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還預見到“最終兵器”的即將出現。這種兵器的速度極快，打擊範圍帶有洲際性，能在瞬間形成難以想象的巨大破壞，是唯一可以將現代戰爭從持久戰形態轉變為速決戰的手段。到時候，太平洋和西伯利亞的穿越都將不再是難事。戰爭將真正帶有全球性。因而，石原主張，半工業化的日本應在“最終兵器”誕生前，儘量擴張勢力，完成向“國防國家”的轉型，做好最終決戰的準備，在擴張的方向上，他特別注重東亞大陸。他認為，必須控制住“滿洲”，才能將中、蒙、蘇勢力分割開來，進而整合大陸資源，實現“國防國家”的建設大計。但在控制了“滿洲”之後，則應適可而止，充分吸收消化擴張成果，等待有利時機，再衝出蘇美包圍圈。
美國援華飛虎隊戰鬥機，為地面部隊提供有效的空中掩護
然而，石原終究只是一個“半現代”的人物。他一生未能實現戰略直覺向科學化、學理化、系統化的現代戰略思維的轉變，這使得他的思想中存在巨大的盲區。
盟軍在異國他鄉勇猛作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貢獻
作為一個虔誠的日蓮宗信徒，石原顯然未能協調好宗教信仰與戰略理性之間的關係。他從未能洞悉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客觀實質及其微妙影響。他總是將國際博弈簡化為宗教戰爭式的善惡大決戰，將戰爭看作促成人類大一統的機運。用他的話說，人類的最終命運將由東洋王道與西洋霸道的總決戰來決定。戰場就在太平洋上，時間是1970年前後，屆時，日本將代表王道精神，對戰代表西洋霸道的美國。如果日本勝利，就可以“讓日本的天皇成為世界的天皇”。可是，究竟什麼是王道，什麼是霸道，石原從來沒有進行過解釋，不僅從未形成準確的定義，連較清晰的概念都未形成。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投入中國戰場的坦克，給中國軍隊造成重大威脅
此外，何以日美會分別成為這兩種精神的代表，決戰又為什麼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太平洋上，更關鍵的是，所謂“最終兵器”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武器，其建立在何種科學原理基礎之上，日本又該如何發展？所有這些，雖然同樣從未解釋，而是充斥著“我認為”“我覺得”“我相信”“我預感”-------其思維與其說像一個現代戰略家，不如說更像一個穿越自農業文明時代的宗教領袖。這就是其在世界戰略界中始終處於邊緣人的角色，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徹底的怪胎。
日本在中國戰場使用的裝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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