行穩有變的新形勢，我們如何看，又該怎麼幹，不僅考驗中國的企業家，中國的政府官員，實際上，也極大地考驗中國的經濟學界。大家注意一下最近一段時間特別是近一個季度以來，中國經濟運行的一些新態勢，以及社會各界各方面的反響。
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十年前我們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實踐，有很多事情都是頗為相似，比如說，發源地，十年前國際金融危機的發源地是美國，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面對新問題，新挑戰的發源地也是美國，只不過十年前是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十年後的今天是貿易摩擦帶來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傳遞的路線極為相似。都是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帶來外需減少，從而帶來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
最終的實際影響更為相似，都要落實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上。所以，注意到十年前和十年之後的今天這樣的一種經濟運行態勢的相似，我們得說一句話，儘管各個方面都很相似，但是我們對於經濟形勢的看法以及所要採取的對策，卻不能相似，也不應當相似，而且還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相似。
這裡的道理是非常簡單，一方面是因為過去的十年當中，特別是在過去五年當中，中國經濟的運行本身已經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另外一方面，我們在經濟領域的工作思念和思想和戰略作出了重大的調整。這些調整，這些變化，使我們在面對新問題，新挑戰的時候不能忽略掉的。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最近最近三個多月來，中央決策層圍繞著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帶來新的經濟下行壓力提出的重要的戰略方針“六穩”，大家都非常熟悉，穩就業，穩金融，穩投資，穩外資，穩外貿，穩預期。
大家比較六穩當中透視出來的精神，跟十年前的反國際金融危機提出的應對戰略加以比較，我們發現這裡最缺少是什麼，去掉的是什麼東西，就是穩增長，十年前那場反國際金融危機的所有的操作所突出的一條主線索就是穩增長，全社會，全黨穩增長，唯獨在10年後的今天，我們面對頗為類似的經濟下行的情況下，類似的挑戰的時候，我們六穩當中很多穩提到了。但是穩增長並沒有在其中顯現。
我想這是決策層傳遞的非常重要的信號。實際上，大家回憶一下過去五年當中我們對於經濟形勢的判斷，對於工作經濟方針的部署，都和以往有著很多的不同之處。比如說，第一個問題對於經濟形勢怎麼看，我們總是說中國經濟運行當中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點。
當講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結構問題的時候，實際上，他不是十年前我們所認定的總量問題，當說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的時候，也是在講不同於十年前認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層主要的矛盾不同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同了，我們對於整個經濟形勢的判斷即便是頗為類似的現象，也不能不有所區別。
其二，宏觀經濟政策，當前宏觀經濟的主線大家熟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和十年前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是顛覆性的變化，方向性的改變。十年前宏觀經濟政策主線是什麼？需求管理，需求感覺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有非常多的不同之處。我們作為老師跟學生講課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從這幾個方面歸結，我們需求管理我們強調立足需求側，第二個我們強調盯著需求總量，第三我們進行的是面對需求總量和供給側總量之間的不平衡搞逆向性的調節。這是需求關注的三大要素。
但是講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我們也是不斷在講，你這次得從需求側跳到供給側，你這次關注的東西不能需求總量，要關注供給的結構和供給的質量，你瞄準不是短期對沖性的調節，而是著眼於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的格局，這樣的變化，在過去五年當中積累到這樣的變化。
第三，談到怎麼做的時候，一直在說，根本途徑在深入改革，也就是說，他主要不是靠政策層面的安排，而主要是立足於改革，立足於體制機制性的變革來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為目標。
所以，在這個時候，政策層面的調節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相對而言，如果忘記了主要靠改革，只盯著政策層面的調整，可能事與願違，很可能達不到我們預期的目的。所以在今天在當下這樣一個關鍵節點上，我們說精準專業的宏觀經濟分析必須首先完成三道拷問才可能在接下來做後續的工作。
哪三道拷問呢，第一個，當做你經濟形勢分析的時候不管遇到多少複雜的經濟現象都要問自己，主要矛盾因此而變化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發生變化，進一步說經濟處於高質量發展階段，發生變化了嗎？如果這幾個方面的變化都沒有發生，我想我們對於經濟形勢的看法，就可以找到一個恰當的觀察點，這是第一個拷問。不通過這個拷問，你後續的工作無法進行。
第二個拷問宏觀經濟主線調整了嗎？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是在當前的經濟下行壓力面臨我們又回到了需求管理的軌道上面去了。如果沒有回去，如果仍然是實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你在宏觀經濟認為我們仍然堅持供給側結構的宏觀經濟的主線上面，你所提出的政策建議，你所發出的這種政策的呼聲，很可能不是你原來想的這個樣子。
第三個拷問，我們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是主要靠政策性的調整來應對，還是靠體制機制的改革來應對。如果你仍然認為主要的問題靠體制機制，而不是靠政策的調整，當然我們並不否定必須進行政策調整，但是主要的立足點主要的依託力量是改革。你也可能會提出不一樣的政策主張。
所以，當前的宏觀經濟分析首先要面臨著這三道拷問，我以為只有經過這三道拷問之後，我們再去討論具體的對策安排，恐怕才可能做到精準，才可能做到專業。我說這些表面上面看起來非常抽象，也相對原則，我們不妨把討論深入一點，落到具體的問題上。
今天早晨幾位專家都在跟我提起一件事兒，就是面對當前的經濟形勢財政政策應該怎麼做？波明總編介紹是財政稅收的專家，的確這個方面相對比較熟悉。大家試著想象一點，當你提出財政政策如何做的時候，你心目當中的財政政策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你心目當中是把財政政策放在怎麼樣的決策上，我揣摩不少人把財政政策都放到了需求管理這一條主線上面去。
財政政策要發揮更大的作用，怎麼發揮作用，搞擴張，麼擴張，第一減稅減費，第二擴大基建投資，第三就是加大資金池子。我認為理念、思想、戰略在某種意義上面不自覺地下意識地又回到了十年前的軌道。如果那樣，我們說不一定在今天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佈局上我們之間能夠達成共識。
必須換一套思路，這一條思路的轉換剛剛開始做的時候，必須是有意識的，你得比照說，如果放在十年前我提出的主張是什麼，十年之後的今天我要跟十年前有所不同，才可能有針對性地把當下的問題解決好，不偏離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要求。
比如說，減稅降費，今天跟十年前的減稅降費不一樣，它的行動路線和目標有很大的目標，十年前的減稅降費都是擴需求，對於穩增長有利，我們十年前的今天減稅降費的時候降低成本。誰的成本，企業的成本，誰的成本，實體經濟的成本，所以，這個時候減稅降費就是有明確的指向，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減費。
第二個減稅降費不能以增發國債和次字來資金來源。以增發國債去實施減稅降，按照國務院的目標，今年的財政次字在2.8萬的基礎上加上1.3萬，這樣不行。我們要用新的思路作為減稅降費的重要支撐。
第二基建投資，我們十年前4萬億擴大基建投資的辦法，實現穩增長的目標，短期之內從2010年開始，中國的經濟觸底反彈。但是十年後的今天可以嗎，有一部分是可以做到作用，但是不是瞄準的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的發展不同於高收入的增長，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發生極大地變化。
你再啟用10年前的辦法，我們面臨諸多的問題，第一就是再度扭曲結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第二，這樣一種擴大投資的辦法，它的效益能夠像十年前這個樣子嗎，十年前的投資效益跟十年後的投資效益絕不是一個投資水平上面，這是不一樣的。所以怎麼辦呢，注意一下，中央決策層關於擴大基建投資的辦法就是跟補短板結合在一起，你擴大是投資，不是總量性，也是有明確的指向性，精準去擴大投資，瞄準特定的方向去擴大投資，這是不一樣的。
再如赤字，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戰略建立在十年前反國際金融危機實踐的經驗和教訓的系統總結基礎之上。沒有十年前的這種經歷，今年何談不搞大水漫灌，對於赤字大家某種程度上面放鬆警惕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要高度敬畏，不可輕言擴大赤字，因為要把今天的中國經濟環境跟十年前具有很大的不同。不講其他，單純講我們杭州，單純講浙江，可以看出很多問題。
比如說，杭州的地方債，跟十年前的地方債跟現在的地方債不同，中國今天面對的重大風險的係數跟十年前也是不在同一個水平上面，講到擴大赤字的時候，一定要以防風險作為一個重要的約束條件。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三大攻堅戰之一，而且排在頭位的重大攻堅戰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其中重要的是金融風險，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所以，在這個時候提及擴大財政赤字一定需要有底線思維，一定不能跨越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3％，哪怕是一個名義上面的指標也是要守住這一條底線。
考慮到上述這些，我集中表達這樣一種看看，面對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我們當前做的一種事情，比較十年前國際金融危機和當前的經濟形勢基礎之上，我們要小心翼翼地不斷地警醒自己，要與高質量發展階段思念戰略和作出中國經濟形勢的精準分析，提出應對矛盾和挑戰的政策主張，我就說這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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