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組織ISIS的武裝分子
特約撰稿|朱江明
為何恐怖組織在長達十多年的反恐戰中未曾被撲滅，反而愈演愈烈？
11月13日晚，巴黎發生了被稱為“法國9·11”的重大恐怖襲擊事件，這已經被證實是極端組織ISIS所為。事件中，恐怖分子同時在巴黎多處發動攻擊，這是一次教科書式的城市恐怖主義游擊戰。恐怖分子不僅引爆炸彈，還使用自動步槍射殺無辜民眾。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巴塔克蘭音樂廳發生的冷血襲擊事件，兩名槍手使用AK-47自動步槍將現場觀眾劫持為人質，卻並沒有要求談判，他們只是想通過劫持進一步擴大影響，最終幾乎將所有人質以處決的方式射殺。
這種不提出任何具體政治訴求和條件、專門以殺戮來顯示存在感和宣揚恐怖暴力價值觀的行為，從“9·11”事件後就成為中東背景恐怖組織的標準套路。
此類恐怖襲擊行為，往往並不設置具體的攻擊目標，而是無差別地殺害現場所有群眾，同時通過媒體和社交網絡傳播恐怖景象，對觀眾造成進一步的心理傷害。
很多美國民眾並不是紐約世貿中心現場的親歷者，卻因為觀看大樓倒塌的電視直播而出現了非常典型的應激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替代性壓力綜合徵”。根據事後的調查，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大部分紐約市民都出現精神醫學意義上的應激反應，至於比較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患病率為7.5%，這與地震和海嘯等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患病率相當，然而區別在於很少有人因為觀看地震或海嘯現場錄像而出現應激反應。
由此可見，大規模恐怖襲擊所造成的傷害，遠不止是傷亡數字和經濟損失統計那麼簡單，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傷害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能逐漸彌合。那麼為何製造這種人為恐怖災難的組織在長達十多年的反恐戰中未曾被撲滅，反而愈演愈烈呢？
組織形態是關鍵
在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前，多層級管理架構幾乎被奉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大公司往往根據地域來進行分區管理，以便各平級機構之間形成協作競爭關係，通過激勵機制來促進公司的發展進步。尤其在對未來的判斷上，大型企業往往會根據此前的市場數據，制定計劃指標式的目標，然後再根據不同的級別和市場劃分區域，細化到小組或者個人。在這種層級制的管理體制下，員工和中下層管理者猶如一部龐大精密機器的部件一樣，機械化地重複運作。
巴黎恐襲慘案的比利時嫌犯
事實上，不僅是商業企業一直奉行著這套管理模式，各國的政府和軍隊也同樣使用類似的管理體系。這種體系的好處顯而易見：能夠極大程度地讓群體內部的力量集中，根據目標的需求，向某一個關鍵的進攻方向釋放能量。這是工業化時代的思維方式，德國閃電戰之父古德里安在其著作中就強調“只許集中！不許分散”。毛澤東則強調，戰爭中要“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
隨著時代演進，現在這種曾經被奉為管理和戰術聖經的理念，已經無法應對未來的挑戰。尤其對於恐怖組織而言，集中的結果就是被集中殲滅。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巴勒斯坦激進派組織哈馬斯成立時，他們就在嘗試一種顛覆性的管理體制。以色列臥底特工Mosab Hassan Yousef（此人為哈馬斯創始人之一的長子，曾經在哈馬斯內部官居要職）在其回憶錄《哈馬斯之子》中，就描述該組織成立時雖然有多名創始者，卻並沒有明確的層級劃分。
在之後的發展中，它的主要領導人並不過問彼此的業務，甚至連自身下屬機構的具體行動也不直接參與。每次秘密會議上，高層只會討論一些理念性的議題，至於具體行動細節則完全由基層的行動人員掌握。其資金來源也完全取自分散匿名的途徑，儘管Yousef已經是哈馬斯的高層成員，卻也不知道具體是什麼人在支持該組織的運作。最後他在回憶錄中強調，哈馬斯是幾乎不可能被消滅的，因為這是一種理念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組織，只要理念還存在哈馬斯就不會滅亡。
基地組織是首個全球化的恐怖組織，為了避免被情報機構追查到，它同樣奉行著極為扁平化的管理架構，“遍佈全球”卻僅僅是名義上和資源上聯繫，而組織內的上下級之間，甚至儘量避免瞭解對方的情況，以免因為個別人的暴露而導致整個組織的滅頂之災。
基地組織的制度創新並不在於扁平化管理，而是全球化的理念。儘管本·拉登是該組織的領袖，但各分支機構對他的效忠僅限於形式上。2004年扎卡維領導的伊拉克極端組織才正式宣佈效忠基地組織，成為基地組織在伊拉克的分支，而正是這個分支演變成了今天的ISIS。從管理理念來看，ISIS組織可謂是集中東譜系極端組織之大成。
他們不僅擁有像哈馬斯一樣的極端扁平化管理機構，而且與基地組織一樣擁有全球化擴張的目標。更為糟糕的是，ISIS顯然吸取了本·拉登的教訓——他終其一生實際上一直在寄人籬下，無論是藏匿於蘇丹還是在阿富汗，都是通過和當地軍閥或者極端組織結盟的方式獲得居留和發展的權利，缺乏自己獨立的根據地。尤其是本·拉登發動對美國大使館的攻擊後，蘇丹政府迫於國際社會壓力，將其驅逐出境。在阿富汗活動期間，更不得不考慮塔利班的影響，儘管兩者合作非常緊密。
與基地組織不同，ISIS更希望自己獲得穩固的根據地，這樣不僅具有獨立的地位，不會受制於人，且更能夠通過根據地擴張兵源和財政基礎。然而詭異的是，該組織並未像其他反政府武裝那樣，在割據一方之後就開始爭取國際社會承認，以便獲得合法國際地位穩固其地盤，而是持續地輸出價值觀，並且收編與其相隔甚遠的其他極端組織。在傳統國際關係中，這種做法完全是自尋死路，然而從現在的發展勢頭來看，ISIS顯然遠未到拐點。
新組織形式是否無懈可擊
在巴黎恐怖襲擊發生之後，關於ISIS的理念、政治訴求，乃至其踐行《古蘭經》的預言，都已經被多方面地報道和解讀。然而卻很少有人認真地審視該組織的管理架構和信息傳導機制到底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如何破解這種新型的組織。
從理論上而言，儘管ISIS自稱伊斯蘭國，但其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權或者國家。ISIS的運作可謂是極端組織進化的終極形態，其扁平化的結構不僅能夠獨立行動，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戰鬥中，還能夠相互緊密配合形成合力。
在敘利亞內戰中，該組織的軍事力量往往能夠在短時間內長途奔襲百公里外的目標。這使得守軍幾乎無法反應，這樣的沙漠長途攻擊，過去僅在英美軍隊的中東軍事行動裡出現過。這完全得益於ISIS組織的參謀團隊成員——他們大部分是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前政府軍指揮官。這種戰法甚至讓伊朗聖城旅負責支援敘利亞政府軍的將領，也大感頭疼。
11月13日，法國巴黎，極端組織ISIS的恐怖分子攻擊巴塔克蘭劇院，警方協助受傷者
在法國的恐怖襲擊中，我們會發現，ISIS組織的行動人員具備分組多點同步進攻的能力，而其中的協調和通信手段，還有待法國情報機構的確認，不過已經有新聞傳出，實施攻擊的恐怖分子可能利用PS4遊戲機內置的聯網遊戲聊天功能進行通信，這無疑是個非常聰明的做法。此前就有消息傳出，恐怖組織可能利用網遊傳遞信息，美國情報部門還特意加強了對《魔獸世界》等知名網遊的監控。用專用的遊戲機進行通信，恐怕就是利用情報機關的偵查視線尚不及此的空隙。
從這兩種典型的行動可以看出，該組織實際上具備了正規軍和基地組織行動小組的雙重功能。在面對中東政權較為落後的軍事力量時，其正規軍具備相對的優勢，而在面對歐美軍警時，又能發揮別動隊的優勢，選擇脆弱的民用目標下手。
儘管法國政府在巴黎遇襲後，憤怒地調動戴高樂號核動力航母準備向ISIS發動攻擊，然而從現實考慮，一艘航母對於擁兵數萬的ISIS而言恐怕只是杯水車薪。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ISIS在正面戰場是不可戰勝的，美軍在阿富汗戰爭中輕易擊潰了塔利班的進攻，儘管此前塔利班的軍隊讓曾經的抗蘇英雄馬哈德將軍指揮的北方聯盟聞風喪膽。美軍的重型轟炸機和近乎於外科手術的轟炸精度，卻讓塔利班士兵見識到了真正的現代化軍事力量。當然這需要當地武裝的配合，美軍特種部隊在2001年阿富汗戰爭爆發之後，就開始與北方聯盟的部隊進行嵌入式的合作。特種部隊成員伴隨北方聯盟士兵進攻塔利班的據點，在遭遇抵抗後呼叫空中力量支援，打擊被北方聯盟士兵纏住的塔利班武裝。美軍稱這種戰術為鐵砧戰術。北方聯盟的地面武裝相當於砧板，而美軍的空中力量則相當於鐵錘，塔利班武裝會被徹底砸扁。
如果沒有地面部隊的支持，空中力量打擊很難發揮出威力。美軍及阿拉伯聯盟軍隊從去年發動對ISIS的空中打擊以來，與地面力量的配合相當鬆散。伊拉克政府軍缺乏與ISIS武裝決戰的勇氣，而在敘利亞，ISIS成功利用政府軍和反對派武裝的矛盾，不斷在夾縫中擴張力量。政府軍和反對派武裝都不願意與ISIS正面抗爭，而是希望對方陷入兩線作戰。只有庫爾德武裝正在全力正面對抗ISIS的進攻，然而考慮到土耳其對庫爾德的態度，同為北約成員的西方國家恐怕很難與其結成聯盟。
由此可見，在正面戰場上ISIS所向披靡並非由於其軍事實力超凡，而是成功利用了周邊國家的內外部矛盾，以及國際關係中相互制肘妥協的國與國關係。換句話說，如果西方國家能夠拿出當年攻打阿富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決心，並依靠庫爾德這樣的可靠地面部隊支持，在正面戰場上擊潰ISIS的武裝力量並非難事。
雖然ISIS仍在全球擴張其意識形態，但正面戰場上的失利卻會削弱其海外的活動能力。塔利班和基地組織得以死灰復燃，全因為美國在阿富汗戰事平穩後，開始將資源傾斜到伊拉克戰場。所以，如果本次巴黎襲擊真的能夠促使西方國家下定決心，那麼全面擊敗ISIS在技術上是可行的。
情報視線在哪裡？
如果ISIS的根據地不能被削弱，那麼其海外組織的活動將很難得到遏制。這就和2002-2003年，阿富汗戰局逐漸明朗，塔利班和基地組織陷入低潮期一樣。這期間基地組織持續試圖在東南亞和歐洲發動攻擊，作用卻極為有限。如果ISIS的根據地被徹底摧毀，主要領導人被擊斃，即使他們會被極端分子奉為烈士，卻已經不再是嚮往和投奔的目標。所以說正面戰場的勝負決定了海外恐怖襲擊的烈度。
當然，要保障本土的安全僅靠正面戰場的決戰是不夠的。在跨國的恐怖主義活動中，處於管轄爭議或者政府力量薄弱的邊界地帶，容易成為極端組織的藏身之所。如巴基斯坦北部地區，在反恐戰爭爆發後逃離阿富汗的塔利班成員，就得以在當地部族和政府軍管轄混亂的夾縫中喘息，這也是2014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優素福·扎伊的家鄉遭遇塔利班入侵的原因。
極端組織成員不僅對當地實施暴力行為，且會主動破壞當地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結構，例如禁止學生接受正常的現代化教育、剝奪婦女的權利等等。馬拉拉·優素福·扎伊正是因為堅決抗爭塔利班的暴政，且曾經多次被暗殺依舊不屈，而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獎得主。
要徹底消除恐怖分子的避風港和安全屋，就必須打通各國情報機構之間的壁壘，通過共享和協作來完成對恐怖活動的預警。事實上，預警恐怖活動已經不僅僅是情報工作那麼簡單，而是一種徹底的社會化作業。真正有效的情報人員，往往不是受過特訓的007，而是社區中類似“朝陽群眾”那樣的“好市民”。他們提供的細微線索，有助於發現潛在的極端分子，同時必須保證這種審查和追蹤是受到重視的。
“9·11”事件前，有種種跡象表明襲擊將會發生，然而當時的美國政府卻忽視了這種警告。法國襲擊前同樣出現了非常強烈的信號，例如德國警方截獲了一輛開往巴黎且滿載武器和爆炸物的汽車，駕車者是個典型的極端主義分子。根據常識，ISIS這樣的組織，其攻擊往往是多個互相不認識的小組同時進行的。令人遺憾的是，儘管德國警方已經將情況通報了法國，然而此事卻並未被法國政府視為迫在眉睫的威脅。
在情報界，對於不同問題的重視程度成為“視線”。視線在什麼方向，各種資源和情報工作就會投向什麼方向。“9·11”事件之前，美國情報界的視線主要集中在大國博弈，恐怖主義威脅的優先級別甚至低於自然災害的預警。從巴黎襲擊的結果來看，恐怕法國並未真的將視線回收到保護本土安全之上。
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承認，ISIS這個怪胎確實殘暴得近乎歇斯底里，然而其組織形態卻非常先進且極具靈活性，更根據外部環境不斷進化。尤其在利用現有國際關係的制度漏洞方面，有著遠遠超過其前身基地組織的政治水平。
如果僅從技術上來看，消滅ISIS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反觀中東現狀，似乎實在難以找到從意識形態上擊敗ISIS組織的可能，即便是通過軍事打擊和情報作業成功削弱了該組織的實力，甚至將其建立的邪惡帝國徹底佔領，也很難保證他日其他極端組織不會在其基礎上死灰復燃，就如同ISIS從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中蛻變出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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