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还预见到“最终兵器”的即将出现。这种兵器的速度极快，打击范围带有洲际性，能在瞬间形成难以想象的巨大破坏，是唯一可以将现代战争从持久战形态转变为速决战的手段。到时候，太平洋和西伯利亚的穿越都将不再是难事。战争将真正带有全球性。因而，石原主张，半工业化的日本应在“最终兵器”诞生前，尽量扩张势力，完成向“国防国家”的转型，做好最终决战的准备，在扩张的方向上，他特别注重东亚大陆。他认为，必须控制住“满洲”，才能将中、蒙、苏势力分割开来，进而整合大陆资源，实现“国防国家”的建设大计。但在控制了“满洲”之后，则应适可而止，充分吸收消化扩张成果，等待有利时机，再冲出苏美包围圈。
美国援华飞虎队战斗机，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掩护
然而，石原终究只是一个“半现代”的人物。他一生未能实现战略直觉向科学化、学理化、系统化的现代战略思维的转变，这使得他的思想中存在巨大的盲区。
盟军在异国他乡勇猛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
作为一个虔诚的日莲宗信徒，石原显然未能协调好宗教信仰与战略理性之间的关系。他从未能洞悉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实质及其微妙影响。他总是将国际博弈简化为宗教战争式的善恶大决战，将战争看作促成人类大一统的机运。用他的话说，人类的最终命运将由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的总决战来决定。战场就在太平洋上，时间是1970年前后，届时，日本将代表王道精神，对战代表西洋霸道的美国。如果日本胜利，就可以“让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可是，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石原从来没有进行过解释，不仅从未形成准确的定义，连较清晰的概念都未形成。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坦克，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威胁
此外，何以日美会分别成为这两种精神的代表，决战又为什么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太平洋上，更关键的是，所谓“最终兵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其建立在何种科学原理基础之上，日本又该如何发展？所有这些，虽然同样从未解释，而是充斥着“我认为”“我觉得”“我相信”“我预感”-------其思维与其说像一个现代战略家，不如说更像一个穿越自农业文明时代的宗教领袖。这就是其在世界战略界中始终处于边缘人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怪胎。
日本在中国战场使用的装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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