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中兴之臣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其中曾国藩与左宗棠是一个时代的人，而李鸿章与张之洞是一个时代的人，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张之洞则是湖广总督兼属南洋大臣，这两个人不论是官职、地位、为政思想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主张外修和睦、内图富强，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李鸿章是一个实打实的实务派，而张之洞却更像是一个理想派，李鸿章曾经给与张之洞这样的评价：
不图香涛做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
书生之见说出了张之洞的特点，书生指的是饱读诗书、未经社会历练、意气风发的少年，而书生提出的见解往往都是美好的、理想化、但不切合实际的，就像后人评说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向光绪皇帝提出的意见一样：中日合并成一个国家，请伊藤博文来大清做维新变法的总顾问，现在看来，也是过于理想化而并不切合实际，也是书生之见，当然这也与张之洞的出身有关，张之洞出身科举，后入翰林，可谓是饱读诗书，写的一手好文章，就连慈禧太后都说读张之洞的折子是一种享受，而李鸿章则是在战争中历练出来的，所以张之洞更务虚，李鸿章更务实，慈禧太后曾经对摄政王载沣说：张之洞之所以久任封建大吏，但始终不能进入中枢，主要还是因为张之洞更多的是纸上谈兵。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曾这样评价这两个人：李鸿章是实践之人，张之洞是浮华之人，张之洞最好名，而李鸿章则最不好名，所以李鸿章在外交上常常替清政府背锅，张之洞则留下了一个好名声，梁启超对于张之洞好名的评价有没有道理呢？
证据还是有的，例如清末时期由张之洞一手创建的、全亚洲最大的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张之洞主持修建的，但是在汉阳铁厂没投产多久就面临着濒临破产的境地，因为汉阳铁厂的选址出现了巨大问题，汉阳这个地方即不产铁，又不产煤，这与西方选址的常识严重违背，也加重了汉阳铁厂的生产成本，原来将铁厂放在汉阳是张之洞的主意，因为将铁厂放在繁华的武汉地区，可以让铁厂轰鸣的机器声、冒黑烟的大烟囱显而易见，更加凸显出自己的政绩，于是张之洞为了政绩将铁厂设在了繁华的市区，加重了铁厂的成本。
西方记者曾经这样评价张之洞：张之洞大人是做学问的，他做事讲究长远影响，张大人是做的少说的多，遇事必争先。
梁启超、李鸿章、慈禧太后、西方记者对于张之洞的评价虽有偏颇，但大致内容一致，就是说多做少、书生意气、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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